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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方向的郊区地铁线路电气化之后，尽管老一辈的居民抗议说这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郡，而非伦敦在郊区的一个集体宿舍，伦瑟姆还是渐渐变成了一个上班族居住的城镇。这个小城相对于其他战后一蹶不振的城镇更快地接受了开发商和本地政府对于英格兰传统的劫掠，并迅速将这种破坏一切的功能发挥到极致。18世纪宽敞的大街，尽管遭到两座现代化的百货大厦亵渎，但本质上还是完好无损的，而面对泰晤士河的一小堆乔治王朝时代的房子还是会经常被拍摄并用来做圣诞日历的照片，但是这需要摄影师对画面做一些加工，将停车场和公共厕所排除在外。选区的保守党就是在这些房子中较小的一座里建立了自己的总部。迎接达格利什的是党主席弗兰克·马斯格雷夫和副主席马克·诺林杰将军。
像往常一样，他为这次拜访提前做了功课。他对这两个人的了解比这两个人认为的要多得多。过去的20年里，他们两个人一直默契地运作着本地的党内事务。弗兰克·马斯格雷夫是个房产商，有自己的家族企业，尚独立于那些联合大企业之外。他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公司。以达格利什开车经过附近村庄以及在此城镇所看到的房屋广告的数量来看，生意应该还挺不错。每个拐弯处都能看到黑色粗体的“马斯格雷夫”这个单词印在白色底板上。这种反复变成了一种几乎能预料到在前方目的地中即将面对的不快的提醒。
马斯格雷夫和将军是非常不搭调的一对。第一眼看过去，马斯格雷夫才像是当过兵的。他和已经过世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长得太像，达格利听到他说话时也有意模仿这位令人尊敬的将军那种断断续续的厉声咆哮，并且丝毫不感到奇怪。将军的个头还不及马斯格雷夫的肩膀，他瘦小的身体笔直、僵硬，就像他的脊椎已经没了。他的头顶已秃，周围还有一圈白发，上面布满斑斑点点，就像鹌鹑的蛋。马斯格雷夫做介绍的时候，将军抬起头来看着达格利什，眼神像孩童一样单纯、真诚，但又充满紧张与困惑，就好像他对着无法抵达的地平线看了太久。和马斯格雷夫一身正式的西装还有黑领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将军穿了一件老旧的呢子夹克衫，根据一时的心血来潮还进行了裁剪，两个胳膊肘上各有一块椭圆形的山羊皮补丁，衬衫和军用领带还无可挑剔。他的脸上放光，有着那种被照顾得很好的孩子所特有的脆弱。即便是刚开始的客套寒暄，这两个男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也马上表现了出来。只要将军开口，马斯格雷夫的视线就会在他和达格利什之间来回打转，像家长一样微微焦虑，皱起眉头，好像在担心自己孩子的聪明才智会被低估一样。
马斯格雷夫领着他们穿过宽敞的门厅，走过短短的一道走廊，来到位于房子后侧的一个房间，博洛尼曾把这个房间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他说：“博洛尼死后门就一直锁着。你们的人来过电话，但是就算不说我们也会把它锁起来的。将军和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做法。并不是说这里有什么能启发破案的线索，反正我觉得没有。当然了，也欢迎你们过来查看。”
空气陈腐，飘满灰尘，几乎发出酸臭的味道，就像这个房间不是只锁了几天，而是被锁了几个月。马斯格雷夫打开灯，走到窗户边，用力拉开窗帘时发出一连串的咯咯声。北方一道微弱的光亮穿过尼龙窗帘，达格利什能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型砌有围墙的停车场。他想，他很少遇见比这还令人压抑的房间，但又很难解释他怎么会突然体会到这种沉重的沮丧感。这个房间并不比同一类的其他房间更糟，它的功能性很强，十分整洁，缺乏个性，他却能感受到在空气当中都充满了那种忧郁。
他说：“他在选区的时候会待在这座房子里吗？”
