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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飞机中，飞机正以每小时五六百公里的高速向北疾飞。我们早已穿透云层。在地面上仰望云层，高不可攀。可是我现在却在从云层上向上仰望高不可攀的高度上。头上白日朗朗，脚下云雾缭绕，好像要遗世而登仙了。
就在个把钟头，不，不到个把钟头以前，我们还在广东的佛山，在广州的白云机场。来为我们送行的汉云、玲玲、梁馆，殷勤诚恳，热情洋溢。我们短短的三天相聚，已经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像仙露醍醐一样，滴到了我这老迈的心头，使它又溢满了青春活力。垂暮之年，获此殊幸，岂不快哉！岂不快哉！我感觉到，我仿佛变成了一只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穿过白云，直触青天，直上重霄九，似乎要同嫦娥和吴刚会面了。可是我并没有，也不可能离开地球，因为我屁股上拴着一条长线，这线极长极长，越伸越长，可它总有拴在地球上的一端，这一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它就捏在汉云、玲玲、梁馆，以及佛山和广州的许多友人手里。因此，坐在飞机上的只是我的身躯，我的心却留在了佛山，留给了那一些非常可爱的、永世难忘的友人们。我屁股下面的那一条风筝线正捏在他们手里，而且，我相信，他们会永远捏下去。即使我落到地上，不再像是风筝，情况也不会改变。
我要飞去的目的地是北京。北京此时已是初冬，虽然天气还不太冷，但树叶已将落尽，荷塘中只剩下了残荷，“留得枯荷听雨声”。而我出发的地方佛山，却仍像是三春天气，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绿满寰中，春意盎然。古人诗：“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哪得不回头？”我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我哪里能不回头呢？可惜的是，“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我的眼睛看不到，我的心却是能看到的。短短不到三天的时间内，我遇到了那么多的人，看到了那么多的奇花异草，访问了那么多的名山胜境，参观了那么多的古刹新寺，现在一回想起来，眼前扑朔迷离。我手边没有一本介绍资料，我仅有的一件工具就是我的心，它虽已老迈，却还能够活动。我现在就拿我的心作为摄像机，开动起来，看看还能留下多少印象。
一、石景宜博士
山有根，水有源。我这一次广东之行的根源就是石景宜博士。因此，我先谈景宜先生。
景宜先生是广东佛山人，仅仅小我三岁，也已到了耄耋之年。据说，他年幼时，家庭并不富裕，完全靠自学成才。他很早就到香港去谋生，从事出版事业和书籍发行工作，以及其他一些企业活动。由于勤苦努力，又经营有方，终于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事业日益兴旺发达，如日中天，晃耀辉煌，照亮了香港的一隅。
像石老这样的成功的企业家，在香港为数颇多，资产大于他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石景宜毕竟是石景宜。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也同许多香港企业家是一样的。可是他表达这种热爱的方式，却是与众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他筚路蓝缕，独辟蹊径，他用他自己所掌握所拥有的文化载体的书籍，来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的赤子之心。他为自己的儿子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事业基础，但是，告诉他们，他不管有多少遗产，绝不再留给他们。他自己一生艰苦创业，终于有成。他的儿子们也只能以他为榜样，靠个人努力奋斗，达到养家报国的目的，他绝不把他们培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汉。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绝不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愿望上，而是有实际行动的，他的行动就表现在努力支持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上。