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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收到熊耳的实验结果以后，大町警察署十分兴奋。但是，实验仅仅是科学地证明了确有一个罪犯存在，而对罪犯本身仍然一无所知。“科学”这一字眼很唬人，但毕竟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说明罪犯的真实面目。
尽管肯定了是谋杀，但警察署并没有成立破案班子的计划。被害者的尸体早已化成了骨灰，杀人现场的情况也依然是个谜。
熊耳沉重地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己过去也是吃破案这碗饭的，怎么却把尸体这一犯罪的重要证据轻易地付之一炬了呢？
当然，如果不是在阿尔卑斯山顶这一特殊现场，或许也不会被罪犯在尸体上所做的手脚蒙混过去。
罪犯充分利用了山顶的特殊环境。山峰虽然比“俗世”高二、三千米，但绝不会改变人们的天性与邪念。有时人们为山峰的妖娆秀丽、巍峨雄姿所感动，以为那会劝恶从善，其实只是一种浪漫的错觉。凡是人迹所到之处，无论山峰还是俗世都是完全一样的。
固有的俗世概念并不确切，应该说人迹所到之处统统都是俗世。可是，熊耳却不知不觉地盲从了人们的说法，真以为“山峰是纯洁神圣的，登山者中无恶人”，并因此毫不怀疑地把在神圣的山顶上发现的尸体作为遇难者处理了。
他憎恶罪犯利用了登山者的“纯朴”。
“无论如何要抓获他！”这已成为熊耳一个坚定的信念。
罪犯的所作所为难道真是无懈可击吗？熊耳准备首先全力找到破绽之处。他行凶后是怎么脱身的呢？尽管还理不出头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他没有借助于直升飞机之类的机械力量，罪犯自己肯定也是一个擅长于登山的人物，否则就不可能登到现场。
被害者——熊耳已很有自信地称遇难者为被害者了——在被害前后，并没有直升飞机之类的东西飞临K岳山的上空。使用这类东西，不仅需要同谋，而且必然会有很多目击者，同时也会引起被害者的警惕，不易下手谋杀。
罪犯是依靠自己的双腿爬上“无人登临的山顶”，又从那里逃掉的。但目前还完全猜想不出他使用了什么方法。罪犯选择的“密室”，的确是天衣无缝的。他在那里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其它地方是否有破绽之处呢？
从一具单纯的遇难尸体上，自己到底根据什么断定有罪犯存在呢？对！是根据头盔。假如没有头盔，影山隼人就会作为一名在北坡因滚石事故身亡的登山者，仅仅在K 岳遇难史上留下短短的几行记录。没有头盔就不会发现罪犯。那么罪犯为什么要留下它呢？理由很明显，不戴头盔是不会攀登滚石很多的北坡的，何况奥村田山庄的招待们，都知道影山携带的物品中有头盔。如果在尸体周围找不到它，无疑是被谁拿走了。这反倒容易让人生疑。
若是在赤裸的头部留有致命伤，而四周却找不到致伤之物，应有的头盔也不翼而飞了，那么，不论尸体是发现在多么神圣的地方，人们也不会被“登山者中无恶人”的说法骗过。
留下头盔是迫不得已的。这一事情本身并没有留下什么破绽。
唯一的危险是把头盔同被害者（当时称为遇难者）头部的创伤相比较。但可惜的是，仅仅用肉眼粗略地验尸后，尸体就被迷信“登山者中无恶人”的头脑简单的警官火化了。
现在就不怕再检查头盔了。不过罪犯并没有注意到头盔内部和下沿的损伤。那么，持有头盔的汤浅贵久子是不是罪犯呢？
不，不会的。她不在现场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若假定她是罪犯，又该怎样解释她把早该处理的头盔珍惜地保存下来，并毫无难色地借给熊耳呢？罪犯是不会自己往脖子上套绞索的，何况她也不可能登上山。汤浅贵久子不是罪犯。那罪犯又是谁呢？
“有了！”
正在冥思苦想的熊耳，眼睛突然凝视着前方不动了。
把被害者的尸体火化后，似乎消除了对罪犯的最大威胁，但事情果真如此吗？若是罪犯在这以后意识到了头盔内部留下的疑点和下沿的损伤，他会怎样呢？
本来自以为犯罪是天衣无缝，稳坐钓鱼台的罪犯，意识到这一致命之错时，将会惶惶然如热锅上的蚂蚁。
对！罪犯意识到头盔上的破绽后，必定会不择手段地设法获取它，他很可能要接触持有头盔的汤浅贵久子。
向汤浅贵久子索取头盔的人就是罪犯！
熊耳为自己所推导出的结论而兴奋，他马上往贵久子的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
虽然是通过交换台，可贵久子的声音还是象市内电话中一样清晰。熊耳稍叙寒暄后马上转入正题。
“想要头盔的人？嗯……。”在电话的另一端，贵久子似乎在认真回忆着。
“好象没有什么人。”
好一会儿贵久子才回答。头盔原来只是作为影山的遗物保存下来的，已经丧失了使用的价值，不该再有人来要它。
“真的没有任何人吗？请你再好好想想。”熊耳仍不死心，固执地追问。贵久子的记忆已成为追捕罪犯的最后一条线索了。
“再想也……。”贵久子有些为难地说。
“是吗？”
熊耳万分失望，话筒沉甸甸的，似乎要拿不动了。
“啊，有了。”这时，贵久子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
“嗯？有什么了？”
“不过不是索取头盔。”
“有关头盔的任何情况都行。”
贵久子的话又勾起了熊耳的一线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