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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很容易想象出永生的单调,因为即使在现在这短促的人生中,我们也还不得不熬过许多无聊的时光。然而,无聊不能归因于重复。正如健康的胃不会厌倦进食,健康的肺不会厌倦呼吸,健康的肉体不会厌倦做爱一样,健全的生命本能不会厌倦日复一日重复的生命活动。活跃的心灵则会在同样的事物上发现不同的意义,为自己创造出巧妙的细微差别。遗忘的本能也常常助我们一臂之力,使我们经过适当的间隔重新产生新鲜感。即使假定世界是一个由有限事物组成的系统,如同一副由有限棋子组成的围棋,我们仍然可能像一个入迷的棋手一样把这副棋永远下下去。仔细分析起来,由死造成的意义失落才是无聊的至深根源,正是因为死使一切成为徒劳,所以才会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思。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由于永生信念的破灭,无聊才成了一种典型的现代病。

可是,对此也可提出一个反驳:“没有死,就没有爱和激情,没有冒险和悲剧,没有欢乐和痛苦,没有生命的魅力。总之,没有死,就没有了生的意义。”——这正是我自己在数年前写下的一段话。波伏瓦在一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不死的人物,他因为不死而丧失了真正去爱的能力。的确,人生中一切欢乐和美好的东西因为短暂更显得珍贵,一切痛苦和严肃的感情因为牺牲才更见出真诚。如此看来,最终剥夺了生的意义的死,一度又是它赋予了生以意义。无论寂灭还是永生,人生都逃不出荒谬。不过,有时我很怀疑这种悖论的提出乃是永生信念业已破灭的现代人的自我安慰。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种悖论并不存在,荷马传说中的奥林匹斯众神丝毫没有因为不死而丧失了恋爱和冒险的好兴致。

好吧,让我们退一步,承认永生是荒谬的,因而是不值得向往的,但这仍然不能证明死的合理。我们最多只能退到这一步:承认永生和寂灭皆荒谬,前者不合生活现实的逻辑,后者不合生命本能的逻辑。

何必再绕弯子呢?无论举出多少理由都不可能说服你,干脆说出来吧,你无非是不肯舍弃你那可怜的自我。

我承认。这是我的独一无二的自我。

可是,这个你如此看重的自我,不过是一个偶然、一个表象、一个幻相,本身毫无价值。

我听见哲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下可是击中了要害。尽管我厌恶这种贬抑个体的立场,我仍愿试着在这条思路上寻求一个解决。

我对自己说:你是一个纯粹偶然的产物,大自然产生你的概率几乎等于零。如果你的父母没有结合(这是偶然的),或者结合了,未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做爱(这也是偶然的),或者做爱了,你父亲释放的成亿个精子中不是那个特定的精子使你母亲受孕(这更是偶然的),就不会有你。如果你父母各自的父母不是如此这般,就不会有你的父母,也就不会有你。这样一直可以推到你最早的老祖宗,在不计其数的偶然中,只要其中之一改变,你就压根儿不会诞生。难道你能为你未曾诞生而遗憾吗?这岂不就像为你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等在某月某日未曾做爱而遗憾一样可笑吗?那么,你就权作你未曾诞生好了,这样便不会把死当一回事了。无论如何,一个偶然得不能再偶然的存在,一件侥幸到非分地步的礼物,失去了是不该感到委屈的。滚滚长河中某一个偶然泛起的泡沫,有什么理由为它的迸裂愤愤不平呢?

然而,我还是委屈,还是不平!我要像金圣叹一样责问天地:“既已生我,便应永在;脱不能尔,便应勿生。如之何本无有我……无端而忽然生我;无端而忽然生者,又正是我;无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尽管金圣叹接着替天地开脱,说既为天地,安得不生,无论生谁,都各各自以为我,其实未尝生我,我固非我,但这一番逻辑实出于不得已,只是为了说服自己接受我之必死的事实。

一种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存在按其本性是不能设想自身的非存在的。我知道我的出生纯属偶然,但是,既已出生,我就不再能想象我将不存在。我甚至不能想象我会不出生,一个绝对没有我存在过的宇宙是超乎我的想象力的。我不能承认我只是永恒流变中一个可有可无旋生旋灭的泡影,如果这样,我是没有勇气活下去的。大自然产生出我们这些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仅是幻相,而它自己仅是空无?不,我一定要否认。我要同时成为一和全,个体和整体,自我和宇宙,以此来使两者均获得意义。也就是说,我不再劝说自己接受死,而是努力使自己相信某种不朽。正是为了自救和救世,不肯接受死亡的灵魂走向了宗教和艺术。