支持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其道也绝非只有一端。香港的爱国企业家，有的为祖国大学盖房子，修图书馆；有的设立奖金，奖励学生和教员。殊途同归，都受到了热烈的赞扬。而石老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他购买书籍，赠送给大陆和台湾地区各大学图书馆。根据约略的统计，十几年来，石老把五十余万册的大陆出版的书籍，运送到台湾，分送那里的大学图书馆，又把台湾出版的三百余万册书籍，运来大陆，分赠给许多大学的图书馆。这么多的书籍是怎样选购的，又是怎样分送的，其间过程我完全不清楚。但是，这样繁重艰巨的工作，必然耗费石老大量的精力，则是不言而喻的。
说到台湾版的书籍，大陆读者难免有些疑惑难解。我现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解释几句。对于这一件事情，我以前也是毫无所知的。1994年至1995年将近两年的时间，我每天跑一趟北京大学图书馆，为的是搜集《糖史》的资料。炎夏严冬，风雨无阻。我经常到的地方是善本部阅览室和教员阅览室。在善本部里，我除了借几本善本书外，大多数时间是翻检《四库全书》。在教员阅览室里则是钻进楼上楼下两间书库，书库面积极大，书架林立，一般的书籍几乎应有尽有，大约有十几万种。我逐架逐层审视每一种书的书名，估计有我想搜集的资料，则取下逐页翻检，抄录下来。在炎夏之时，屋内温度至少也有三十七八度。此时炎阳与电灯共明，书香与汗臭齐发。我已汗流浃背，而毫无知觉，几已进入忘我之境，对别人或已苦不堪言，我则其乐融融也。在翻检群书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台版的书对我用处极大，用起来极为省力。原来中国古代诗人学者的全集，全为木板印刷，卷帙繁多，编排虽有秩序，翻检实极困难，而台湾学者和出版家则将这些文集分拆开来，编成大套的丛书，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如《中华文史丛书》之类的丛书，种类颇多，大大地有利于读者，而刊印并不十分困难。我常一个人胡思乱想，几十年来，大陆学者和出版家，忙于开会，写检讨，忙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天王圣明，臣罪当死”，真话与假话并列。虽然也有一定的好处，但究竟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笔墨纸张。相形之下，我们真不能不认真反思了。石老运到大陆来的书，不完全属于丛书，我提出丛书，不过略举一例而已。我的意思是想说明，石老运来的书，对大陆学者是十分有用的。
在北京大学授予石老名誉博士学位之前，我对石老和上述情况，所知甚少。去年10月14日，北大图书馆长林被甸教授陪石老和他的儿子汉基先生来到我家，拿出一帙他在台湾收购到的贝叶经，让我鉴定是什么佛典。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用泰文字母刻写的巴利文大藏经。巴利文是古代印度的一种文字，没有自己固定的字母，在印度，则用南印度字母抄写，间或也用天城体字母；在泰国，则用泰文字母；在缅甸，则用缅文字母；到了近代，英国的巴利经典刊行会（P li Text Society）使用拉丁字母。现在世界上各国的巴利文学者以及佛教学者，都习惯于使用拉丁字母。据德国梵学大师吕德斯（H Lüders）的看法，泰文字母的巴利藏有许多优异之处，因此，石老在台湾购得的巴利贝叶经极有学术价值，又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是十分珍贵的。我的鉴定显然使石老异常高兴，他立即将手头的一帙泰文字母巴利贝叶经赠送给我，我当然也十分高兴。
由于石老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过委员们的投票选举，让北京大学授予石老中国学术界最高荣誉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是在1998年10月29日，地点是在北京大学新建图书馆大楼内。当时参加的显贵要人颇多。广东省几届领导人都不远千里来京参加了，可见石老在广东地位之崇高，声望之隆尊。到了12月1日，石老夫妇又偕汉云和她的女儿崔丈冰来访，带来了一帙缅文字母写的巴利藏。不知用的是什么工具，把缅文字母刻写在贝叶上，极细微，但却极清晰。人们把刻成的贝叶摞成一摞，在这一摞的两面都涂上了黄金，足征此书之名贵。看样子是王宫中珍藏的宝典，不知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偷出来的。石老说，偷这种东西，如被发现，是要砍头的，说着便用右手在脖子前比划了一下。他要把这一帙宝典送给我，我立即拒绝，说：这是宝贝，应由石老自己珍藏。
