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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事先已经通知将军抵达时不要组织群众欢迎，仍有一支光鲜的马队在港口迎接，波萨达·古铁埃雷斯省长还准备了一支乐队和三天焰火。将军一行还没有到商业区，一场大雨就打乱了庆祝活动。这场雨下得比往年早，来势凶猛，把铺街石都翻起冲走，贫民区淹了水，气温却毫不减退。在乱哄哄的招呼声中，有人说了一句老掉牙的蠢话：“我们这里太热了，母鸡下的蛋都是熟的。”以后三天里，灾难性的天气没有任何改变。昏昏沉沉的午睡时间，山那面降下一片乌云，笼罩在城市上空，随即下起瓢泼大雨。然后又是骄阳当空，和先前一样毒辣，市民组织的抢修队正清理街上的残砖断瓦，早晨的乌云又开始在山头汇合。不论白天黑夜，室内户外，似乎都可以听到吱吱发响的热气。
将军发着烧，几乎支撑不到官方的欢迎仪式结束。市府大厅里的空气热得要沸腾，他一反常规，坐在扶手椅上讲了话，措辞像主教那般谨小慎微，话说得很慢，很艰难。一个穿着有荷花边的连衣裙、肩后佩着天使翅膀的十岁小女孩背诵了一首赞扬将军光辉事迹的颂歌，急促得喘不过气。但她背错了，接着重背，前后颠倒乱了套，不知如何是好，一双小眼睛惊慌地盯着将军。将军像串通作弊似的朝她一笑，低声提示：
他宝剑的闪光
是他功勋的生动反映。
将军得势的最初几年，一有机会就举行盛大宴会，让客人们吃饱喝足，一醉方休。那个豪华时期使用的刻有他姓名第一个字母的专用餐具保存了下来，何塞·帕拉西奥斯现在取出来给客人们用。在翁达的欢迎宴会上，将军同意坐在首席，但只喝了一杯葡萄酒，尝了一口河龟汤，觉得反胃就不碰了。
他很早退席，回到波萨达·古铁埃雷斯上校家中为他准备的房间，但听说圣菲的邮班明天到来，本来不多的睡意顿时全部消失。他惶惶不安，三天没有想的烦恼重新涌上心头，拿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折磨何塞·帕拉西奥斯。他想知道自己离开后发生了什么事，不由他执政的城市怎么样了，没有了他生活有什么变化。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顶半个世界的美洲简直发了狂。”在翁达的第一晚，他更相信这句话有道理。
将军睡觉一向不用蚊帐，这一晚蚊子的骚扰使他更烦躁不安。他一会儿起来在房间里转着圈子自言自语，一会儿躺在吊床上使劲晃荡，一会儿又裹着毯子捂得大汗淋漓，几乎是大叫大嚷地说胡话。何塞·帕拉西奥斯陪着他，回答他的问题，不用掏坎肩口袋里带链的一对怀表就能告诉他时间是几点几分。将军没有气力自己摇晃时，他就帮着推吊床，同时用一块布巾挥赶蚊子，终于让将军睡了一个多小时。破晓前，将军听到院子里有牲口和人的声息，一惊而起，穿着睡衣出去取信件。
随着马队同来的还有年轻的阿古斯丁·德伊图尔比德上尉，他是将军的墨西哥副官，由于最后一刻有些事要处理，滞留在圣菲。他捎来苏克雷元帅的信，信中为没有及时赶到送行深深表示遗憾。还有凯塞多代理总统两天前写的一封信。波萨达·古铁埃雷斯省长拿了星期天的剪报进来，这时天还未大亮，将军眼神不济，请他代为念信。
圣菲的新闻是星期天人们都出城去牧场，许多父母和孩子带着盛放烤乳猪、熏猪肚、大米灌肠、浇上热奶酪的土豆，在动乱以来城里还未见过的好阳光底下，坐在草地上野餐。五月难逢的好天气驱散了星期六的紧张气氛。圣巴托洛梅学院的学生们又上街搞模拟处决的闹剧，但那些老花样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他们闹得没趣，傍晚前就散了。星期天把猎枪换成六弦琴、在牧场取暖的人群弹唱班布卡乐曲，下午五点一场阵雨浇散了聚会。
波萨达·古铁埃雷斯念到这里插嘴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玷污您的光荣。不管别人怎么说，到了天涯海角阁下仍旧是最伟大的哥伦比亚人。”
“我也不怀疑，”将军说，“我一离开，太阳就重新放光，单凭这一点就够了。”
信中唯一让他生气的是共和国代理总统竟然把桑坦德分子称为自由党，仿佛成了正式名称。“我不明白那些蛊惑家有什么权力自称为自由党，”他说，“他们见到什么就偷什么，连这个名称也要盗用。”他从吊床上跳下来，大踏步从屋子一头走到另一头，当着省长的面继续发泄心中的怒火。
“事实上除了支持我和反对我的人之外，这里没有什么党派，您比谁都清楚，”他结尾说，“人们也许不信，可是我比谁都更是自由派。”