“不，只是把这个房间当作办公室。他通常都待在考特尼分部。鲍威尔太太给他留了一张床位。这样比在选区买一套公寓更便宜，也不会有太多麻烦。他倒是偶尔会跟我谈起这个，请我帮他找一处公寓，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我觉得他的妻子也不是很热衷于此。”
达格利什随意地问道：“您经常见到博洛尼夫人吗？”
“并不经常。她当然也会来履行自己的一些职责。每年的招待会，在地方选举时露面这一类的事情。她在哪里都非常优雅，起到装饰作用，但对政治并不是很感兴趣。将军，您以为呢？”
“博洛尼夫人吗？不，不是很感兴趣。当然，上一位博洛尼夫人就不一样了。但是话说回来，曼斯顿家族毕竟已经是四代人从政了。我过去有时候会想，博洛尼踏入政坛是不是就是为了取悦他的妻子。我觉得他妻子死了之后他对政治就没有那么多的投入了。”
马斯格雷夫给了他尖锐的一瞥，仿佛他在说什么异端邪说，之前从未被承认过，现在最好也是绝口不提。他飞快地开口道：“是的，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非常不幸。当时是他在驾驶，我想您已经听说了。”
达格利什说：“是的，我听说了。”
现场出现了令人不适的短暂停顿，他感觉芭芭拉·博洛尼的美丽形象在寂静的空气里闪闪发光，让人心神不宁。
他开始审视这个房间，注意到将军投来的焦虑又充满希望的目光，还有马斯格雷夫锐利的视线，就像在观察一个实习生第一次清点库存。房间正中面向窗户处有一张结实的维多利亚式书桌和一把带按钮的转椅。前面是两把稍小一点的皮制单人沙发。一张现代样式的桌子，一侧摆了一台笨重的老式打字机，壁炉前面还有两把椅子和一张低矮的咖啡桌。唯一比较显眼的是壁炉右侧凹陷处一个带玻璃门的书橱，窗格周围是一圈铜包边。达格利什在想这两个人究竟知不知道这个书橱的实际价值，但是他又猜测对传统的尊重禁止他们卖掉这个书橱。像那张书桌一样，这个书橱也是这个房间的一部分，神圣不可侵犯，不能为了一时暴利就任意处置。他踱着步走到书橱面前，看到里面凌乱地放置了各种参考书，有本地指南、保守党知名党魁的自传、名人录、议会报告、国家文书出版署的出版物，甚至还有几本经典小说，明显是通过时间不断塞进书橱里的。
书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为人们所熟知的温斯顿·丘吉尔肖像画的复制品，右边挂着一大张撒切尔夫人的彩色照片。但是，马上吸引住视线的是壁炉上方挂着的那一幅画作。达格利什从书橱旁边走过去，看到这是由18世纪油画家亚瑟·戴维斯画的一幅哈里森一家人的肖像。年轻的哈里森，穿着缎子马裤的双腿优雅地交叉站立，充满傲慢占有欲地站在一把园林凳旁边，凳子上坐着他那脸庞瘦削的妻子，怀中抱着一个小孩。一个小女孩拘谨地坐在她身边，捧着一篮子鲜花。再往左，她的兄弟的一只胳膊举了起来，牵着一条风筝线，在夏日蓝天中闪闪发光。这群人身后是英国盛夏温和的风景，平滑的草地、湖水和远处庄园主的宅邸。达格利什记起他在与安东尼·法雷尔谈话的时候，他曾经提起过马斯格雷夫将得到一幅戴维斯的画作，想必就是这一幅了。将军说道：“博洛尼把它从坎普顿小丘广场拿了过来。他移开了丘吉尔的肖像，将这幅画挂在了那里。当时我们对这一举动反应比较大，因为丘吉尔的画像一直都是挂在壁炉上面的。”
马斯格雷夫走到了达格利什身边。他说：“我会怀念这幅画的，百看不厌。这幅画是在赫特福德郡画的，离这里只有六英里。现在您也还可以看到同样的风景。同一棵橡树、同一片湖水，还有那座房子，现在是个学校。那座房子售出的时候是我祖父当的中介。只有在英国才能看到这样的风景。我之前并不知道这个画家，直到博洛尼把这幅画拿了过来。很像盖恩斯伯勒的作品，不是吗？但我不确定这一幅和国家美术馆里的那幅《罗伯特·安德鲁斯夫妇》相比，我更喜欢哪个。画里的两个女人有点儿像，不是吗？都是脸庞瘦削、傲慢的那种，这两个人我都不想娶回家。但是画得实在太棒了，太妙了。”
将军平静地说：“这家人来取画的时候我就放心了。这也是一份责任。”
这么说他们两个都不知道遗产的事儿，除非他们比他想的更会演戏。达格利什谨慎地保持着沉默，但是他也乐意付出很大的代价，只要看到马斯格雷夫知道自己走了大运之后的表情就值得了。他在琢磨是什么样突如其来的慷慨促成了这番馈赠。这是对政治忠诚相当大方的一份回馈。但这同样让局面变得复杂了，令人心烦。不管他有多么渴望得到这幅画，常识和想象都在抗拒马斯格雷夫会为了占有一幅画就割断自己朋友喉咙这种观点，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知道这幅画在遗嘱中留给了他。但是如果按照正常的寿命长度来看，除非意外幸运，不然他不可能比博洛尼活得久。他有可能拿走了日记。他几乎是百分之百有可能知道博洛尼刮胡子用的是剃刀。像其他能从博洛尼之死获益的人一样得采取一定策略对他展开调查。几乎可以肯定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会耗费很多时间，会对调查的主要方向造成干扰，但还是得按部就班地进行。