从此我就同石老结成了朋友。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深感，结识朋友要有一点缘分的。缘分这玩意儿确有一点神秘难解，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想否定也不可能。它绝非迷信，有一些唯物主义“理论家”，大概会这样认为的。无奈事实胜于雄辩，这真叫作没有法子。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曾有过共事几十年之久的同事，到头来却仍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没有共同的语言，只好分道扬镳了事。
我交了一辈子朋友，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从来没有做过总结。现在借这个机会考虑了一下。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能多为别人考虑；最重要的是能分清是非，又敢分清；从而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嫉恶如仇；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害怕天才》，现在想改一下：我不怕天才，而怕天才气，正如我不怕马列主义，而怕马列主义面孔一样。古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上面讲到的那一些情况，也不期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完全做到，但是，必须有向往之心，虽不中，不远矣。简短一句话，我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知音”。孔子说：“勿友不如己者。”“如”字有二解：一是“如同”，二是“赶得上”，我取前者。我生平颇有几个一见如故、“一见钟情”的朋友。我们见面不过几次，谈话不过几个小时。他的表情，他的谈吐，于我心有戚戚焉，两颗素昧平生的心立即靠拢，我们成了知己朋友。
我同石老的友谊颇有类同之处。
我上面说到，石老是佛山人，佛山属广东。我自己是典型的北方人，但颇有一些广东朋友，也曾多次到过广东。经过多年的体会与观察，我逐渐发现，广东人，还有福建人，有许多特点或者竟是优点。中国目前有56个民族，人口以汉族为最多。汉人分布地区极广，进入历史文化的视野比较早，他们创造了中华辉煌的文明，虽然目前仍然璀璨灿烂，生气勃勃，但是，我感觉，他们在某一些方面血管已经有点硬化了。反观广东、福建等地的人民，仿佛正在壮年，年龄大大地轻于北方。他们无坚不摧，无所畏惧，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他们似乎在眼前的路上，只见玫瑰，不见荆棘，因而胆子极大。仅以吃一项而论，俗话说：食在广州。记得当年印度友人师觉月博士曾对我说：印度人中流行着一种说法：水里面的东西，除了船以外，中国人都敢吃；四条腿的东西，除了桌子以外，中国人都敢吃；中国人使用筷子精妙到能用筷子喝汤。前两句话用到广东人身上，似乎极为恰当。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无不是他们餐桌上的珍品，吃蛇已经是家常便饭。吃猴脑，吃猫，我还没有亲眼见到过；吃穿山甲，吃果子狸等则是我亲眼目睹的。我举这些吃的例子，没有别的用心，只想指出广东人勇气之大。广东人还绝不保守，他们敢于引进西方人的点心，把在中国流行了千百年的酥皮月饼改造成现在这样的广东月饼，大概是由于确实好吃，于是天下靡然从之，统一了神州的月饼坛。他们又引进了西方音乐，把中国旧乐与之融合，改造成现在的广东音乐，至少我这个乐盲——应该称为“乐聋”——听起来异常好听。这一点又证明广东人绝不保守，对新鲜事物极为宽容，心胸极为豁达。广东人，还有福建人，有了这一些特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革命或者革新的英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林则徐等等，都生在闽粤，就丝毫也不足怪了。
我像博士卖驴一样，唠唠叨叨地写了这样一大篇，所为何来呢？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证明石老确是一个佛山人，一个广东人，一个真正的佛山人、广东人，广东人所有的优点，他无不具备。我由石老而联想到我的另外一个老朋友林志纯教授。林是福建人，较我犹长一岁，是地道的耄耋老人了。个子虽不高，然而腰板挺直，走路健步如飞。在他眼中，宇宙间好像没有困难之事，字典里好像没有“困难”二字。他做事果断迅捷，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皱过眉头，像是一团火，所向无前。同这样的人见面，自己纵因事碰壁而精神萎靡，也必能立即振作起来。有这样感染力的人是极少的，林老就是一个。
