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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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2.5 香港
问：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文艺政策开放到什么程度？
答：现在一般发表文章是自由了。除非出现政治或民族政策问题，否则“当局”一概不管。一九八六年底至八七年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短时期，一度较难发表作品，但是过后又没事了。然而要在文学作品中谈论政治恐怕很难，或许可以打打擦边球吧。
问：当代作家应如何处理个人与政治的关系？
答：文学肯定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中国人尤其离不开政治，写不出纯粹的东西。文学固然有功利的一面，可不能急功近利。“伤痕文学”大都急功近利。我只把“文化大革命”利用为创作的工具、手段，伤痕文学却以此为目的。以政治口号为写作目标是我最讨厌的。我把写作当成个人的事，关起门来就写。
问：你认为大陆女作家的处境与男性同行有何不同？
答：内地的女作家凭直觉写作，问题较少，还未到提倡女权的地步。倒是男人一生下来就受到几千年来种族、心理、社会责任、文以载道等各方面的限制。大陆的男作家还没有站起来，只是一个劲儿冒充阳刚之气。
问：大陆文坛有没有足够条件造就未来的文学经典？
答：有作家预言中国在未来三十年内会出现大文学家。但我觉得条件还不够——主要是民族的文化素养不足。现在连纯文学都没有，将来只有越来越衰落、退化，更遑论经典了。发展下去可能是：写了好作品根本没人知道，谁也看不懂，或者只有一小撮知识分子知道，除非有好的权威出来肯定。可是国内的评论界只会乱搞新名词来吓唬人，简直是耻辱。
问：大陆文坛最近流行“走向世界”的口号，你有何看法？
答：这都是批评家吃饱饭没事干弄出来的。至于拿诺贝尔文学奖，那当然重要，但得真正去做。我们的问题是缺乏大批纯文学、真正个性化的作品，外国却有很多。看来，“大陆文坛”暂时仍难以“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