他很清楚，他们在等他提起谋杀案。相反，他只是走到桌前，坐在了博洛尼的椅子上。至少这把椅子很舒服，特别适合他的长腿，就好像是专门为他定制的。桌子表面有薄薄一层灰尘。他打开右边的抽屉，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盒信纸和信封，还有一本和在尸体旁发现的很类似的日记本。他打开日记本，看到里面只记录了一些活动安排，以及在选区时的活动备忘录。在这里，他的人生也井井有条，划分得很细致。
窗外开始下起毛毛雨，玻璃上漫起一层水雾，停车场的砖墙和光亮的弧形车顶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幅点彩画。他想，博洛尼来到这间不见日光、压抑、阴郁的房间里的时候肩负了什么样的重担？是从他全身心投入的政治中突然醒悟过来了吗？还是对他死去的前妻、他失败的婚姻心怀内疚？对刚刚离开的情妇心怀愧疚？因为忽视了自己的独生女、夺走了本该属于他哥哥的头衔而产生负罪感？因为最受喜爱的长子死去而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自责？“我人生中理应值得珍惜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通过死亡事件才得到的。”是不是还有新近才产生的一种罪恶感？因为特蕾莎·诺兰堕掉了一个孩子而选择自杀，他觉得无法面对？那是他的孩子吗？这些一丝不苟堆叠整齐的文件和材料似乎在嘲笑他那无序、混乱的人生，这里面除了出于好意，本质上却和第22条军规一样的条文之外还有什么呢？无非是受害者身上压的板条。如果你要给他们提供他们真心渴求的，就得敞开心扉，感同身受地倾听，越来越多的人会来见你，将你的精神与体能全部榨干，直到你献出全部。如果你不理睬他们，他们便不会再回来，只留下你为自己如此没有人性而自我鄙夷。他说：“我想这个房间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马斯格雷夫更快地反应过来他想表达什么。
“十有八九是这样。他们耗尽了所有家人、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工作人员、当地官方和所有朋友们的耐心。然后就到这里了。‘我把票投给你了，你得做点儿什么事。’当然了，有些议员很喜欢干这个，觉得这是整份工作当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他们就是心愿未了的社工。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几乎是上瘾一样跟人们解释政府权力的局限性、任何政府都有的局限性。还记得有关市中心的最近一场辩论吗？我当时坐在公众旁听席。他的嘲讽当中有很多被强压下去的怒气。‘如果我对尊贵的议员刚才那混乱的论证理解无误的话，您的意思是政府必须保证智力、才能、健康、精力和财富都是平等的，同时又要从下个财政年开始消除犯罪。神圣的天意都没有实现的目标，女王陛下的政府居然通过法规和指令就可以实现？’下议院不怎么喜欢他的言论。他们不喜欢这类玩笑。”
他又补充道：“反正这注定是场败仗，用有限的行政权去教育选民。没人愿意相信。况且在民主社会，总会有个反对的声音站出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将军说：“他是个尽责的选区议员，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很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我觉得他有时候会在怜悯与恼怒之间左右为难。”
马斯格雷夫拉开文件柜的一个抽屉，随意抽出一份文件。