然而，石老也是一个。要举例子嘛，就在眼前。今年11月8日，石老在中央教育部的支持下准备向全国101所211工程的大学赠书，地点选在广州的暨南大学。暨大是一所有90多年历史的著名学府，从上海迁至广州，以面向华侨为主，兼收内地学生，学生数目已达一万多人，教师队伍整齐，图书设备丰富。这次赠书是一次空前壮举，石老和暨大都希望我能参加。但我自念年迈体衰，难耐长途跋涉，没有答应。可我万万没有想到，11月1日上午，石老竟在施汉云和汉屏姐妹陪同下，不远数千里，专程从广州飞到北京，亲临寒舍催请。这颇有点出我意料，然而感激之情却溢满胸腔，我义无反顾，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有一件小事儿，颇值得一提。我正在写《新疆佛教史》中的一章，需要台湾出版的《高僧传索引》，但在北大图书馆中却只能找到其中的一本。这次见到石老，不禁向他提到此事，我只不过是试一试运气而已。然而我万没有想到，四五天以后，汉云从香港打来长途电话说，《高僧传索引》，石老已经用十万火急的办法，从台湾购得，又用真正的特快专递的办法，运到了香港，共用去两千多港币。听了以后，我感激得简直说不出话来。这是我最想得到的一套书，然而茫茫大地，渺渺人寰，我托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找呢？可眼前竟不费吹灰之力，于无意中得之，真是“不亦乐乎”了。从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也能看到石老对朋友之忠诚，办事之雷厉风行，我钦敬之心油然而生。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石老捐书的规模之大是绝对空前的。这一件事，从表面上看起来，能促进海峡两岸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我认为，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能增强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而了解又能使感情增长。感情逐渐浓厚了，会大大地有利于统一。不管眼前还有多少跳梁小丑别有用心地在捣鬼，在破坏，中国有朝一日必然要统一，这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的问题，螳臂是挡不了车的。等到将来吾中华土地金瓯重圆之日，麒麟阁上必然有石老的名字，这还用怀疑吗？
我本来没有打算写这样多的，然而下笔不能自休，仿佛不是我拖笔写字，而是笔提着我写。写到这里，好像还有许多许多话要说。我用尽全力，强迫自己停下笔来。好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石老石景宜！
二、暨南大学
我这一次广东之行的主要动因来自暨南大学，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了一点。
此时北京已是初冬。虽然今年北方气候偏暖，但也已是木叶脱落，层林尽染的季节，而广东却仍是夏天天气。北京开暖气，广州开冷气，差别有如天渊了。因此，在飞临广州时，我们在飞机上忙着换衣服，脱掉毛衣，换上单衣，忙得不亦乐乎。
走下飞机，还没有走到迎接客人的人们聚集的栏杆旁边，就见到一位青年女子，满面欢笑，雀跃而来，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肩膀，这是汉云。在她身后是一位青年学者，经介绍，知道是暨大的副校长蒋述卓教授。我对他可以说是久仰久仰了，他的文章我已经读过一些，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哲学家、史学家、天文学家。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竟在这里会面。汉云的来接，是在意料之中的。蒋先生来接则完全在我意料之外。不管怎样，他们的来临使我这一个刚从初冬的北京来的人胸中溢满了融融的暖意，与广州的夏日天气正相配合。
广州对我并不陌生，我已经来过多次了。但是，当前中国的发展，疾如暴风骤雨，一转瞬间，就会让人有换了人间之感。城市的发展，也完全一样。我在北京海淀已经住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是，今天让我步行出门，走不了多久，肯定就会迷路。广州何独不然！街道宽敞了，到处都清洁了，再衬上南国的绿树碧草，有的地方真如阆苑仙境，我不禁顾而乐之。