省长的一个私人使者后来传口信说曼努埃拉没有写信，因为信使得到明确指示，不准接受她的信件。口信是曼努埃拉亲自捎的，当天她就为这禁令向代理总统递交了一份抗议书，一系列的挑衅就从这件事开始，最终导致她的流放和销声匿迹。波萨达·古铁埃雷斯很了解他们之间的不幸爱情，使他感到诧异的是将军听了这个坏消息反而笑了。
“这些冲突倒符合我那可爱的疯子的性格。”他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认为翁达的三天活动安排有欠考虑，很不高兴。最出乎意外的邀请是参观六里路外的圣安娜银矿，出乎意外的是将军接受了邀请，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还下了矿井。尤其糟糕的是在回来的路上，将军虽然发烧，头痛欲裂，却下了河，在一个流水较缓的地点游泳。很久以前将军常同人打赌，捆住一条手臂他还能横渡平原湍急的河流，胜过水性最好的人。这次他游了一个半小时，并不吃力，不过见到他嶙峋的肋骨和害佝偻病似的腿脚，人们都不明白像他这样瘦得皮包骨头的人怎么还能活着。
最后一晚，市政府为他举行盛大舞会，他道歉说由于参观累了，没有参加。下午五点起，他关在卧室里向费尔南多口授给多明戈·凯塞多将军的复信，并让费尔南多念几页利马的风流逸事，他本人还是某些轶事的主角。然后他洗了温水澡，一动不动地躺在吊床上听舞会上随风飘来的音乐。何塞·帕拉西奥斯以为他睡着了，忽然听到他问：
“你记得那支华尔兹吗？”
将军用口哨吹了几节旋律，试图唤醒总管的回忆，但他仍旧想不起来。“那是我们从楚基萨卡到利马的那晚演奏次数最多的曲子。”将军说。何塞·帕拉西奥斯记不得那支乐曲，但永远也忘不了一八二六年二月八日的夜晚。那天上午，利马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将军每次祝酒时总是重复一句话：“在秘鲁辽阔的土地上，如今一个西班牙殖民者都不剩了。”正是那一天，广大美洲的独立已成定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目的是把美洲变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庞大、最不平凡、最强盛的国家联盟。他喜庆兴奋的心情同那支华尔兹舞曲联系了起来，一再要求重新演奏，以便同参加招待会的利马每一位夫人都跳个遍。他手下的军官们穿着本城从未见过的光鲜制服，尽体力所及照将军的榜样行事，他们都是跳舞的高手，给他们舞伴留下的印象远比战争的光荣深刻。
在翁达的最后一晚，庆祝晚会以胜利华尔兹开始，他在吊床上等乐曲重新演奏。等了很久都没有，他便一跃而起，穿着参观银矿的那身骑装，不等通报就出现在舞会上。他跳了将近三小时，每换一个舞伴就要求重奏那支曲子，也许是想在怀旧的灰烬中重建他往昔的荣耀。全世界望风披靡的那些虚幻的日子已是遥远的往事，只有他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和最后一个舞伴一直跳到天明。跳舞是他压倒一切的爱好，没有舞伴时他一个人跳，没有音乐时他吹着口哨跳，为了表示极度高兴，有时还上餐桌跳。翁达的最后一晚，他体力不支，间歇时闻浸透古龙水的手帕提神，但他跳得那么起劲，舞技是那么富于青春活力，无意之中粉碎了他病得要死的传闻。
午夜过后不久，他回去时听说有位妇女在客厅里等他。那个女人漂亮高傲，散发着春天的气息。她穿着长袖的天鹅绒衣服，脚下是一双十分精致的熟山羊皮靴，头戴一顶有真丝面纱的中世纪妇女的帽子。将军彬彬有礼地一鞠躬，对她来访的方式和时间感到奇怪。她没开口，先把一个用长项链挂着的盒形胸饰举到他眼前，他惊讶地认了出来。
“米兰达·林赛！”他失声喊道。
“正是我，”她说，“尽管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她的嗓音像大提琴一样低沉热烈，稍稍带一点母语英语的口音，唤起了他难以重复的回忆。他挥手示意，让门口值勤的警卫退下，坐在她面前，挨得很近，两人的膝盖几乎接触，他拉着她的手。
十五年前，他第二次流放到金斯敦，偶然在美国商人麦克斯威尔·希斯洛普家里吃饭时，他们互相认识了。她是伦敦·林赛爵士的独女，伦敦·林赛则是一位英国外交官，退休后在牙买加一家榨糖厂定居，在写一部六卷的谁也不看的回忆录。虽然米兰达长得绝色美丽，但年轻的流放者心情落寞，当时正沉溺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心中另有所爱，对别的女人并不注意。
在她的印象中，他比三十二岁的实际年龄显得大很多，瘦削苍白，留的鬓角和胡子像黑白混血儿那般粗硬，头发长及肩头。像当地贵族青年一样，他一身英国式装束，白领巾，不适于当地气候的厚上衣，纽扣孔里插着一枝浪漫的栀子花。他这身打扮在一八一〇年某个放荡的夜晚，被一个风流的妓女误认为是伦敦妓院里的希腊男妓。
