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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之后，达格利什的膝盖上放着一碟黄瓜三明治，心中暗想，他参加过的所有葬礼慰问会都出奇地相似，都是安慰、尴尬和非现实的融合。但是这一次唤起了更为强烈也更私密的记忆。他当时只有13岁，在父亲主持完一场当地佃农的葬礼后和父母一起回到了诺福克的农庄。那时，看着年轻的寡妇穿着她自己买不起的黑色新衣，在屋里传递着自制的香肠肉卷和三明治，塞给他最喜欢吃的水果蛋糕，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大人，也是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源自生活最深处的悲伤，并感叹于这些贫穷之人在这样的时刻依然能保持自尊，勇敢面对一切。他从来没有把凯特·米斯金与谦卑联系在一起，她和那个乡间寡妇还有那种悲凉又难以预测的人生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是当他看到端进来的食物也是三明治和水果蛋糕时，还是被唤起了心中同样的怜悯。三明治是她去火葬场之前做的，还裹着保鲜的锡纸。他猜，她一定很难决定究竟准备哪些食物，是准备酒水还是茶水。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茶水，事实证明她是正确的，至少在他看来，他们需要的正是茶。
宴会上来的人不多，却非常独特。一个曾经是她外祖母邻居的巴基斯坦人带着自己美丽的妻子来了。他们一起坐在一边，温柔得体，达格利什猜他们两人在这场葬礼上恐怕比在节庆场合更自在。艾伦·斯库利帮着四处递送茶杯，十分谦逊。达格利什暗想，他好像在极力避免大家误认为自己是这里的一家之主，然而他又觉得是自己想多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完全不在意别人看法的男人。看斯库利四处分发盘子的姿态，似乎并不确定自己手里拿的是什么，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达格利什又回想起那天的那通电话，斯库利固执地称自己只和达格利什讲话，那则信息传递得十分清晰，他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冷静，尤其是最后的那段话格外具有洞察力。
“还有一件事。我举起听筒，她开口之前有一段停顿，然后她非常快地讲了一通。我觉得是有人替她拨了电话号码，然后把听筒递给了她。我细细想来，只有一种解释符合所有的情况，她被某人胁迫了。”
看着斯库利6英尺2英寸的高瘦身材，那对角质架眼镜后温和的双眸，那张瘦削、英俊的脸庞，那凌乱的金色长发，他觉得这个人实在不像是凯特的爱人，假如他确实是的话。然而凯特和马辛厄姆正在一旁讲话时，达格利什注意到了斯库利看她的神情：迷离、热烈、偶尔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渴望。他想：艾伦是爱着她的。凯特知道吗？就算知道的话，她又有多在意？
艾伦·斯库利是第一个离开的，但是他走得十分低调，并没有大肆宣扬。然后那两个巴基斯坦人也和凯特道了别，随后凯特端着茶具走进了厨房。屋子里充满了一种热闹后的寂寥感，通常社交活动收尾时都会出现这种令人不适的失落感。两个男人都不知道要不要帮忙清理茶具，也不知道凯特是否希望他们离开。突然，凯特说她希望跟他们一起回苏格兰场，她也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留在家里。
但是当她跟着达格利什走进他的办公室，站在桌前，身体僵直，像是要准备接受训斥时，他还是吃了一惊。他抬起头，发现她尴尬得面孔涨红，生硬地说：“谢谢您选择我成为小分队的一员。我学到了很多。”这些话说得粗糙而生硬，让达格利什意识到她说这番话有多不容易。
他温柔地说：“人总是能够学到很多新东西，但正因为如此，也常常会觉得痛苦。”
她点了点头，就像是她让达格利什离开一样，僵硬地走到门口，突然转过身，大喊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希望事情变成这样。她的死是不是我造成的，我是不是有意想让她死，我再也不会知道了。你也听到斯维恩冲着我说的话了：‘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吗？’他知道的。你也听到了。我怎么可能还坚信自己当时的举动是正确的？”
他说了当时唯一能说的话：“你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如果你能冷静下来，理性地分析，就会明白了。你肯定会觉得自己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失去自己所爱的人时都会这样想。有这种负罪感很自然，但这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思维。你做了当时看来正确的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更好。你没有杀害你的外祖母。凶手是斯维恩，她是他最后的受害者。”
但是谋杀案发生后，永远不可能有最后的受害者。每一位受到博洛尼之死触动的人都不会一成不变：达格利什自己、马辛厄姆、巴恩斯神父、达伦，甚至是那个可怜的老太太沃顿小姐也不例外。凯特很清楚这一点。她又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呢？但是即便在他自己看来，这些用作安抚的陈词滥调也十分虚假。而且有些事连他自己也没法确定。在那个危险的拐角博洛尼紧紧踩在油门上的脚，她伸向凶手的沾满血污的双手。有行动就有后果。但是她很坚强，应该能好起来。不像博洛尼，她会学着接受一切，并学会承担起自己这份负罪感，正如达格利什所曾学会背负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