走进暨南大学，住进专家楼，楼里，楼外，楼上，楼下，一派繁忙的节日热烈气氛。这样的赠书盛会，据我所能回忆到的，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大概暨大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彩旗飘扬，标语闪红，连百年古榕都似乎是焕发了青春，叶子碧绿油亮，根须在暖风中晃来晃去，仿佛在鼓掌喝彩。人们则个个忙得团团转，但是满面含笑，透露出心中的快乐，人人都仿佛是在过年。一派喜气洋洋的温馨的气氛弥漫了整个的风光旖旎的校园。我们被安置在整个专家楼最高级的套间里。不断有各地来的旧友来访。石景宜老先生也在汉云的陪同下前来看我。一直到了深夜，我已经沐浴上床，忙碌了一天的暨大刘校长还在蒋述卓副校长的陪同下来到我的房间，向我表示欢迎。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温暖着我的心。仅仅在半天以前，我们还处在万里雪飘的北方；一转瞬间，我们就来到繁花生树的南国，处在温暖的友情中。我心里甜甜蜜蜜地进入睡乡。
第二天上午，赠书大会在曾宪梓捐建的科学会堂中举行。这一座建筑巍峨雄伟，大气磅礴，会议大厅也十分宽敞明亮。厅中坐满了来自全国的三四百位大学领导人和图书馆长，他们代表着全国101所211工程的大学。大家都知道，所谓211工程是在教育部领导下，经过极其严格慎重的手续评选出来的大学，是全国一千多所大学的排头兵，它们代表着中国教育的最高水平，211工程是一个极其光荣的称号。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是保证这个国家前进的重要手段，是这个国家立国的基础，而大学又是一个国家教育的最高基地。今天到会的嘉宾就是这些基地的代表。大学是知识的渊薮，是智慧的宝库，今天到会的代表就是从众多的渊薮中，从众多的宝库中走出来的。我浮想联翩，不禁想到了中国旧日传说的天上的文曲星，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幻想和联想，顺口就溜出来了一幅对联：
百座文曲聚暨大
八方风雨会羊城
这仅仅是一时感情冲动，工拙非所计也。
今天到会的除了101所大学的领导外，还有教育部副部长韦钰院士，以及中央和广东本地的一些政府领导人。石景宜老先生当然是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他的长公子和事业接班人石汉基先生也参加并代表石老发了言。仪式隆重而简单，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这样，我们应石老的召约到广州来的任务可以说是已经完成了，晚上再参加广州市长的宴请，明天就可以打道回府了。然而，石老却让我们到他的故乡佛山去看一看、玩一玩，用他的话来说：“你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时间越长越好。”情不可却，我只有遵命了。于是，在汉云的护驾下，我们登上了车，向着佛山疾驰而去。
三、到了佛山
佛山，我是第一次来，但是它的大名却久已如雷贯耳了。
我不知道，佛山距广州究竟有多远。我只是懵懵懂懂地觉得，或者说是期望着，一出广州，马路两旁必然是稻田星罗棋布，流水潺湲，椰榕成荫，一派南国农田风光。然而，车子行行重行行，路两旁只见高楼耸立，路中间只见车如穿梭，毫无田园的感觉。走了约摸一个多小时，汉云说：“到了！”她的意思是指佛山到了，然而，在我的感觉中，我们仿佛还没有离开广州。
可是“到了”毕竟是真的到了。我们住进了佛山市政府迎宾馆。这是一座美奂美轮、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似乎不对外营业，只招待来佛山的贵宾。在迎宾大厅的里面，是一泓清水，里面浮泳着几十条尺把长的五色鲤鱼。再往里是一丛丛的热带植物，把整个小天井渲染得郁郁葱葱，青翠欲滴，宛然一首绿色的诗，一曲绿色的音乐。令人看了胸中不禁萌生盎然的生机。
我被安置在一套所谓总统套间里。这一个套间之大真令我惊诧不止。一进门是一间会客室，估计面积至少有一百多平方米，中间摆着几只极大的皮沙发，然而在这一间屋子里却不见其大，只觉其小。再往里面走，是一间书屋；转进一个门，是一间极大的卧室；最后是一间极大的卫生间。我平生颇住过几次总统套间，今年春天在山东聊城住的那一个套间面积就大得惊人。然而，同佛山的比起来，却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一下子就让我回忆起在建国初期我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缅甸和印度的情景。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被印度朋友视作贵宾中之贵宾，被安置在原为英国总督府现为印度总统府的、用红色巨石建筑成的、宛如一个巨大的城堡的贵宾楼中。