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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兴致勃勃带着《关白降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春天了。他觉得这次出使非常完美,满怀希望地去找宋应昌表功,可是等到他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宋应昌离职了。
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这个时候都已经对宋应昌失去了耐心。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石星上书,先称赞了一番宋应昌在过去两年里的贡献,然后说他既然已经回国,但倭寇的事不能没有人管,推荐了一个叫顾养谦的人来接替。
对于宋应昌,石星自认仁至义尽。他并没有剥夺宋的职务,而是让他以胜战之身回京卸职交任。更何况,此时主战派对宋应昌不满已久,如果他还留在这个位子上,早晚要出问题,还不如急流勇退,保全自身——把他召回北京,也算是一种爱护。
宋应昌没办法,只得返回大明。在临走之前,他还反复叮嘱朝鲜人和驻朝明军,千万不可撤军,否则局面会不可收拾。他回到北京,交接了职务,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称许。可他在京城屁股还没坐热,铺天盖地的攻击就涌了过来。
广东道御史唐一鹏、河南道御史黄一龙、辽东巡抚韩取善、兵科给事中吴文梓、直隶巡按李尧民等人开始对宋应昌展开了持续不断地参劾,参劾的内容五花八门:从“经略失当”到“畏缩避战”,从“贪冒军功”到“任用不当”,甚至还有人说他伙同袁黄与刘黄裳等人,从战马买卖中牟取暴利,总之什么屎盆子都有。
其中最重的一条罪过,是吴文梓提出来的。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军一万人兵分三路,进攻庆州的安康。驻守庆州的南军当时有数千人,主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听说日军来袭后,立刻与朝鲜守将高彦伯出战,与日军正面相磕,打了一个平手。
吴文梓以此为论据,力陈日军狼子野心,和议是假,主张和谈的宋应昌是汉奸。
宋应昌有苦也说不出,石星骂他破坏和谈,言官们又骂他只想着和谈,这大明朝做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呐!
一时间,宋应昌的处境风雨飘摇,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些言官弹劾宋应昌的时候,捎带着弹劾了一个人,李如松。
李如松是什么人?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他本人是东北李氏家族的家主,辽东精骑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升迁贬谪对帝国政局影响极大。不要说李如松这次从朝鲜返回,是打了胜仗的,就是他败退而回,朝廷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李如松回辽东以后,他家中有一个叫诸龙光的私塾先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突然跳出来向朝廷控诉李如松暗中与倭寇勾结。朝廷毫不客气地判了诸龙光一个诬陷罪,“枷刑日中”,几乎暴毙而死。朝廷对李氏的态度,可见一斑。
李如松和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一直不和,可现在却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朝廷既然不敢动李如松,自然也不能动宋应昌。
经过一番真真假假的调查,最终证明,大部分对宋应昌的指控都属子虚乌有。
可惜这时候宋应昌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趟这里的浑水,终于提了辞呈,回原籍养老去了。
至此,明军援朝的一文一武两名大员,全都退出了朝鲜战场,终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
宋应昌自从接手经略一职之后,兢兢业业,驱动大明这尊迟钝的战争机器,与袁黄、刘黄裳等幕僚制订了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调派各地军队,统筹后勤,协调与鞭策朝鲜官员等等。这些大多是琐碎事情,毫不显山露水,很少为人所留意。
可如果没有了宋应昌强力而缜密的经营,残破萎靡的朝鲜根本无法支撑明军在朝鲜的军事活动,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么随心所欲。纵观第一次援朝战局,明军运动颇有章法,进退有度,没出过任何大差错,此皆宋应昌运筹之功。
至于广为人诟病的补给问题,这是一个客观困难。宋应昌从国内筹措粮草没出半点疏漏,中朝边境粮草辎重堆积如山,奈何朝鲜就那么三五头骡子七八个人,换了谁来也解决不了。在这种极其局限的环境之下,宋应昌勉力支撑,让明军没出现大面积饥绥,应该是有功无过。
宋应昌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一个清洁工。无论你怎么努力扫地,都看不出成果,可一旦你撂挑子了,立刻就看出来了。
当然,宋应昌本人不能说没有毛病。他对南军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护犊子的劲头差,南北之争他至少得复49%的责任;他还曾经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鲜人索要倭寇头颅,用来换取军功。这也是宋应昌的污点之一。
不过这些错误瑕不掩瑜,不能掩盖宋应昌所做出的贡献。朝鲜战争历时六年,大明经略先后换了四任,宋应昌的表现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尽心尽力,值得历史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对宋应昌不满,就连朝鲜人也对他不那么瞧得起。
这其中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宋应昌在粮草运输问题上对朝鲜官员不假辞色,动辄呵斥,甚至还越权干涉朝鲜官员的任免,惹得朝鲜朝廷不满;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一个跟战争八杆子打不着的学术歧见。
李朝一直以来师从大明,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朱子学说为基础的儒学。而宋应昌、袁黄等人,则是王阳明的信徒,其中袁黄与王学渊源极深,他父亲袁坡是王阳明的弟子之一,他的老师是王阳明的嫡传学生王畿。
宋应昌、袁黄和其他“王学”门人一样,满怀着将阳明之学传遍天下的伟大理想。在万历十二年,王学门人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让王阳明正式配祀孔庙。等到宋、袁来到朝鲜以后,却惊讶地发现,一向对大明亦步亦趋的朝鲜,居然对阳明学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于是,宋应昌、袁黄在打仗之余,还希望把王学萌芽播种在这片荒地之中。王阳明文武双全,所以他们就从最要紧之处入手,先教朝鲜军人阳明兵法,等到时机成熟了,又正式向朝鲜国王提出要讲习王学,传授儒生们阳明心法,甚至建议在朝鲜孔庙里也摆上一尊阳明像。
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朝鲜大臣们即使被日本人占领国土时,都没这么气愤。他们对宋、袁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满,明里暗里拼命抵制,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朱子学说的尊严,甚至骂宋应昌等人是“世衰妖兴,一至于此”。后来袁黄被李如松弹劾了十条罪过,其中一条就是他在“左道惑众”,连带着一些对王学有兴趣的朝鲜儒生,都被问罪处罚。
在这种情绪带动之下,朝鲜官员对宋应昌的一切都看不惯,种种记载里颇多讥讽。讽刺的是,这种激烈反弹与争论,反而让王学在朝鲜人所共知,引发了更多人思考,并最终发展出朝鲜阳明学分支的江华学派,也算是无心插柳。宋应昌、袁黄若知后事,也足堪欣慰了。
插播完毕,咱们回到正题。
宋应昌走了,顾养谦来了。
顾养谦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时任兵部左侍郎兼蓟辽总督,也算是一号人物。石星推荐他,一是因为他办事水平不错;二是因为他没参与过抗日战争,政治上没有包袱,可以毫无心结地展开议和活动。
比起宋应昌来说,顾养谦推动议和不遗余力,真心诚意,因为他的使命是促成和谈,只有和平才是显示出他的价值来。
可是他甫一上任,并没有急于表露出自己的态度。此时朝廷局面还乱得很,如果主战,会被主和派攻击;主和,会被主战派攻击,左右都不是人,顾养谦可不希望落得和前任宋应昌一个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