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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团头目被划为“极右”,下放湖南师院劳动教养,母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一九五九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岳麓山下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每人平均生活费不到十元,又遇上自然灾害,父亲既无储蓄又无丝毫外援,全家老小挣扎在死亡线上……
南方的夏夜,神秘无比。当纺织娘和天牛之类的小虫在外面的树丛里叫起来的时候,六岁的我又开始梦游了。厨房隔着天井,里面黑糊糊的,推开门,就听见一些可疑的响声,是一个人在那里走来走去。我蹲下,将手伸进煤槽,一下子就做起煤球来。天井里传来“呼呼”的闷响,是外婆手持木棒在那里赶鬼,月光照出她那苍老而刚毅的脸部,很迷人。她弓着驼背,作出奇怪的手势,叫我跟随她。我摸黑走下厨房的台阶,外婆冰凉的手一把捉住我。我随着她在我们新垦的菜地边蹲下,我记得当时我醒了。月光下,她的全身毛茸茸的,有细细的几缕白烟从她头发里飘出,我认定这烟是从她肚子里钻出来的。“泥土很清凉。”她嗡嗡地出声。我摸了摸,的确很清凉。“只要屏住气细细地听,就有一种声音。”她又说。我抬起蒙眬的眼睛,看见清朗的夜空里满是亮晶晶、蓝汪汪的大水滴,一种模糊而清晰的响声无所不在:“踏、踏、踏……”我记起在白天,我朝山涧的溪水里扔了一个布娃娃。
“茅厕里盘着一条蛇。”我扯了扯外婆的黑袍子。她一动也不动,沉思地支着下颌,浑身散发出干柴草的气味。
“如果蟒蛇追你,你就要绕到它的后面去,你只要绕到它后面,它就转不过弯来。我有一个表伯,被一条蟒蛇缠住下半身,他用手心接住伤口流出的血,将衣袋里的一包雄黄倒进去,蟒蛇舔吃之后,立刻就死了。你要是饿了,我这里埋着一个饭坨。”她从泥土里掘出一个植物的块根,抖了抖泥沙递给我。我们一直坐到下露。后来我睡着了,看见天上挂着的那些水珠发了疯地往下掉,整个夜空亮成夺目的一片。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已在铺上。或许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梦游?这事永远是一个谜。
厕所是山坡上的一个茅棚,离我们的住房有五十米远,那里面常年埋伏着一只蜥蜴。时常,我在夜间硬着头皮去解手,但总在中途吓得大哭起来。“崽崽呵,崽崽!”外婆喊着我的小名,“咚咚”的脚步在黑暗里由远而近,手中握着燃了火的杉木皮,一下一下划着弧形,还大声咳嗽,为我壮胆。“你要想一些红的、亮的、发光的东西。”她用指头敲着木板门说。纺织娘和天牛在叫,蟋蟀也在叫。蟋蟀的叫声是黑的,我不喜欢,天牛和纺织娘则是亮的,还有猫头鹰也是黑的。夏天是亮的,四季中我最喜欢夏天,冬天则是黑洞洞的,有樟脑丸的味儿。
家里烧不起煤,外婆带领我和两个小弟上山去耙柴草。太阳很厉害,林子给晒得“喳喳”作响,松毛虫动不动就掉在身上。每当我们身上出现一块红肿,外婆就连忙朝那肿块吐一口唾沫,揉几下即说:“好了。”然后诡诈地笑起来。伤处还是火辣辣地痛。柴草装满了箩筐,外婆就坐下来休息。她甩掉额上密密的汗珠,眯缝着老眼打量太阳,然后又开口讲起那个老而又老的故事:“我们家里有个舅舅,从一个和尚手里得到一件背心,穿上之后冬暖夏凉。”“要是我有一千块钱,马上去买一件那样的背心。”我睁大眼睛,遐想连翩。“那种背心是买不到的,只有法师才有。”
外婆年轻时一定是个眉清目秀的美女,她的牙齿很白,很结实,能咬断细铁丝。她是异常刚毅的,但周身总是缭绕一种神秘的气氛。她会在睡下之后突然惊醒,猫着腰去监听一种不明原因的骚响,还用手中的棍子拨出哗哗的声音。有一次我试着问过她,她眨了眨眼,矢口否认。她认得山上的每一种野菜和蕈类,每天都用我们采来的野麻叶做成黑糊糊的粑粑当饭吃,还叮嘱我们:“嚼得越久就越甜,口水里面有糖。”我试过,果然如此。她给那些菌子取出最好听的名字:包子菌、凉山菌、红衫菌、公主菌,等等。靠着这些野菜和菌类,我们才保住了性命,而她,因为绝食和劳累,终于死于水肿病。她躺在我们那个大床上的一角,全身肿得如气枕,脸如尸布,下陷的两眼闪出刺人的亮光。她反复地告诉我们:电灯的拉线开关上站着两只好看的小白鼠,正在做游戏。“下来了!下来了!捉住!”她大叫,眼中泪光闪闪,面孔上冷汗淋淋。在她安静的时候,她就凝视窗户上的那片太阳光,带着笑意问我们记不记得夏天的事。“其实鬼是没有的,我活了六十岁,从来也没见过。”她握着我的手说。她的掌心潮润,发热,完全不同于往常那种冰凉舒适。临死前有人送来了补助给她的一点细糠,她再也咽不下去,就由我们姊妹分吃了。糠很甜,也许是外婆的血,那血里也有糖。我们喝了外婆的血,才得以延续了小生命。
