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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事先并没告知斯特罗伊夫要来巴黎，因此当我按响门铃后，开门的斯特罗伊夫并没马上认出我来。但是他很快就惊喜地大叫，连忙将我请进屋。我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感到很高兴。那时他妻子正在炉边做针线活，一看到我进来，就站起身。斯特罗伊夫将我介绍给她。
“你记不记得？”他问她，“我过去总对你谈起他。”然后他又转身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一声你要来巴黎？你到这里多久了，预备待多长时间？要是你早到一个小时，咱们就可以一同用晚餐。”
他像发珠炮似的问了我许多问题，然后把我安置在一张椅子上，像拍打靠垫一样不停地拍我的肩膀，一会儿要我吸雪茄，一会儿又让我吃蛋糕、喝酒，不肯给我一分钟的空闲。由于家里的威士忌喝完了，他懊恼得不行。他要亲自为我煮咖啡，搜肠刮肚地想还能怎么招待我。他脸上乐开了花，每个毛孔似乎都在往外冒汗。
“你一点儿也没变。”我一边端详他，一边笑着说。
他还是我记忆中那副滑稽的样子。他身材矮小而肥胖，还有一双小短腿。他年纪并不大，最多只有三十岁，但是头顶已经光秃秃的了。他有一张浑圆而红润的脸庞，肤色很白，双颊和嘴唇总是通红。他那双蓝眼睛也是浑圆的，上面架一副很大的金边眼镜，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来。你一见到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鲁本斯[1]油画里那些和蔼的胖商人。
我告诉他我已经在巴黎找好了房子，准备住上一段时间，他立即激烈地责备我没有事先和他商量。他说他可以帮我找到适合的住处，还能借家具给我——就好像我真花了一大笔冤枉钱去买这些东西似的——并且，他还可以帮我搬家。他真心觉得，我没有给他提供为我帮忙的机会实在不够朋友。在我们谈话的过程里，斯特罗伊夫太太始终安静地坐在一旁补袜子。她一句话也不说，只听她丈夫滔滔不绝地讲话，嘴角上浮现着从容的微笑。
“你瞧，我结婚了，”他忽然说，“你认为我的妻子怎么样？”
他满面春风地望着她，把鼻梁上的眼镜向上推了推，因为汗水总是使他的眼镜向下滑。
“你让我如何回答才好？”我笑着说。
“可不是吗，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太太插话道，也笑了。
“但是你不认为她很美吗？听我说，老朋友，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快点儿结婚吧。现在我可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你瞧她光坐在那里，就是一幅绝妙的图画。有没有让你想起夏尔丹[2]的画，嗯？凡是世上最漂亮的女人我都领略过了，但没有哪个比得上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夫人。”
“如果你不赶紧住口，迪尔柯，我就离开这儿了。”
“我的小宝贝儿[3]。”他说。
她有些脸红，他热切的语调使她觉得难为情。斯特罗伊夫曾在写给我的信中说过他深爱着他的妻子，如今我看到，他的目光几乎时刻追随着她。但我不确定她是否也爱他。这个可怜的傻瓜并非那种能让女人爱上他的人。
不过斯特罗伊夫太太眼神里的笑意是含有爱怜成分的，或许在她笑而不语的背后正藏着对他的深情。她并非他炽热爱情所幻想出的那种倾国倾城的美女，但仍有一种秀丽端庄的美。她身材修长，那身剪裁得体的素衣根本无法遮盖她漂亮的身形。她的身材或许对雕塑家比对服装商更有吸引力。她有一头棕色的浓密秀发，简单地梳拢起来。她的脸庞白净，五官清秀而非艳丽。对于美人的称呼她只差一步之遥，但或许恰恰因为这一小步，使她连漂亮都够不上了。斯特罗伊夫因她而想起夏尔丹的画也并非毫无道理，她的模样叫我莫名地联想起这位著名画家笔下那不朽的形象——戴着头巾式女帽、腰间围着围裙的快乐主妇。我闭起眼睛，就能幻想出她在锅碗中静静忙碌的样子，操持起家务就像遵循某种仪式一般，给这些寻常的家务事注入了崇高的意义。
我不认为她有聪明的头脑或风趣的谈吐，但她却能用她那肃穆而专注的神情引起我的兴趣。在她的缄默和沉稳中存在一种神秘感。我不清楚她为什么要和迪尔柯·斯特罗伊夫结婚。尽管她和我都是英国人，我却看不透她，不知道她出身于什么阶层、接受过什么教育，也不知道她婚前的情况。她很少说话，不过她的声音很动听，举止也很自如。
我问斯特罗伊夫最近是否画了新的作品。
“画画？我的水平可是今非昔比啦。”
当时我们正坐在他的画室里，他随便朝画架上一幅尚未完成的作品挥了挥手。我有点惊奇。他画的是一些穿着坎帕尼亚服装的意大利农民，正悠闲地在一座罗马教堂的台阶上闲逛。
“这就是你的新作品吗？”
“不错。我在这儿就和在罗马一样，都能找到模特。”
“难道你不觉得这画很美吗？”斯特罗伊夫太太问。
“我这个傻太太一心认为我是个伟大的画家。”他说。
他心中的喜悦根本无法被他歉意的笑声掩盖。他一直望向自己的作品没有转过头来。他在品评别人的画作时，观点总是既准确犀利又新颖独特，可是对于自己那些陈腐、庸俗的画作，他却显得那么洋洋自得，真令人难以置信。
“给他看看你其他的作品吧。”她说。
“人家要看吗？”
尽管迪尔柯·斯特罗伊夫一向被他的朋友们耻笑，但他始终无法克制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展示的强烈愿望，巴不得听到几句夸奖。幸好要满足他的虚荣心并不难。他先拿出一幅画着两个满头卷发的意大利贫民窟儿童玩弹球的画作。
“他们多可爱啊。”斯特罗伊夫太太赞美道。
随后他又展示出更多的画给我看。我发现他即便到了巴黎，也还在重复他在罗马画了许多年的那种老套而花哨的风格。这些画既虚浮又缺少艺术价值，可是其他任何一位画家也比不上这些画的作者迪尔柯·斯特罗伊夫那样真实和坦诚。有谁能解释清楚这样的矛盾？
我不知为何忽然问他说：“对了，你遇到过一个名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画家吗？”
“怎么，你也认识他吗？”斯特罗伊夫大叫道。
“那是个缺乏教养的人。”他太太说。
斯特罗伊夫笑了。
“我可怜的宝贝儿[4]。”他走到她身边，举起她的双手吻了吻。“她不喜欢他。真是怪事，你竟然也认识斯特里克兰德。”
“不懂礼貌的人无法让我产生好感。”他太太说。
迪尔柯一直在笑，他转身对我解释道：“你知道吗，有一天我请他过来瞧瞧我的作品。他来了，我拿出所有的画给他看。”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觉得有些尴尬，迟疑了一阵。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令他难堪的故事，因为他不知该如何说下去。“他看了看——我的画，什么都没说。我本以为他是要把所有的画都看完，再来品评的。直到最后，我说：‘全都在这儿了！’他说：‘我来是希望向你借二十法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