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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感觉上还要更久远。他们一起在北方的一所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司法判决的研讨会，博洛尼做了简短演说，正式宣布会议开始；达格利什则是代表了警方的立场。他们在回程途中又坐在了同一节一等车厢里。刚开始的一个小时，博洛尼和他的私人秘书一直在处理公文，而达格利什在又一次熟读了会议议程之后，开始重读特洛勒普的《如今世道》。当最后一份文件被理顺并放进公文包之后，博洛尼曾向他望过来，好像想要交谈。那个年轻的秘书略施一计，可以看出他非常圆滑，足够确保他一直“向上走”。秘书提议说，如果大臣不介意的话，他先去吃午餐，然后就离开了。他们之后交谈了好几个小时。
回首这段经历，达格利什依然为博洛尼表现得如此坦诚而感到惊叹。就像这整趟火车之旅。他们身处老式、私密的包厢，免受他人的打断和电话的不断骚扰，在滚滚的车轮声中完全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从而摆脱了他们生活中那种必不可少的小心翼翼。他们习惯了这种小心谨慎，都感觉不到因此背负的负担，直到从肩上卸下这种防备才感受到曾经的沉重。他们都是很注重隐私的男人。他们都不需要去俱乐部，去打高尔夫球，去酒吧，或者猎松鸡来维持男性之间的友情，不像他们很多其他的同僚，觉得非常有必要维持这种社交，并从中获得过于忙碌的生活的慰藉。
一开始，博洛尼的讲话时断时续，然后开始放松，最后变得亲密。从一开始的随意谈话涉及的日常话题——读书、最近上演的戏剧、他们共同的熟人——到接下来开始讨论他自己。两个人都向前探着身子，双手自然地握在一起。达格利什想，对于走廊上不经意经过的乘客而言，他们看起来一定像是两个忏悔者，在进行一场私下里的忏悔告白，并互相宽恕。博洛尼似乎并没有指望另一方也能够坦露心迹，双方一起放下戒心，无所不谈。他讲，达格利什听。达格利什知道除非完全相信他的听众能够保密，不然没有哪一个政客会如此无拘无束地讲话。达格利什不可能不感到荣幸万分。他一直都很尊敬博洛尼；现在他开始喜欢他，并且非常自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博洛尼也谈到了他的家庭：“我们并不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只是非常古老。我的曾祖父失去了一大笔财富，因为他对自己完全没有天分的一项事业——金融——着了迷。有人告诉他要想赚钱，就应该趁着股价低的时候买进，股价高的时候卖出。这个规则很简单，让他不那么发达的头脑觉得醍醐灌顶。他毫无困难地遵循了第一部分的规则。问题是他从没机会照着后半部分的要求来做。他非常擅长挑选垃圾股。他的父亲也是如此，不过是擅长挑选战绩不佳的赛马。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感激我的曾祖父。在他亏本之前，他非常明智地请来约翰·索恩设计坎普顿小丘广场的宅邸。你也对建筑感兴趣，对吧？我希望你以后能腾出几个小时来看看这座房子。至少需要几个小时来参观。在我看来，它甚至要比伦敦林肯因河广场的约翰·索恩博物馆更有意思，它保留了新经典主义的风格，我猜你会这么评价它。我觉得至少从建筑学来说，它令人满意。但我不确定它究竟是更适合被人参观仰慕还是居住。”
达格利什当时曾经暗想，为什么博洛尼会知道他对建筑学的兴趣？只可能是因为他曾经读过他写的诗。一个诗人有可能发自内心地不喜欢谈论自己写过的诗句，但是知道真的有人用心读过，也并不是一件讨厌的事。
现在，他双腿伸展，一把如此矮的椅子显然没有办法舒适安置他6英尺2英寸 [7] 的高大身材。他双眼凝视着一支细蜡烛，在熏香味道浓郁的寂静空气里，烛光没有任何晃动。他又一次听到了那种口气，紧张而充满自我厌弃，博洛尼曾解释过他为什么放弃了法律生涯：“一些奇怪的偶然事件决定了一个人为什么、什么时候做出那样的决定。我想我说服了自己，把人送进监狱并不是我有意毕生都去追逐的事业。总是代表被告看起来是个很轻松的选项，但我从来都不擅长假装认为我的委托人是无辜的，因为我和我的法务指导得一直小心谨慎，确保被告不会突然就承认罪行。等到你看见你的第三个强奸犯委托人被无罪开释，仅仅是因为你比原告的辩护律师更聪明，你就会感到那种胜利索然无味。