我同团长的居室本是隔壁，但走出我的房门走向丁老的居室时，好久都走不到，大有长途跋涉之感，由此可见我的卧室之宽大。这一间房子至少有半个篮球场大。在空荡荡的大屋的正中摆上了一张床，夜里我躺在床上，左顾右盼，左距墙壁极远，右也不近，我仿佛是躺在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中。这令我不期而然想到了宋代苏东坡《赤壁赋》中的两句话：“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我的屋中当然没有水，然而在我的感觉中却确实有水；虽然水波不兴，却依然感到水天渺茫。时隔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印象或者幻觉犹历历如在目前。今天我在佛山又忽然回忆起这种令人神往的印象或者幻象来，仿佛时间凝住未动，我又回到了五十年前。
这次来到佛山，陪同我们参观游览的主人，除汉云外，又增加了几位：一位是徐玲玲，是佛山市政府办公室综合处的科长，为人热情，诚恳，淳朴，活泼，我们真可以说是一见如故。见面不久，她就管我叫爷爷，别人说，我又认了一个孙女。一位是梁文炽，是佛山市图书馆的副馆长，按照当地的习惯，所有带“长”的官员，在别人嘴中都把“长”字省掉，所以我们就称他为“梁馆”。他为人敦厚，诚恳，说话不多，但待人殷勤。一位是南海市图书馆的馆长陈志东，我们当然称她为“陈馆”了。她为人文静，说话不多，但热情可掬。另一位是黄锡荣，是石景宜刘紫英伉俪艺术馆的司机，我们管他叫“小黄”，一直陪我们到处参观，服务认真不苟。我们这个参观游览的队伍一下子增加到七八个人。在三天中，我们这个小小的队伍，不论是坐在车内，还是走在路上，总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令我永世难忘。
四、佛山街头小景
我们每天准时从迎宾馆出发，出去参观访问。但一定要先在馆中上演一幕简短的“序剧”，地点就在水池岸边。玲玲总让那些花枝招展的服务小姐拿一碟鱼饵来，并请我撒向池中，池中的锦鲤似乎能通人性，只要我们在池边一站，它们就从远处摇摆着尾巴游了过来，恭候我们的布施。鱼饵一撒下去，鱼们立即活跃起来，拥拥挤挤，跌跌撞撞，一条鱼甚至压在另一条的身上，抢夺鱼饵。小池中一时波浪翻腾，水花四溅，形成了非常壮观的局面。
鱼饵撒完，序剧告终。
我们走出了大门。
我们走出了大门，并不是在佛山街头溜达，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或闲散的心情。俗话说“走马观花”，我们只能走“车”观花。正如今年年初在台北一样，“台北街头小景”，都是透过车窗的玻璃看出来的。今天在佛山，“佛山街头小景”，也都是在车上看到的、体会到的。完全出我意料。我原以为那如雷贯耳的佛山镇，不过是南国的在偏僻中初露繁华的比一般镇稍大的边鄙的城镇而已。今天身临其境，才发现我完全错了。佛山市并不比我在中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看到的繁华的古城稍有逊色。这里的马路，虽然不像北京那样宽敞，然而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多如过江之鲫，挥汗成雨，联袂成风，拥拥挤挤，摩肩接踵。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不为过也。
我无论到哪一个新的城市，总好注意街旁的店铺。在这方面，佛山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它不像台北那样，到处都有槟榔店，这里我一间也没有看到。同是亚热带潮湿闷热的气候，为什么两地竟这样悬殊，我说不明白。这里同广州一样，饭店酒楼林立，多半标出了“生猛海鲜”一类的宣传字样。对于广州的食品，我在上面已经略有涉及。只这“生猛”二字就是多么彰明昭著，多么生动有力。积多年之经验（含教训），我得到了一个真理：一个北方人在广东吃饭，一道菜端上桌来，你尽管伸筷猛夹，开口大嚼，你可千万别盘问是什么东西。否则的话，如果你得到的回答是长虫（蛇）或水中山上的某一种虫子或动物，则你必悚然败下阵来，筷欲伸而退避，口欲开而紧闭，这一顿饭你准吃不好。
我还有一个习惯，也许是一个好习惯，这就是，我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总注意当地的花草树木。我在中国北方住了一辈子，抬头见松柏，环视唯柳槐，繁花虽满地，不是终年开，心中颇以为憾。现在来到了佛山，在北方季节已经到了初冬，此地却还似盛夏。花树繁茂，眼光所及，无非姹紫嫣红，真正是顾而乐之。但是也还有遗憾之处，就是不知道花的名称。当年中国诗人李思纯到了巴黎花都，他有两句著名的诗：“对月略能推汉历，看花苦为译秦名。”我在佛山，确实用不着推汉历，也用不着译秦名，可是我连汉名也不知道。因此，我改作了两句：“对月无需推汉历，看花难于问姓名。”我的心情可见一斑。无已，我只能迷离模糊地欣赏花的秀色了。