“以这个人为例，一个52岁的老姑娘，正处于更年期，感觉就像是身处炼狱。爸爸死了，妈妈在家里，几乎完全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要求严苛、年老昏聩。医院没有空床位，就算有的话妈妈也不情愿去。或者这个例子，两个孩子都才19岁，女孩怀孕了，他们结婚了。双方的父母都不满意。现在他们和老人一起住在狭小的连排筒子房里。没有隐私，没法做爱。妈妈透过墙板能听见声音。婴儿在号啕大哭。家人说‘早告诉你们会有这个下场了’。他们三年内都排不上政府出租的公寓，也许还要等更久。他每周六都会遇到类似这种情况。‘给我找一个病房床位、一间公寓、一份工作。’‘给我钱，给我希望，给我爱。’这份工作的意义也在于此，但是我觉得他非常沮丧。当然，我并不是说他对那些真的值得同情的人毫无怜悯。”
将军平静地说：“所有的这些事例都是真的。苦难从来都是真实的。”
他望向窗外，毛毛雨已变成连绵细雨。他说：“也许我们当时应该给他安排一个更舒适的房间。”
马斯格雷夫告诫说：“可是过去议员一直把这间屋子当作接待室，将军。而且每周只有一次接待。”
将军平静地说：“尽管如此，我们迎来新一任的议员的时候，他应该获得更好的待遇。”
马斯格雷夫毫无怨言地表示了认可：“我们可以撵走乔治。或者把顶层的那个起居室当作接待室。但这样一来就得让那些老年人爬楼梯了。我看不出来我们怎么才能重装楼梯栏杆。”
达格利什以为他马上就会打电话叫人来重新设计布局，将他自己的本意抛诸脑后。他问：“他的辞职算是意外事件吗？”
马斯格雷夫回答了他的问题：“绝对是，这简直令人震惊。震惊以及遭到背叛的感觉。没必要绕着圈子说话，将军。对于下议院的补缺选举而言算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时机，他肯定也知道。”
将军说：“几乎算不上背叛。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边缘席位。”
“这年头，低于1.5万张选票的都算边缘席位了。他本应该坚持到选举结束才对。”
达格利什问：“他为此做出解释了吗？我以为他见过你们两个人，而不只是写了封辞职信。”
这次又是马斯格雷夫回答的问题：“哦，他是见我们了。事实上他是直到告诉我们之后才给财政大臣写的辞职信。我当时正在度假。我一般都是秋天休个短假。他倒是不错，一直等到我回来。他是上周五很晚的时候过来的，黑色星期五，又是13日，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说他不应该继续担任我们选区的议员代表，他的人生应该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了。我很自然地问他这里说的另外的方向是什么意思。‘您是议会的一名议员，’我说，‘又不是开公交车的司机。’他说他也还不知道，他还没有被指明方向。‘被谁指明方向？’我问。他说：‘上帝。’好吧，面对这样的回应我几乎无话可说，没有什么答案能像这个一样直接杜绝任何理性探讨的可能。”
“他看起来如何？”
“哦，非常平静，非常正常。太平静了，这就是奇怪的地方，甚至有一点点诡异。您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将军？”
将军轻声地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摆脱了痛苦、特别是肉体上的痛苦的人。苍白、憔悴，但是非常安详。你不可能注意不到那种神情的。”
“哦，他是够安详的，也非常顽固，没法和他争论。但是他的决定和政治无关。至少我们确认了这一点。我直接问他：‘您是对政策、对党、对首相、对我们失望了吗？’他说并不是这样的。他说：‘这和政党没有任何关系，是我自己需要做出改变。’他听到这个问题很吃惊，还有点被逗乐了，就好像这是完全不相关的事。不过，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不相关的。将军和我的一生都致力于为我们的政党服务，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不是什么游戏，不是不费力就拿起来，无聊了又放下的那种微不足道的追求。我们理应获得更好的解释以及更贴心的关怀。他看起来几乎是很厌恶必须要谈及这件事。我们就好像是在讨论夏天招待会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