“信仰就是愿意信仰;信仰上帝就是希望真有一个上帝。”乌纳穆诺的这句话点破了一切宗教信仰的实质。

我们第一不能否认肉体死亡的事实,第二不能接受死亡,剩下的唯一出路是为自己编织出一个灵魂不死的梦幻,这个梦幻就叫作信仰。借此梦幻,我们便能像贺拉斯那样对自己说:“我不会完全死亡!”我们需要这个梦幻,因为如惠特曼所云:“没有它,整个世界才是一个梦幻。”

诞生和死亡是自然的两大神秘。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们无法理解虚无,不能思议不存在。这就使得我们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编织梦幻。谁知道呢,说不定事情如我们所幻想的,冥冥中真有一个亡灵继续生存的世界,只是因为阴阳隔绝,我们不可感知它罢了。当柏拉图提出灵魂不死说时,他就如此鼓励自己:“荣耀属于那值得冒险一试的事物!”帕斯卡尔则直截了当地把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争论形容为一场赌博,理智无法决定,唯凭抉择。赌注下在上帝存在这一面,赌赢了就赢得了一切,赌输了却一无所失。反正这是唯一的希望所在,宁可信其有,总比绝望好些。

可是,要信仰自己毫无把握的事情,又谈何容易。帕斯卡尔的办法是,向那些盲信者学习,遵循一切宗教习俗,事事做得好像是在信仰着的那样。“正是这样才会自然而然使你信仰并使你牲畜化。”他的内心独白:“但,这是我所害怕的。”立刻反问自己:“为什么害怕呢?你有什么可丧失的呢?”非常形象!说服自己真难!对于一个必死的人来说,的确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也许会丧失一种清醒,但这清醒正是他要除去的。一个真正为死所震撼的人要相信不死,就必须使自己“牲畜化”,即变得和那些从未真正思考过死亡的人(盲信者和不关心信仰者均属此列)一样。对死的思考推动人们走向宗教,而宗教的实际作用却是终止这种思考。从积极方面说,宗教倡导一种博爱精神,其作用也不是使人们真正相信不死,而是在博爱中淡忘自我及其死亡。

我姑且假定宗教所宣称的灵魂不死或轮回是真实的,即使如此,我也不能从中获得安慰。如果这个在我生前死后始终存在着的灵魂,与此生此世的我没有意识上的连续性,它对我又有何意义?而事实上,我对我出生前的生活确然茫然无知,由此可以推知我的亡灵对我此生的生活也不会有所记忆。这个与我的尘世生命全然无关的不死的灵魂,不过是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的抽象体。把我说成是它的天国历程中的一次偶然堕落,或是把我说成是大自然的永恒流变中的一个偶然产物,我看不出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

乌纳穆诺的话是不确的,愿意信仰未必就能信仰,我终究无法使自己相信有真正属于我的不朽。一切不朽都以个人放弃其具体的、个别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所谓不朽不过是我不复存在的同义语罢了。我要这样的不朽有何用?

现在无路可走了。我只好回到原地,面对死亡,不回避但也不再寻找接受它的理由。

肖斯塔科维奇拒绝在他描写死亡的《第十四交响乐》的终曲中美化死亡,给人廉价的安慰。死是真正的终结,是一切价值的毁灭。死的权力无比,我们接受它并非因为它合理,而是因为非接受它不可。

这是多么徒劳:到头来你还是不愿意,还是得接受!

但我必须做这徒劳的思考。我无法只去注意金钱、地位、名声之类的小事,而对终将使自己丧失一切的死毫不关心。人生只是瞬间,死亡才是永恒,不把死透彻地想一想,我就活不踏实。

一个人只要认真思考过死亡,不管是否获得使自己满意的结果,他都好像是把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了人生的全景和限度。如此他就会形成一种豁达的胸怀,在沉浮人世的同时也能跳出来加以审视。他固然仍有自己的追求,但不会把成功和失败看得太重要。他清楚一切幸福和苦难的相对性质,因而快乐时不会忘形,痛苦时也不致失态。

奥勒留主张“像一个有死者那样去看待事物”,“把每一天都作为最后一天度过”。例如,你渴望名声,就想一想你以及知道你的名字的今人后人都是要死的,便会明白名声不过是浮云。你被人激怒了,就想一想你和那激怒你的人都很快将不复存在,于是会平静下来。你感到烦恼或悲伤,就想一想曾因同样事情痛苦的人们哪里去了,便会觉得为这些事痛苦是不值得的。他的用意仅在始终保持恬静的心境,我认为未免消极。人生还是要积极进取的,不过同时不妨替自己保留着这样一种有死者的眼光,以便在必要的时候甘于退让和获得平静。

