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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格利什本来打算周六下午一个人开车去萨里农舍见诺兰一家。通常他会把这样的小事交付给马辛厄姆和凯特，甚至是警长或者警员去做。当他告诉马辛厄姆自己不需要有目击证人陪同，也不需要别人在旁边做笔记时，他能看得出他眼中的惊愕。这趟旅行本身并非毫无意义。如果博洛尼的谋杀案与特蕾莎·诺兰的自杀相关联，他发现的任何关于这个女孩的信息可能都至关重要。她现在只是存在于警方档案中的一张照片，只是照片上护士帽下那张孩子气的苍白面庞。他需要把这个影子般的幽魂与那个活生生的女孩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要因此打扰沉浸在悲痛中的祖父母，至少他希望让一切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一个警察肯定要比两个更容易忍受。
但是他也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促使他只身前往。他需要一两个小时的宁静与独处，需要一个离开伦敦、离开自己办公室、离开响个不停的电话、离开马辛厄姆和小分队的借口。他需要从副督察长虽未言明但胜过有声的谴责中逃脱出来，他指责他把一个令人惋惜，但毫无疑问是一人自杀、另一人被杀的案子搞成了一个谜团，他们都在浪费时间进行没有目标的追捕。他需要逃离，不管能逃多久，都要从堆满了书的书桌旁逃开，从他人施加的压力中逃脱出来，用更加清晰、不带偏见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案子。
这是一个温暖的大风天。湛蓝的天空中飘过被风撕碎的云团，在秋日收割过的田野上洒下淡淡的影子。他走的是途经科巴姆和埃芬厄姆的一条路，从A3出口下了高架之后，他开着捷豹XJS来到备用车道，敞开了车顶棚。经过科巴姆之后，风拉扯着他的头发，他觉得自己在一阵阵的狂风中能闻得到秋日里松木燃烧的浓郁气味。狭窄的乡村小路被染成白色，在两片草地之间蜿蜒穿过萨里的林地。而后林地突然消失，南唐斯丘陵和苏塞克斯一览无余。他希望道路能在车轮下平铺开来，能够永远没有方向、没有终点地开下去，希望自己能够一脚踩下油门，在突然的加速中丢掉所有的沮丧，希望这种在他耳旁呼啸的秋风能够将他眼中甚至心中的血色永远吹散。
他有些害怕自己的旅程太快结束，结果反倒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他穿过希尔，发现自己在攀爬一座矮山。道路左边，在橡树和欧洲桦树包围之中，一座不起眼的维多利亚式农舍由一座有着低矮篱笆的花园包围着，白色的大门上漆着农舍的名字“韦弗农庄”。离它20米以外的地方，道路再次向前伸展，他将捷豹小心地停靠在了铺着细沙的路旁。熄灭引擎后便是绝对的寂静，连鸟鸣声也没有。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精疲力竭，就好像是通过了给自己强加的严酷考验之后才来到了这里。
他之前打过电话，所以知道他们一定已经在等着他了。但是所有的窗户都紧紧关着，烟囱里也没有冒出炊烟，整个农舍有一种遮遮掩掩、令人压抑的气氛，这个地方虽然没有荒废，但主人似乎有意将它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前花园没有打理，不像普通农庄花园那样偶尔会开满茂密的鲜花。所有的植物都被摆成了几列，有菊花、紫苑和大丽花，在它们中间是一列列半露出来的蔬菜。花园没有除过杂草，门两侧的两块小草坪也未经修剪，非常凌乱。门上有马蹄铁形的铁门环，但是没有门铃。他轻轻地叩了叩门，猜想他们一定听到了汽车声，已经在等着他敲门了，然而过了整整一分钟门才打开。
他说：“是诺兰太太吗？”随后拿出了自己的警察证，像往常一样，觉得自己就像是个挨家挨户纠缠不休的推销员。她几乎没正眼看他的证件，只是侧过身让他进屋。他想，她一定将近70岁，而不会才60岁出头。她是个小骨架的女人，有一张轮廓分明、面相焦虑的脸，向外凸的双眼和她孙女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双眼正望向他，他太熟悉这种表情了：其中混杂了恐惧、好奇和宽慰，暗自庆幸着至少他看起来还有个人样。她穿了一身蓝灰色的人造纤维运动套装，肩膀处不是很合身，剪短并包边的地方起了很多皱褶。她外套的翻领上有一枚圆形的胸针，上面嵌了各种颜色的银制小块，扯得薄薄的运动衫直往下坠。他猜她一般都不会在周六下午如此打扮，她是专门打扮成这样等他来访的。也许她是那种面对人生所有苦难与悲剧时都会盛装打扮的女人——打扮是在面对未知事物时表现出的小小骄傲与反抗。
方形的起居室里只有一扇窗户，在他看来更像是伦敦郊区典型的住房，而不是深入林间的乡村农舍的设计。房间整齐干净，但没有什么特色，还有一点昏暗。原有的壁炉被一个装饰着木质饰架的大理石仿制品取代，还配有电子火焰装饰，其中一格正在“燃烧”着。两面墙上包了一层俗气的壁纸，绘着玫瑰与紫罗兰交杂的图案，另外两面墙上则是简单的蓝色条纹壁纸。没有衬里的薄窗帘有纹路的那一面对着马路，如此一来，下午的阳光就会穿过窗帘上带有球根的粉色玫瑰图案和覆满常春藤的窗格照射进来，投下斑驳的花纹。两把现代样式的扶手椅放在壁炉两侧，房间中央则是一张大桌子，配了四把椅子。离得比较远的那一面墙边放了一台大电视，高高地摆在一座有轮子的柜子上。除了一份《广播时报》和《电视时报》，屋子里没有别的杂志，也没有书，唯一的装饰画是壁炉上方的一幅俗艳的圣心像。
诺兰太太向达格利什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丈夫。他就坐在右边的扶手椅上面朝着窗户。他是一个体形高大、面容憔悴的男人。达格利什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只是拘谨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起身。他的面孔很僵硬，在一束束穿过窗帘的阳光照射下，起起伏伏的脸就好像是被雕刻过的一块橡木。他的左手放在膝盖上，正不自觉地一直敲打着一片文身。