说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最让人忘不了的是那双充满幻觉的眼睛，猛禽一般锐利的声音和滔滔不绝、令人疲惫的谈话。奇怪的是他目光低垂，不正眼看同桌的人，却能引起人们注意。他讲话带有加那利群岛的腔调和口音，马德里方言的文雅词语，出于对两位不懂西班牙语的客人的尊重，那天他还穿插着说一些简单但能听懂的英语。
吃午饭时，除了自己的幻觉之外，他对谁都不注意。他带着学者和演说家的风度讲个没完，说了许多未加修饰的预言式的话，其中不少后来出现在金斯敦一家报纸刊登的划时代的宣言里，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牙买加宪章》。“使我们重新沦为奴隶的并不是西班牙人，而是我们自己的不团结。”他说。谈到美洲的伟大、资源和人才时，他屡屡重复说：“我们就是一个小型的人类。”林赛父女回家后，父亲问米兰达对这个把岛上的西班牙代理人搞得六神不安的阴谋家有什么看法，她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他自以为是个拿破仑·波拿巴。”
几天后，他接到一封不寻常的信，信里详细地指示他星期六晚上九点单独步行到一个荒僻的地点去同她会面。那一挑战不仅把他的生命而且把美洲的命运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起义失败后，他是当时唯一的后备力量。经过五年多灾多难的独立战争，新格拉纳达总督领地和委内瑞拉特别自治区抵挡不住有绥靖者之称的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的猛烈攻击，西班牙重新征服了那些地区。凡是识字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绞死，爱国者的指挥部已被消灭。
一代有文化的、美洲出生的白人从墨西哥到拉普拉塔河散播了独立的种子，其中数他信念最坚定，最不屈不挠，最有远见，并且把政治家的天才和军人的直觉最完美地加以结合。当时他租了一幢有两间屋的房子，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他的副官，两个已经解放但仍伺候他的小奴隶，还有何塞·帕拉西奥斯。晚上不带护卫，步行前赴一个不知底细的约会，不但是不必要的冒险，而且是历史性的不明智行为。但是尽管他重视自己的生命和事业，一个美丽女人的谜比什么都更吸引他。
米兰达只身骑着马在约好的地点等候，让他骑在自己背后走上一条隐蔽的小径。远处海上有闪电和雷声，像是要下雨。昏暗中，一群狗吠叫着在马蹄间窜前窜后，她用英语哄它们，让它们安分。他们在榨糖厂附近经过，伦敦·林赛爵士就在那里写只有他自己看的回忆录，然后涉水渡过一条乱石小河，进入对岸的松树林，林中深处有一所废弃的小教堂。他们在那里下马，她拉着他的手，穿过幽暗的祈祷室来到圣器室，圣器室破败不堪，墙上插着一支火把取亮，除了两个用斧子砍出来的木墩充当凳子外，没有任何家具。这时候他们才互相看清对方的脸。他只穿一件衬衫，头发像马尾似的用丝带束在颈后，米兰达觉得他比餐桌上年轻漂亮一些。
他没有采取主动，因为他勾引女人的方法没有一定规矩，只不过随机应变，第一步尤其重要。“在爱情的序幕中，任何错误都是不可挽回的。”他常说。那次，他以为一切障碍早已排除，因为采取主动的是她。
他错了。米兰达除了美貌之外，还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尊严，过了好久之后，他明白还是应该由他采取主动。她让他坐下，正如十五年以后在翁达的情况一样，两人面对面坐在斧凿的木墩上，挨得那么近，几乎碰到了膝盖。他握住她的手，把她拉过来，企图吻她。她只让他接近到能觉察呼吸热气的距离，然后扭过脸。
“水到渠自成。”她说。
他后来一再尝试，都被这句话挡住。午夜，雨水开始从屋顶的罅缝漏下来，两人还是手拉手、面对面坐着，他朗诵那几天自己正在打腹稿的一首诗，一首十一音节的八行诗，对仗工整，合辙押韵，糅合着爱情的缠绵和对战争的夸耀。她深受感动，说了三个名字试图猜作者是谁。
“是一个军人写的。”他说。
“战场上的军人还是沙龙里的军人？”她问道。
“两者都是，”他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孤独的军人。”
她想起在希斯洛普先生家吃饭后她对父亲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