思考死亡的另一个收获是使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即使明天就死也不感到惊慌或委屈。尽管我始终不承认死是可以接受的,我仍赞同许多先哲的这个看法:既然死迟早要来,早来迟来就不是很重要的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到的仅是这个意义上的不怕死。

古希腊最早的哲人之一毕阿斯认为,我们应当随时安排自己的生命,既可享高寿,也不虑早夭。卢克莱修说:“尽管你活满多少世代的时间,永恒的死仍在等候着你;而那与昨天的阳光偕逝的人,比起许多月许多年以前就死去的,他死而不复存在的时间不会是更短。”奥勒留说:“最长寿者将被带往与早夭者相同的地方。”因此,“不要把按你能提出的许多年后死而非明天死看成什么大事”。我觉得这些话都说得很在理。面对永恒的死,一切有限的寿命均等值。在我们心目中,一个古人,一个几百年前的人,他活了多久,缘何而死,会有什么重要性么?漫长岁月的间隔使我们很容易扬弃种种偶然因素,而一目了然地看到他死去的必然性:怎么着他也活不到今天,终归是死了!那么,我们何不置身遥远的未来,也这样来看待自己的死呢?这至少可以使我们比较坦然地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我对生命是贪婪的,活得再长久也不能死而无憾。但是既然终有一死,为寿命长短忧虑便是不必要的,能长寿当然好,如果不能呢,也没什么,反正是一回事!萧伯纳高龄时自拟墓志铭云:“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我想,我们这些尚无把握享高龄的人应能以同样达观的口吻说:既然我知道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我就不太在乎我能活多久了。一个人若能看穿寿命的无谓,他也就尽其所能地获得了对死亡的自由。他也许仍畏惧形而上意义上的死,即寂灭和虚无,但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死,即由疾病或灾祸造成的具体的死,他已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恐惧之感。

死是个体的绝对毁灭,倘非自欺欺人,从中绝不可能发掘出正面的价值来。但是,思考死对于生却是有价值的,它使我能以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一切遭际,其中包括作为生活事件的现实中的死。如此看来,对死的思考尽管徒劳,却并非没有意义。

1992.5

<h3>超验的死和经验的死</h3>

据我之见,死亡问题的研究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一是形而上的层面,即宗教和哲学,另一是形而下的层面,包括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之所以分成这两个层面,则是因为死亡作为一个对象,兼具超验和经验这样两种不同的性质。

作为超验的对象,死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经验到的。如果说死就是肉体生命的解体,那么,没有人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确知人在肉体生命解体之后是一种什么状态。所谓濒死体验所涉及的仅是生命解体过程中的心理体验,而非解体完成之后的状态。不论医学怎样越来越精确地给肉体死亡下定义,也不能使我们向死亡的超验本质更加接近一步。诸如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灵魂归于何处,抑或死后只是绝对的虚无,这样的问题永远不是经验以及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所能回答的。在此意义上,死是永恒的谜,其真相永远隐藏在神秘的彼岸。

然而,正是死亡的这种超验性质使得它成了哲学和宗教所关注的重大课题。既然死是人生的必然结局,对人生图景和生命意义的总体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对这个结局的含义的破译。由于死的含义是超越于经验之外的,所以,对之的解释只能或者是玄思性质的,或者是信仰性质的。哲学和宗教都确认某种超验的不朽的世界本体之存在,而把死解释为个体生命向这一本体的复归,区别仅在于哲学是靠玄思来建构超验本体,宗教则以神的名义把超验本体规定为信仰的对象。在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那里,超验本体的性质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便是它的存在保证了生命的某种不朽性,使生命不致因为死亡而归于彻底的无。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把死解释成另一种有,甚至是比生更圆满的有。也许佛教是唯一的例外,佛教的本义是把生死都看作无的,教人在此基础上看破生死之别,从而不执着于生命之有的幻象。

除了超验的含义之外,死亡同时也是一个经验的事实。作为经验的对象,死亡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我们的确可以看见别人死去的样子,我们还可以依据这种经验想象自己死去的样子。我们甚至还必然要经验到自己死去的过程。在超验的死与经验的死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是指死后灵魂的归宿,由之而驱动所谓的终极关切,属于哲学和宗教的领域,后者是指肉体死亡的现象,由之而产生临终关怀、遗属安慰等实际的必要,须靠医学、心理学之类实用的学科来解决。我本人是把死亡的超验方面看得更重要的,认为唯有对这一方面的思考才是真正哲学性质的,而过于看重经验方面则很可能会损害死亡的精神启示意义。