我在广州街头就曾得到了一个印象：同北京比较起来，这里的摩托车要比北京多得多。然而到了佛山才发现，这里的摩托车比广州还要多。这使我一下子回忆起泰国的曼谷来。几年前，我曾在那里待过几天。曼谷的堵车现象名震寰宇。有时候一堵就是几个小时。此时，我坐在车中，好像被囚在一座古堡里，车窗变成了囚窗，心中满怀雄心壮志，犹如一只搏云天而上腾的大鹏，却是伤了翅膀，动弹不了。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两句唐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千帆是什么呢？就是在汽车的夹缝里颇为迅速敏捷地走动的摩托车。佛山的摩托车的数量确实还不能同曼谷比肩，然而已颇为可观了。困扰北京交通的自行车，在这里变成了稀有品种，有时候竟像在日本一样走在行人道上。摩托车则在街尾爬行的汽车长龙中，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在汽车群的缝隙中，左闪右躲，前瞻后顾，转瞬就飞出去老远老远。驾驶摩托车的人，因为一律头戴钢盔，乍看上去，不辨雌雄。但是，有时候我从车窗里忽然看出去，瞥见摩托车的脚蹬上挂着一只高跟鞋的高跟，再抬头向上一看，头盔的外面有几缕秀发在风中飞动，我一下子就恍然了：驾车者是一位妙龄靓女，威武秀逸，雄风不减须眉，宛如《红楼梦》中提到的“姽婳将军”，真让我们这些外地人喜煞，羡煞。
五、佛山陶瓷厂
我的地理知识和科技知识，都不是很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从小就听说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和广东佛山镇的陶器。虽然听说了，但是山高路远，只有心向往之而已。哪里想到，今天竟因缘巧合，我来到了佛山，以陶瓷闻名全国全世界的佛山。在参观节目中必须有佛山陶瓷厂，这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在迎宾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开始参观。匆匆忙忙地参观了祖庙以后，陪同我们参观的朋友们，汉云、玲玲、梁馆、陈馆等就迫不及待地把我们带到了佛山陶瓷厂。玲玲是当地政府官员，从而我们这一队人马就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到处为我们开了绿灯，经理亲自出来迎接。要说受宠若惊嘛，我们似乎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感觉到温暖与亲切，却也是事实。我们首先看制作车间。看样子，这个车间也不可能是对外开放的，只因我们一下子变成了VIP“贵宾”，所以我们就有了进入的特权。屋子很大，有许多工作台，每一个台旁坐着一位雕塑家，大半是年轻的妇女。台上堆着一大块黑色的用水和成的陶土，这是用来雕塑的原料。我用“雕塑”这个词儿，也许不太恰当。她们在手中把陶土抟来抟去，抟成了一些小动物、一些小人和其他许多别的东西，准备入窑烧炼。北方有捏面人这个行当，“捏”字也许更恰当。这个问题，我有点说不清楚，就此打住吧。那一些年轻的雕塑家——不能叫作“捏家”吧？——有的在干活，有的手里拿着一个极大的梨在使劲地啃，意态潇洒，笑容可掬。
我们又走到了一个展览大厅去参观。这里同工作车间大不一样了。大厅四周排列着一些木架，架子上陈列着一些烧制好了的大型的彩陶雕塑品，流光溢彩，姿态生动，有的是中国民间崇拜的仙佛，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大肚子弥勒佛，这是在任何庙中都能见到的一尊佛，看到他，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关于他的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上可笑之人。”今天在这里又见到了他，在艺术家的手下，他的形象更生动，更可笑，更令人喜爱。除了佛像，还有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名人，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另外还有一些其他题材的雕塑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木架之间都留有空隙，墙上贴着艺术家的照片和艺术职称，他们显然都是名家、大家，造诣非凡，同制作车间里的那一些年轻女艺术家们不可同日而语了。我灵机一动，忽然想到，同制作车间比较起来，这里好像是阳春白雪，那里就有点像下里巴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