外婆死了,但我一点也不悲伤,我还不能理解“死”的含义。在我的概念里,“死”只不过是一件黑的、讨厌的事,不去想它就完了。只要火红的落日从茅厕后面掉下,塘边升起雾气,我蹲下来细细一听,就听到了那种脚步声:“踏、踏、踏……”炎热的空气发出咝叫,天地万物都应和着这庄严神秘的脚步,夕阳的金门里窜出数不清的蝙蝠,我的小脸在这大的欢喜里涨红了。
到今天我仍然有这个习惯,就是屏住气凝神细听,那脚步声在我的血管里响起了。经常地,它竟会震昏我的头脑。
父亲戴一副近视眼镜,做起事来兢兢业业,有板有眼。从食堂买回的钵子饭少得可怜,他便想了一个办法:用筷子轮流将我们碗里的饭掏散、搞碎,松松的竟堆了起来,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叉起(掏松)又起又是一碗!”每顿饭都不厌其烦:叉。直叉得我们皆大欢喜。喝稀饭则教导我们大家舔碗:“粮食呀,可惜了的。”一轮一轮舔得干干净净,不用洗碗了。一日,看见他笑呵呵地在门口的太阳光里朝我招手,用筷子敲得一个茶杯当当直响,卖关子地问我们大家里面是什么。原来是他用十几朵南瓜花拌一点点面粉炸成的丸子,我们一人吃一口,余味无穷。之后他要反反复复地问我们:“好吃吧?”直到我们咽着唾沫全体作出肯定的答复,他才为自己的杰作连续好几天得意。他在屋后种了十几株南瓜,每天一下班就去照料,不停地浇尿,授粉。结果长得茎肥叶大,却并不结南瓜,就算结了一两个也仅只拳头大。他疑惑极了,反复地叨念:“怪事!怪事!”他还种了一片红薯,莳弄得更认真。一九六二年我们搬到对河去了,他叫哥哥借板车过河来拖红薯,还迟疑不决地推想:一板车究竟拖不拖得了啊?要是剩下来,就送人吧?结果哥哥拖回一车红薯藤,还有一些根。父亲看了半天,说:“莫不是有人偷过了?”哥哥肯定说没人偷,那块土好好的嘛。那么,是不是掘得太浅了呢?也不是,有的地方掘了一尺来深呢!又反复念叨:“怪事。”等我们吃完他那些好一点的料子衣之后,苦日子已过完了,他还留下一件皮大衣,是三百元买的,他逢人就说:“这是我抢救出来的东西啊!”那时我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家里给订了一瓶牛奶。牛奶拿回来清清的,掺了不少水,我喝完后父亲就在奶瓶里倒半瓶水,使劲摇,然后一饮而尽,抹一抹嘴说:“牛奶是甜的,有蛋白呢。”他这么说,我还以为牛奶里面掺了鸡蛋呢。一次他兴高采烈地带回一只受了伤的小鹰,他告诉我们是撞到办公室里给抓住的,这种东西非吃肉不可。但是哪来的肉呀?他又说青蛙也可以代替。于是我们拼命地去找青蛙,等我们找了青蛙回来,他却把鹰放掉了,说是我们养不活,要饿死的。“它还想来叼我的眼珠呢!”他夸张地说。父亲与世无争,从不与周围人密切来往,每天坐在桌边看唯物辩证法著作,圈圈点点。年深月久,他那副铜丝框眼镜锈坏了,镜片掉了下来。他找出一只小锤子和白铁片,敲打了一整天,居然将镜架彻底改造了一番,只是戴上后镜架前多了两块白铁皮。他并不在乎,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十分欣赏,说:“起码还可以再戴十年!”他果然戴着那两块白铁皮度过了十来年。他有一个表,每天慢半小时,他每隔几天就拿小剪刀撬开表壳,用一些特制的工具进行修理。修理来、修理去,与不良现象斗争了好几年,那表仍然时快时慢,打摆子似的。但他毫不气馁,仍然兴致勃勃地干修理工作,还对人说:“我这只表是瑞士产的呢!有三十年了,现在这种好表哪里找去……南下时掉进小河里,我去捞,眼睛看不见,差点命都送了。”他患有脚气和灰指甲。总到药店去买一种“杀烈癣霜”来涂,还细细地,耐心耐烦地修指甲,每星期大干一场,一干便是一上午。刮胡子的刀片、刷子、药棉、药水、棉签、清理出来的废物等,摆得整整齐齐。又因眼近视,每每割破了皮,搞得脚趾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他这种劳动据我所知已坚持了三十五年。“崽崽,替爸爸去买瓶杀烈癣霜来。”“老是搽呀搽的,又不见好。”“哪里哪里,已经好多了嘛!就这小趾头上还有一丁点儿,我马上就来消灭它,只消一瓶,不,半瓶,就彻底好透了。”如有熟人来,他就边修脚边和客人谈话,常在中途一个句子上双手一颤,赶快用棉球吸出一团鲜红。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买杀烈癣霜,他是十分顽强的。或许就因了这种超人的顽强,他至今仍然精神很好,正在想出一套又一套的锻炼方法与晚期心脏病作不懈的斗争。(医生曾多次断言他活不过五十,现在他已满七十岁。)