当然,死亡的这两个方面又不是截然可分的。人们之所以对肉体的死亡感到莫大的忧惧,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不知道死后灵魂将会如何。死亡的可怕之处主要还不在死亡过程中肉体所经受的痛苦,而在死后的绝对虚无。同时,对死亡的形而上思考也并非出于纯粹的玄学兴趣,而恰恰是基于死亡乃人人不可躲避的经验事实,对必将来临的死亡的忧惧也是最真实的心理经验,有必要加以疏导。事实上,古希腊哲人把哲学称作预习死亡的活动,正说明了对死亡的哲学沉思是有着为经验的死预做准备的实用目的的。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把死亡问题研究的形而上层面和形而下层面沟通起来,从哲学和宗教中汲取思想资料,用于与死亡有关的心理抚慰的实践。

就我本人来说,我想坦言,对必将来临的死,我不能说已经找到了超越的方法和途径。我的困惑也许来自我的过于清醒,太看清了一切哲学和宗教的劝慰所包含的自欺。至于佛教,我是把它看作在死亡问题上唯一不自欺的最清醒也最深刻的哲学的。那么,看来我还是不够清醒,到我清醒到了极点时,也就是到我有朝一日浸润在佛教之中时,我的困惑也许就消解了罢。不过,我并不想刻意去追求这个境界。

1998.5

<h3>生命树上的果子</h3>

按照《圣经》的传说,人类一开始是住在伊甸园里的。那时候,人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不知什么叫苦恼,所以伊甸园又名“乐园”。伊甸园是一所美丽的大花园,里面栽着许多树。其中,有两棵很特别的树,一棵叫智慧树,一棵叫生命树。上帝禁止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可是,据说在一条蛇的诱惑下,他们终于偷吃了那智慧果。上帝怕他们再偷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便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我们不妨把这则传说当作寓言来读。神与人的区别,无非一是无所不知的智慧,二是长生不老的生命。吃了智慧果,人已经分有了神的智慧,不说无所不知,至少也比一般动物高明得多,懂得思考了。一旦再偷吃生命果,与神一样长生不死,就和神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上帝当然不肯让人吃到生命果。与别的动物相比,人一方面有智慧,足以知生死,天下唯有人这种动物在活着时能预知自己的死亡,另一方面又和别的一切动物一样必死无疑。人就好像已经脱离了兽界的蒙昧,却又不能达到神界的不朽,这种尴尬的位置给人带来了无穷的苦恼。

几乎每一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都会有那样一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突然有一天,他确凿无疑地明白了自己迟早也会和所有人一样地死去。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内心体验,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人生的快乐和信心因之而动摇甚至崩溃了。想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化为乌有,一个人就可能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根本的怀疑。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多数人似乎渐渐麻木了,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常常发现,当孩子问到有关死的问题时,他们的家长便往往惊慌地阻止,叫他不要瞎想。其实,这哪里是瞎想呢,死是人生第一个大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还把它看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无人能回避得了。我相信,那些从小就敢于正视和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在长大之后对人生往往能持比较深刻的理解和正确的态度。

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他们的子孙一直在寻找那棵上帝禁止人类靠近的生命树。战胜死亡,赢得不朽,是人类一贯的梦想。既然肉体的死亡不可避免,人们就试图获得某种精神上的不死。西方人信奉基督教,根本的动机是为了使自己相信灵魂不死,在肉体死亡后,人的灵魂能升入天堂。在中国,儒家强调“立德”“立功”“立言”,即留下能够传之后世的品德、功绩、文章,“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道家则追求一种与宇宙大化融为一体的“不生不死”的境界。我不相信人死后灵魂还能继续活着,也不认为留下身后的名声有什么意义。但是,把肉体的易朽变成一种动力,驱策自己去追求某种永恒的精神价值,这无疑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不管这种精神价值是否真能达于永恒,对它的追求本身就可以使人更加容易与死亡达成和解,同时也赋予生命以超出有限的肉体存在的意义。

应该相信,在人类精神的伊甸园里,必有一棵生命树,树上必有一颗属于你的果子。去寻找这颗属于你的果子,这是你毕生的使命。只要你忠于这使命,你一定会觉得,即使死亡不可避免,你的生命也没有虚度。

1996.10

<h3>正视死亡</h3>

1

哲学正是要去想一般人不敢想、不愿想的问题。作为一切人生——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幸福还是不幸——的最终结局,死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因而是任何人生思考绕不过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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