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从世变陵谷新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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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万历年间,曾经一度辉煌的黄册制度已是病入膏肓。
地方上豪强官吏肆虐,根本收不上来册籍;就算收上来,也来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内容也不合格;就算内容合格,也会因为驳查想敛财而被强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顺利入库,几年以后不是被水泡烂就是被老鼠虫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运,侥幸逃过天灾,也没什么用。如前情所述,那种风气下攒造出来黄册,通篇充斥着埋没、飞走、诡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无法反应基层的真实情况。万历三大贤之一的吕坤,直言不讳地指出:“十年册籍,半不相同,沿旧稽新,漫无可考。”
比如隆庆年间,福建省福宁州的户口数比起洪武年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江南重镇应天府更夸张,嘉靖末年的户口数只有正德年间的一半,到了万历一朝,则只有正德年间的五分之一。
注意,这只是黄册账面上的数据。
实际上这些地区一无战乱、二无天灾,人口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当地大户通过包荫、冒合、逃户、隐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长数给藏起来了。再加上大明对民众的禁锢太严,极度追求稳定,物极必反,导致了逃户的盛行。
正所谓“民不胜弊,破资鬻产,逃亡相踵”。这些放弃户籍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离开原籍,四处游荡,形成明中后期蔚为壮观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种令人称奇的生活,叫作“船居浮荡”。老百姓从原籍逃出之后,全家就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纵横交错的河流上漂荡。地方官府根本没法管理,更谈不上造册交税了。
其实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黄册当回事了,他们自己搞了一套户籍,叫作实征文册,也叫白册,里面记录了当地人口、土地的真实——相对真实——情况,以方便管理,但是从不上报。《户口总论》里谈及此事:“所谓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有司征税编徭,自为一册,曰白册。”
朝廷反复索要过许多次白册,甚至动过以白替黄的心思,可地方阳奉阴违,抵死不从,这事一直没成。
白册交不上来,黄册又紊乱疏漏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决策,怎么可能准确?以至于时人嘲讽“有司专租庸于下,朝廷握虚数于上”,说黄册是废纸一堆,亦不为过。
随着黄册的失效,在中枢朝廷眼里,整个天下不再透明,慢慢变得模糊而扭曲。接下来,会变得怎样?
万历十八年(1590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如册籍之造弗慎,则赋役之派弗均,豪强得计,良弱受害。生民之凋疲,国计之亏缩,恒必由之,诚非细故。”
换句话说,黄册失灵,里甲制也会随之无效,当初朱元璋设计的十甲轮值、均摊徭役,也沦为空谈。税赋徭役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剧失衡。权贵、豪强、乡绅和贪官污吏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甚至还要从中渔利。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种恶果,其实早就有了苗头。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给事中丘弘就已经在奏疏里指出了这种状况:
“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富豪奸滑通贿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为存。殊不思民之贫富何常,丁之消长不一。只凭籍册,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
这个“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就是赋役不公平的直接恶果。虽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
杨芳在《赋役》里无限怀念洪武皇帝的时代,说当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赋易供,而其民常逸”。可现在呢?各地官衙不时征派,今天正编,明天加编,巧立各种名目。他掰着指头数了数,有纲银、办银、库字、夫甲、廪保、夫役、驿传、兵役、饷费等等,随随便便就举出了十几种名目。
在这种疯狂的掠夺转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于奔命的绝望,大明的流民问题愈演愈烈,根源正在这里。
所以说,后湖黄册库的混乱状况,并不仅仅意味着黄册制度出了问题。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标志之一。
黄册制度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腠理。
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病灶越大,它们吸纳得越多,形成一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乃至当时有歌谣流传:“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吏。”
到了这会儿,大明已经隐然有亡国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图,都会无疾而终,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曾经下决心在治下整顿黄册,严惩县中舞弊书手、算手等,结果“二令竟不能终黄册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复故矣”。
甚至连海瑞这样的人,面对这道坚壁都无可奈何。
他在出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深知黄册已经破败不堪了,决心另起炉灶,以田亩数来决定赋役比例。闲居松江的徐阶赶紧写了一封《与抚按论均粮书》,义正词严地质问海瑞:“圣祖疆理宇内,第其赋税,以为黄册,藏诸天府,有司十岁一修而上之,成宪旧章,灿然有也。而忽焉,而灭焉,可乎?”
徐阁老在朝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黄册弊情有多严重。不过为了松江家里几万亩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来挡挡面皮了。
反倒是徐阁老的好学生张居正,有心拨乱反正,要给大明好好地动一次手术。
他所倡导的一条鞭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将徭役的分摊方式,从按户改成了按丁数和按田亩数。
咱们再把王叙家拎出来说说。
比如王叙家里有三个壮丁,五亩地;隔壁赵二家有九个壮丁,一百亩地。按照原来的规矩,每一户得出两个壮丁去应徭役。赵二家势力大,买通了小吏篡改黄册,硬是让王叙家出了三个壮丁自家只出一个。最后王叙家破人亡,赵二家优哉游哉。
但现在张阁老说了,以后徭役不按户数算,按丁数算。每三个壮丁,出一个人应役。如果家里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还得多出一个壮丁。
按照这个算法,王叙家只需要派一人应役,赵二家却必须出五个人(三个按丁数+两个按田亩)。这样赵二无从逃避,王叙也可免于负担过重而破产,达到公平。
而且一条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众不用真的派人去应役,可以折成现银上缴,官府会拿这笔银子去另外雇人。这样一来,王叙家不必担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卖点粮食换银子。
至于这笔徭役银的征缴解送,也不必经过里长、粮长之手去催促。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绝了这个环节上的舞弊行为。
这还只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摊丁入亩,把所有税赋徭役都按照田亩结算。这样一来,田多的人缴税应役多,田少的缴税应役少,从此彻底均平——当然,他没有完成这个目标,得等到大清雍正皇帝那会儿才算搞定。
黄册的全名叫作赋役黄册,主要记录户数丁口,朝廷可以拿着黄册按人头征派徭役。如果现在徭役不用数人头了,全都要并入田亩结算,那么朝廷只要整饬鱼鳞图册就够了,还要黄册干吗?
张居正执政多年,知道黄册已经糟烂成什么鬼样子。他明白这玩意已经没法治了,索性抛开它另起炉灶,建起了新的“条鞭赋役册”,又叫“赋役全书”。这是一套以田亩为基础的赋役分配制度,用来配合一条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过以张阁老的能耐,也只能绕开黄册制度,不能公然废除。因为这条线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区。何况黄册虽然失去了赋役之用,尚还有锢民的功效,对越发汹涌的流民大潮来说,多少有点缓冲作用。
于是从万历初年开始,后湖黄册库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理论上朝廷已经不需要它了,但碍于祖宗成法和背后的利益,还必须每十年攒造一次,算是一种制度上的惯性。偶尔会有御史站出来,絮叨两句要不废了黄册算了,然后就没下文了。
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