“文革”造反派抄家时,抄出两抽屉杀烈癣霜,一个造反派吓得往后一跳,好一会才战战兢兢伸手去拿,然后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还不放心地揭开盖子来检查。“这是什么名堂?”他严肃地问。我笑嘻嘻地说:“搽脚的呀,有毒呢!”他吓得连忙一丢。外婆死后,听大人说父亲有心脏病。在那些墨黑的夜晚,我那颗小小的心在胸膛里扑扑地跳着,尖起耳朵倾听隔壁房里的鼾声,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怖摄住了我,心里因为温柔的怜悯抽成一团。对于门外那连绵死寂的山峦,对于那满天的繁星,我第一次生出了一种奇异的、害怕的联想,我不敢在半夜醒着,只要一醒,马上强制自己重新入睡。第二天早上,旭日东升,满天红光,我又赤着脚丫,满怀狂喜地跳来跳去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我小学毕业便失学了。我们全家姊妹除了我,全部上山下乡,父亲被关起来,母亲去“五七”干校,房子被收回,我孤身一人只能在他们分配的一间墨黑的小屋里栖身,其间为便于替父亲送东西曾搬过河去住在一个楼梯间里。一九七〇年,大姐通过熟人关系,替我在一家街道工厂找到工作,先后干过铣工、装配工,为时十年。一九七九年父亲改正,一九八〇年安排省政协工作。我因生了孩子,上班地点太远,退出了街道工厂。政协和统战部的某些人,拒不安排我的工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我和丈夫(他是个有名气的木匠)只能奋起作最后的挣扎。我们买回几本缝纫书,开始自学缝纫。丈夫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裁剪,我们日以继夜地劳作,有时凌晨四五点才睡,大约三四个月,就开始接衣服做,以后越做越精,现在已成了小有名气的个体裁缝。目前我丈夫退了职,一手操办,我则在家负责家务、教育小孩,有时搞搞服装设计,小康之家,谈不上有钱,还过得去。
我忽然就快三十了,十来年青春,就在挣扎中溜过去了。我觉得关于这十来年,关于以后,我可以说出一些话,而这些话,是一般人不曾意识到,不曾说过的,我想用文学,用幻想的形式说出这些话。一股抽象的、又是纯情的东西,在我内部慢慢凝聚起来了。我开始写,一天写一点,并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写,只是死死地执着于自己的天堂,反复玩味,自得其乐。这就是《苍老的浮云》及其它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在这一切后面,支撑我的情绪奋起的,是那美丽的南方的夏天,是南方的骄阳,那热烈明朗的意境。在少女时代,我曾无数次光着头、赤着脚,长时间地在烈日下行走,充满了欢欣,和那漫无边际的遐想。
我的朋友A,是一个很忠厚、较有修养的人。有一天他忽然谈到他想死,也惟愿他妻子死掉。我大吃一惊。他唠唠叨叨讲了好久,全是讲他妻子的坏话,而平时,他绝不这样,我看出他彻底垮了,也看出他是从心底盼望他妻子死,要是法律不干涉,说不定他会下毒……后来他没死,仍然与他妻子住在一个屋顶下,对于向我透露了心底秘密这件事他十分懊悔。
我的朋友D,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好强的女子,她嫁人之后很快就干涸了,变得冷冰冰,怒气冲冲的,趿着鞋上街去打酱油……
我的朋友E,每时每刻都想“重新开始”。每次我上他家去借书,他就喋喋不休地向我谈到他的计划、方案,以及辉煌的前景,情绪总是那种可疑的高昂。之后便说到自己当下的处境之不好,家人对他的妨碍。每当他要搞出“名堂”来,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搅扰了全盘计划……他的老婆很凶,曾当着他父母的面打他的耳光,将唾沫吐在他脸上,说他“是一个骗子”,“什么本事也没有”,她“看错了人”。现在他一个人住着,老婆走掉了,他不再与人谈书,但我去了仍跟我谈,只是声音有些嘶哑。最近他的方案是要搞一部关于改革中新问题的大著作。
我的堂弟M,两口子懦弱无能。他们上中学的儿子瞧不起父母,只身一人出走了。现在他老婆患了精神病,每天在家打碗,变尽了法子折磨M,我前次见到他,他已显出目光痴呆的形状,十分凄惨。
我敢说在我的作品里,通篇充满了光明的照射,这是字里行间处处透出来的。我再强调一句,激起我的创造的,是美丽的南方的骄阳。正因为心中有光明,黑暗才成其为黑暗,正因为有天堂,才会有对地狱的刻骨体验,正因为充满了博爱,人才能在艺术的境界里超脱、升华。只有庸人和浅薄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