但是这只是简单的解释，我猜如果我没有在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案子上败诉的话，也许我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你也许不记得那个案子了，珀西·马特洛克的案子。他杀死了他妻子的情人。那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官司，我们很有信心能够将其减至过失杀人罪。即便是这样一个较轻的量刑，也还有机会进行调解。但是我并没有很认真地准备。我想我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吧。那段时间我非常傲慢，但不仅如此，我还深陷爱河。在那个年纪，这看起来是最重要而又独一无二的，但是事后却会让人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病态。总之我并没有分给这个案子足够多的精力。马特洛克被判处死刑，死在监狱里。他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他父亲受到的刑罚打破了她努力维持的勉强稳定的精神状态。她从精神病院出院之后，联系上了我，我给了她一份工作。她现在还在替我母亲管家。我觉得除此之外她不可能找到工作，可怜的姑娘。所以我的生活中有个不怎么美好的存在，一直在提醒我曾经的愚蠢与失败。毫无疑问这对我有好处。她也对我充满感激，就是俗称‘献身于我’的感情，但这并没有使一切变得轻松。”
他接下来又开始谈论他的哥哥，五年前在北爱尔兰阵亡的那位：“他死后头衔直接传给了我。我人生中理应珍惜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通过死亡事件才得到的。”
达格利什记得，他当时说的不是“我珍惜的东西”，而是“我理应珍惜的东西”。
在无处不在的熏香味道之外，他还能闻到烛烟微弱的辛辣气味。他从椅子上起身离开，留下蜡烛继续燃烧，苍白的火苗晕染了空气。他通过格栅门走过中殿，来到了教堂的后方。
在钟楼里，费里斯已经架起了他的金属展台，干净利索地摆出了自己苦心收集的物证，每一件都贴上了标签，被包裹在塑料信封里。现在他往回退了几步，用一种微微焦虑的表情注视着这些物品，在考虑是不是真的每一件都已经物尽其用，就像教会主持的义卖上的小摊贩在查看自己的财产一样。确实，这些普通物件经过他如此小心翼翼的备注和摆放，有了一种几乎带有仪式感的重要性：一只后跟上还沾着泥巴的鞋子、污迹斑斑的搪瓷杯、经死人之手留下横竖交叉的死亡记号的吸墨纸、日记本、哈利·麦克最后一餐的残渣、合上的剃刀盒，然后是占据了桌子中心位置的最重要的物证，那把打开的、割喉用的剃刀，刀锋和骨制手柄上都沾满了黏糊糊的血迹。
达格利什问道：“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吗？”
“总警司，那本日记本。”他做了个动作，好像要把日记从塑料袋中取出。达格利什说：“不用拿出来，跟我说说就行了。”
“是日记的最后一页。看起来他好像把过去两个月的日记都撕毁，并且单独烧掉了，这之后他又直接把整本日记扔进了火堆。封皮只是被烧焦，最后一页是上一年和明年的日历表，完全没有烧焦的痕迹，但是上半部分不见了，有人把它撕成了两半。”他又补充道，“我猜他可能是把它卷起来当作助燃物，去借煤气热水器的火了。”
达格利什拿起那个装着鞋子的袋子，他说：“那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觉得并不太像那么回事。这确实是一场仓促的谋杀，而对于一个急匆匆的凶手而言，这样的点火方式太过耗时，也充满了不确定。如果他来的时候没带打火机或者火柴，最简便的办法应该就是把连在热水器上的铜支架里的火柴盒取出来。他把鞋子从手心里转过来，说道：“这是手工制作的。有些奢侈品是很难舍弃的。脚趾的地方还擦得很亮，两侧和鞋跟磨暗了，并且有一点脏。看起来它们像是被洗刷过。除了左脚脚后跟，两侧也依然有泥巴的痕迹。送回实验室应该能找到刮痕。”
他想，这双鞋可不像是一个在伦敦待了一天的人穿的，除非他是在公园里或是沿着运河边的纤道走了一圈。但是他几乎不可能是这样走到圣马修教堂来的，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在教堂里清理过鞋子。但是这又是在得到事实之前做出的推论。他们以后也许能了解到博洛尼在这人世上的最后一天究竟是去了哪里。
凯蒂·米斯金出现在门口。她说：“基纳斯顿医生已经检查完了，总警司。他们已经准备好运走尸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