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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快要来临的时候，迪尔柯·斯特罗伊夫邀请我和他们一起过节。因为他性格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到圣诞节他就觉得伤感，渴望能有几个朋友在身边，一起依照恰当的仪式来庆祝这个节日。我和他都有两三个星期没见到斯特里克兰德了。我是由于来了几个到巴黎短期停留的朋友，忙于招待；斯特罗伊夫则是因为同他大吵了一架，下定决心和他断绝来往。斯特里克兰德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令斯特罗伊夫发誓要与他断交。可是随着节日日益临近，斯特罗伊夫的心又软化了，觉得不能把斯特里克兰德一个人丢在家里不管。他认为他能对斯特里克兰德感同身受——在这种大家互道祝福的日子里，让那位画家在寂寞孤独中度过，着实令他不能忍受。他买了一棵圣诞树，布置在画室里，于是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会在那棵挂满礼物的树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可笑的小礼物。不过他羞于去见斯特里克兰德，毕竟这么轻易就原谅了令他颜面尽失的侮辱，太过低三下四了。因此他虽然打算和斯特里克兰德和好，但希望我能陪他一起去。
我们一起走到可丽舍大街，没看到斯特里克兰德坐在咖啡馆外面。当时天气已经很凉，不能再在室外逗留了。我们走进咖啡馆，坐在皮座椅上。咖啡馆里异常闷热，弥漫的烟雾把空气变成了灰色。斯特里克兰德没在那里，不过我们看到了偶尔和他一起下棋的法国画家。我和他多少有点儿交情，于是让他和我们坐在一起。斯特罗伊夫问他是否见到过斯特里克兰德。
“他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吗？”
“病得厉害吗？”
“听说病得不轻。”
斯特罗伊夫脸上一下没了血色。
“他怎么不写信告诉我呢？唉，我多傻啊，还和他吵架来着！咱们必须马上看他去。又没个人照顾他。他现在住在哪儿？”
“我不清楚。”法国人说。
我们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他。斯特罗伊夫愈发难过了。
“没准儿他已经死了呢，没人清楚他的事。太可怕了。我接受不了。咱们必须立即找到他。”
我希望斯特罗伊夫明白，要想在巴黎的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人，是很荒唐的，我们首先得有一个计划。
“不错。可是没准儿在我们商量计划的时候，他就快咽气了，等我们赶到他身边，已经太迟了。”
“你先安静地坐下来，想想办法。”我不耐烦地说。
我只知道一个地方，那就是比利时旅馆，可是斯特里克兰德早就从那里搬走了，那儿的人不会对他有印象。他行踪不定，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住址，因此他在搬离那家旅馆时，很可能没有留下新住址。而且，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住的地方不会离这家咖啡馆太远。因为他从住在比利时旅馆的时候起就光顾这里，到现在依然如此，只能说明他的住地离这里并不远。我忽然想到，他常去的那家面包店的女店主曾给他介绍过给人画像的生意，或许那位女店主知道他的住处。我叫人找来一本电话簿，着手查找这附近的面包店。我总共找出五家面包店，只能挨个去询问。斯特罗伊夫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我，他的计划是把与可丽舍大街相通的几条街全都跑个遍，到每一家公寓或旅馆打听消息。而事实是，我那看起来普通的计划有了成效。当我们进入第二家面包店时，柜台后面的女人说他认识斯特里克兰德，但她不清楚他的具体住址，只肯定地说，就在对面的三座房子中。我们运气很好，第一幢房子的看门人告诉我们在顶楼可以找到他。
“他生病了对不对？”斯特罗伊夫问道。
“八成是吧，”看门人漠不关心地说，“事实上[1]，有好几天我都没见过他了。”
斯特罗伊夫先我一步冲上楼梯，等我爬到顶层的时候，他已经把一扇房门敲开，向一个穿衬衫的工人问话了。工人指了指一扇门，说里面住的人应该是个画家，已经有一个星期没露面了。斯特罗伊夫正要上前敲门，但立即转过身，对我做出一个手势，表示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我看出他此刻非常害怕。
“要是他已经死了呢？”
“不会的。”我说。
我敲响房门，没人回应。我按下门把手，发现门并没有上锁。我走进屋内，斯特罗伊夫跟在我身后。屋里一片漆黑，我只能分辨出这里是一间阁楼，因为天花板是倾斜的。天窗上射进来一丝微弱的光，却无法照亮室内。
“斯特里克兰德。”我叫道。
没有人应声。空气中的一切都非常神秘，斯特罗伊夫紧挨着我的后背，我能感觉到他在发抖。我迟疑了一下，不知是否该拿出一根火柴擦亮。我隐隐约约看到有一张床在墙角，不晓得火柴的光亮是否会映照出床上一具躺着的尸体。
“你没带火柴吗？你这笨蛋。”
斯特里克兰德呵斥的声音从暗处传来，吓了我一跳。
斯特罗伊夫惊叫起来。
“上帝呀，我以为你死了呢。”
我擦亮一根火柴，四处寻找蜡烛。在慌忙间，我看出这是一间非常狭小的屋子，一半用作居室，一半用作画室。屋内除了一张床，并没有其他家具。墙边放着一些画板和画架，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地板上没有铺地毯，屋里也没有壁炉。颜料盒、调色刀和各种杂物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桌上，幸好我在这堆东西里找出了一小截蜡烛，于是把它点上了。斯特里克兰德很别扭地躺在床上，因为那张床对他而言显然不够大。为了取暖，他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他此刻正在发高烧，这是显而易见的。斯特罗伊夫来到床边，激动得嗓音沙哑。
“啊，我可怜的朋友，你这是怎么了？我完全不知道你病了。你为什么不找人通知我？你完全清楚，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你还在意我说的那些话吗？我没有别的意思。我错了，我不该跟你生气。”
“见你的鬼去吧！”斯特里克兰德说。
“讲讲道理，好不好？让我来帮你躺得舒服些。没人照顾你吗？”
他朝这间肮脏的小阁楼望了望，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最后整理了斯特里克兰德的被子。斯特里克兰德大口喘着气，沉默地压抑着怒火。他愠怒地瞥了我一眼。我安静地站在原地，看着他。
“如果你们想帮我，就去给我买点儿牛奶喝吧，”他终于开口说道，“我已经躺了两天了。”
床边有一只盛牛奶的空瓶，还放着一张带有面包屑的报纸。
“你吃东西了吗？”
“没有。”
“多久没吃东西了？”斯特罗伊夫喊道，“你的意思是你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吗？真糟糕。”
“我喝了水。”
他的目光在一个大水罐上停了一会儿，那东西就摆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
“我这就去，”斯特罗伊夫说，“你还要其他什么东西？”
我建议再给他买一个热水瓶、一些葡萄和面包。斯特罗伊夫很庆幸能有机会为他效劳，噔噔噔地跑下楼去了。
“倒霉的蠢货。”斯特里克兰德嘀咕道。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跳得很快，也很微弱。我向他提出一两个问题，他都不答话。我一追问，他就负气地扭过脸去，朝墙壁躺着。我无事可做，只能静静地等在屋里。十分钟以后，斯特罗伊夫就喘着粗气回来了。除了我建议他该买的东西，他还买了蜡烛、肉汤和酒精灯。他是个很能干的家伙，片刻也没耽误，就煮了牛奶，再把面包放进牛奶里。我量了斯特里克兰德的体温，华氏一百〇四度[2]——他的确病得很厉害。
[1]原文为法语。
[2]相当于摄氏40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