诺兰太太说：“您愿意喝点儿茶吗？”
他说：“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非常感谢。”他想：我的一生似乎都在不停地听到这个问题，并做出这样的回答。
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似乎很满意，然后开始忙碌起来。达格利什想：我只是说了符合惯例的客套话，她的回应就好像我帮了她一个大忙一样。警察工作使得我只要像个普通人一样就能让他们如此感激，它到底怎么了？
两个男人沉默地等着。茶很快就煮好了，他想，这也许就是她过了一会儿才来应门的原因。他一敲门，她就急忙把水烧上了。他们坐在桌前，拘谨又正式，静静等待艾伯特·诺兰僵硬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痛苦地一点点挪到桌子旁边。这种努力引发了又一轮的颤抖。他的妻子没有开口，给他倒了杯茶，把茶杯放在了他的面前。他没有端起茶杯，而是低下头，沿着茶杯边沿大声地喝着。他的妻子甚至都没朝他看一眼。桌子上有一块切了一半的蛋糕，据她所说，里面有胡桃和橘子酱。达格利什要了一片之后，她又微笑了一下。蛋糕有点干了，也没什么味道，在他嘴里变成了一坨面团。小块的碎胡桃塞在了他的牙缝里，偶尔吃到的橘子瓣令舌头发酸。他喝了一大口浓郁的、加奶太多的茶才把蛋糕都冲下肚去。屋子的某个角落里，一只苍蝇在不懈地发出嗡嗡巨响。
他说：“很抱歉，我不得不来打扰你们，恐怕对你们来说也非常痛苦。我在电话里已经解释过了，我正在调查保罗·博洛尼男爵死亡一案。他死前不久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暗示他可能和你们孙女的死有关。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诺兰太太的茶杯在茶托里剧烈地抖动着。她把双手都放在桌子下面，就像一个在聚会上乖乖听话的小孩。然后她瞥了一眼她丈夫，说：“特蕾莎是自杀的。我想你已经知道了，警官。”
“我们的确知道。但是保罗男爵人生最后几个礼拜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有重要意义，包括收到那封匿名信。我们想要知道究竟是谁寄出的信。您看，是这样的，我们觉得他很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诺兰太太说：“被谋杀？那封信不是从这座农庄寄出去的，警官。上帝保佑，我们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
“我知道。我们从来没想过你们会这样做。但是我想知道您的孙女是否跟您谈起过什么人，比如一个可能会把她的死归罪到保罗男爵身上的密友。”
诺兰太太摇了摇头。她说：“你是说，那可能就是杀了他的人？”
“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
“可能会是谁呢？一切都说不通。除了我们，她和别人关系都不好，我们也从未对保罗男爵出手，但是上帝知道我们对他已经够不满的了。”
“对他不满？”
突然，她的丈夫开口了：“她在他家工作的时候怀了孕。他又知道从哪里找到她的尸体。他是怎么知道的？你倒是和我说说。”
他的声音非常刺耳，毫无感情，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用尽了全力，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达格利什说：“保罗男爵在接受调查的时候说，您的孙女有天晚上和他谈起过她对树林的喜爱。他想如果她决定终结自己的人生，可能会选择伦敦市中心唯一的一片林地。”
诺兰太太说：“我们从来没有给他寄过那封信，警官。我确实在警方调查的时候见到过他。我丈夫没有去，但是我想我们俩得有一个人到场。保罗男爵和我说了话。他实际上很善良。他说他很抱歉。好吧，这种情况下除了这么说还能怎么办呢？”
诺兰先生说：“抱歉，不过是啊，我敢说他肯定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她转向他：“孩子他爸，没有那样的证据。他是个结了婚的男人。特蕾莎不可能这样做的，不可能和已婚男人做出这种事。”
“谁也不知道她可能会做什么事，也不知道保罗男爵会做出什么事。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自杀了，不是吗？先是怀孕，然后堕胎，最后自杀。他们的良心已经不受谴责了，多一桩罪过又有什么关系？”
达格利什温和地说：“你们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她的事吗？是你们抚养她长大的，不是吗？”
诺兰太太近乎急切地转向他：“就是这样。她身边再没有别人了。我们就一个孩子，她的爸爸。特蕾莎刚出生10天，她妈妈就去世了。她得了阑尾炎，结果手术出了差错。医生说，百万分之一的概率让她给赶上了。”
达格利什想：我不想听这些。我不想聆听他们的痛苦。他最后一次去见自己死去的妻子时，她怀里还抱着他们刚出生的儿子，两个人都已染上了死亡那种神秘的虚无感。那个时候他们的产科医师也是这样说的，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就好像告知你这种罕见的概率挑选了你的家人，向你展示这种随机数据的不可靠是一件令人欣慰，甚至值得骄傲的事。突然之间，苍蝇的嗡嗡声变得难以忍受。他说：“失礼。”他抓过桌子上的《广播时报》，猛地向苍蝇横扫过去，但是没有打中。他又充满嫌恶地向玻璃上打了两次，嗡嗡声才终于停了下来，苍蝇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只留下了一个淡淡的污迹。他说：“那您的儿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