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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25 在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
问:先谈谈您所经历的创作道路好吗?
答:我成为专业作家是在一九八八年,在那之前我和我丈夫做裁缝。从写作的过程看,过去的每个阶段都有特征。早期的《黄泥街》、《山上的小屋》,特点是人间烟火的味道重一点;第二阶段,包括《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苍老的浮云》以及我唯一的一部长篇《突围表演》,是从外向里的挖掘,像旋风一样层层深入地旋进去;第三阶段,从《痕》开始,专门集中在一种深层的东西上,是以艺术家本身的创作为题材。以后又写了《思想汇报》。写论文时,有学生说我是“自己吃自己”。现在应该是第四阶段,跟以前又有一点不同。
问:近年来您转移到文学大师的解读。从小说创作到对文学大师的解读,是有意识的转变呢还是顺其自然?
答:应该是顺其自然。这种解读同时也是对于自己思路的整理。搞了十六年的创作,思想应该整理一下,我写的是别人,实际上也是自己的创作观念,解读大师也是自己的创作观念,解读大师也是在探讨自己、探讨灵魂,这种探讨只能建立在写作的过程中。但我在写评论的同时也写了很多小说。
问:从什么时候开始解读的?
答:这项工作从一九九七年开始,那时是解读卡夫卡,从近代开始越写越远。只要是影响过我的作家,都来写一下。
问:与写小说相比,这种解读是否更为不易?
答:当然了。自己的写作是凭灵感,原则的东西或“无意识”多一些,没有事先的构思;解读大师除了创造还要理解别人,力求跟你的对象达到最深层次的沟通。我一般是反复地看,至少看一年,然后开始写。比如我看了日本作家松浦理英子的《大拇指》,就觉得能与作者达到深层次的沟通。如果只是一般的理解,写出的评论也只是表面的;只有达到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心有灵犀了,才能有灵魂上的沟通。
问:听起来好像有点玄妙。怎么样才能感觉自己已经达到和作者的“神交”了?
答:一定要有所准备。我已经有一二十年的准备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做同一件事情。创作和解读都是在做同一种事情,那就是灵魂的探索。有人说这种事很快就可以做完,这是对文学的无知。问:有评论说您是当代文学的奇才。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答:每个作家都是奇才。我写的不是外在的东西,都是挖掘潜意识的小说。我的小说就是跟别人不同。我写的所有的题材都是灵魂的故事,不是直接写外面的东西,从《黄泥街》开始。那篇小说开始还有外在的东西,写到中间就开始往“里”转向。大家都知道的,看我的写作状态也能看出,只要有凳子,有支笔,我就可以写,不论外界有多少事情。我以前做衣服时,客人很多,来来往往的,别人打断了我的写作也没关系。我的创作氛围比较浓,不容易被干扰。
问:这一点又和别的作家不同了,很多人在写作时需要特别安静的环境。
答:一九八三年我写《黄泥街》时我还在做衣服,带了四五个徒弟,有时来了顾客,闹哄哄的,时间被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我从那时开始写,拿起笔的一瞬间就觉得跟别人不同。其实我最初也不太明确为什么写,不知道自己写的什么,完全是自发的,朦朦胧胧的,只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写,里面还有现实主义的痕迹。写到中间就开始突破,觉得自己并不是要写外面的东西。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想更好地表达自己。于是写到中间就出现了不太好理解的人物:王子光。那是照亮我的写作的“一束光”,从这个人物出现起,我就达到了由外向内的转换。
问:听说您还当过铣工、装配工?从这些复杂的经历到当作家,这个过程是必然还是偶然呢?
答:写作总还要有基础,就是自己以前的基础和阅读。我从小爱阅读,一直在看,不停地体验,等于在不断地认识自己和否定自己。所以写作应该是必然的,非写不可。
问:这么说您写作的过程很顺利?
答:写完《黄泥街》后我并不认为能发表。那时发表作品很不容易。没想到正好碰上改革开放,很顺利地发表了。这就更加刺激了我的写作欲望。我在创作上一向比较顺利,只要有自发的创作冲动,没有越不过去的障碍。
问:每天都有创作计划吗?
答:大概每天创作七八百字,每天都写,大年三十都写,加起来也不少了。我一直用手写,用电脑眼睛吃不消。
问:可以谈谈您现在的生活状况吗?
答:非常平淡。我的丈夫协助我,他把家里的一切安排得很好。我就只有两件事:写作和锻炼。不写小说我会感到不愉快;写小说非得锻炼。我每天跑步四公里,做三百下俯卧撑。
问:您给我印象非常单纯。是不是生活中也是这样?
答:那是表面的,伪装的。我是很复杂的。我的性格比一般人更特别,里面的矛盾非常尖锐。这种对立面在作品中也有表现,不然怎么写出这么怪的作品?就是运用理性的力量在走钢丝。
问:除了解读大师的作品,您还在读其它书吗?
答:就是读经典文学。只要看见好一点的我就读。比如《大拇指》,我认为是最高水平了,放在世界文学中也是最好的。
问:国内的作品读吗?
答:中国的古典名著我也看过,但是觉得压抑,除了《红楼梦》,其它都看着不过瘾。最近我给青年作家薛忆沩写了篇评论,他的作品也是内心世界的表达,写艺术家灵魂的小说,和我是异道同归。我还写过余华,他早期的作品也是写灵魂的故事,是同一类型的。
问:在国外翻译中国作品的数量上讲,您是有较多作品被翻译到国外的作家。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很多,而国外翻译中国作品很少。您怎么看这种作品互译比例的失衡?
答:总有一个接受作品的过程。一九九五年以前我只在国内出版了两本小小的书,一九九七年以后到现在,出版了二十多种了。国外有幻想文学的传统,日本也是向西方学习,我们国家学习西方文学只是学到皮毛,本质的、核心的东西,理性和幻想的传统还没有学到。这两样是我们中国文学传统中最缺少的。中国人不太习惯那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只习惯触景生情似的感慨。从小我就喜欢看西方的经典文学,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堂吉诃德,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我也觉得自己是那一类的人。受的影响最多的文学就是你的传统;我是在理性和幻想上成长起来的,我又是中国人。有这个优势,西方文学接受我的作品就容易些,翻译的文字也比较早。我自己认为西方文学在走下坡路,走到头了,应该从我们这里重新刷新。
问:能谈谈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吗?
答:我一般没什么计划,都是即兴的。对我有影响的那么多大师,一下子不可能解读完。我也从来没有计划过下一步,都是心血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