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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波拿巴了。”她说。

“差不多，”将军说，“不过精神境界的差别很大，因为这首诗的作者不会加冕称帝。”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时传来有关他的新消息，她越来越惊异地自问，当时他是否意识到他那句机智调皮的话竟是他自己生命的预先展示。不过她那晚顾不上想这些，因为要拖住他而又不让他生气，同时在快天亮前他越来越迫切的进攻面前坚守阵地，三全其美几乎不可能，使她穷于应付。她只让他偶尔吻几下，如此而已。

“水到渠自成。”她对他说。

“我今天下午三点钟就搭上海地的邮轮，再也不回来了。”他说。

她迷人地笑出声，戳穿了他的谎话。

“首先，邮轮星期五才启碇，”她说，“其次，你昨天在透纳太太那里订了一个蛋糕，今晚要带到那个在世上最恨我的女人家里去吃饭。”

那个在世上最恨她的女人名叫胡利娅·考比埃，也是流放在牙买加的美丽富有的多米尼加人，据说将军不止一次在她家里过夜。那晚他们两人准备庆祝她的生日。

“您比我的密探消息更灵通。”他说。

“您怎么没想到我也是您的一个密探呢？”她说。

到了早上六点钟，他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他那时回家发现他的朋友费立克斯·阿梅斯托伊浑身血迹死在吊床上，假如不是那次假幽会，躺在吊床上的应该是他。费立克斯有急信面交，等他回来，困得睡着了；被西班牙人收买的仆人之一以为他是将军，在他身上捅了十一刀杀了他。米兰达事先了解到暗杀计划，但想不出更审慎的办法加以阻止。他想当面向她表示感谢，但是她没有回答他的口信。将军在乘一条海盗的轻便船去太子港之前，派何塞·帕拉西奥斯给她送去他母亲的遗物，那个珍贵的盒形胸饰，附了一张没有签名的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

“我戏剧性的命运已经注定。”

米兰达永远忘不了也不曾理解那个年轻战士的深奥的话。后来他在自由的海地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佩蒂翁将军的帮助下回到故土，率领一支由赤脚的平原人组成的起义队伍翻越了安第斯山，在博亚卡桥打败了保皇派军队，第二次并且永远解放了新格拉纳达，然后解放了他的祖国委内瑞拉，最后解放了南方山峦起伏的土地，直到同巴西帝国接壤的地方。旧西班牙殖民地独立后，米兰达和一个英国土地测量员结了婚，她丈夫改了行，移居新格拉纳达，在翁达山谷种植牙买加的甘蔗。前一天她听说她的老相识，金斯敦的流放者，就在离她家三里路的地方参观。她到银矿时，将军已经回了翁达，于是她又骑马赶了半天路才追上他。

他年轻时的鬓角和胡子已经剃掉，头发灰白稀少，一副末路潦倒的模样，如果是在街上根本不敢相认，她惊恐地觉得仿佛在同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谈话。米兰达本来打算避过在街上被认出的危险后，揭开面纱同他交谈，但想到他也会发现岁月在她脸上造成的损害，就不敢那么做。他们寒暄之后，她开门见山地说：

“我来请您帮个忙。”

“尽管吩咐。”他说。

“我五个孩子的父亲杀了人，在服长期徒刑。”她说。

“为了荣誉问题？”

“决斗时杀的。”她说，然后立即解释：“为了争风吃醋。”

“想必没有根据吧。”他说。

“有根据。”她说。

如今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连他也包括在内，她求他的只是要他施加影响，结束她丈夫的监禁。他只能实话实说：

“你已看到我病病歪歪，无依无靠，不过为了你，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他把伊巴拉上尉找来，摘录了案情，答应尽一切力量争取赦免。当天晚上，他和波萨达·古铁埃雷斯将军交换了意见，谈话极其审慎，不留任何书面文字，不过一切都要在了解新政府的情况之后才能进行。他把米兰达送到大门口，一支由六名解放了的奴隶组成的护卫队在等候，将军吻了她的手告别。

“很愉快的一晚。”她说。

将军忍不住问道：

“今晚还是那天晚上？”

“两晚都是。”她说。

她骑上一匹备用的马，装饰漂亮得像总督的坐骑，疾驰而去，没有回头再看看他。他等在门口，直到她走远看不见了。何塞·帕拉西奥斯早上叫醒他，准备上船航行时，他在梦中也见到了她。

七年前，将军授予德国海军准将约翰·皮·艾尔勃斯一项特权，让他创办汽轮航运。将军本人去奥卡尼亚时，曾试乘汽轮从新峡到皇家港，认为这种运输工具舒适安全。但是艾尔勃斯海军准将认为如果没有独家经营权这笔生意不值得做，桑坦德将军担任副总统时无条件地给了他独家经营权。两年后，国民议会决定将军独揽大权，他取消了这一协议，卓有远见地说：“如果我们给了德国人垄断权，他们最终会转让给美国的。”后来他又宣布全国内河航运一律自由开放。因此当他决定找一艘汽轮航行时，碰到不少拖延和扯皮，显然是报复，真要动身时，不得已只能乘舢板。

从早上五点钟开始，港口就满是骑马和步行的人，都是省长从附近教区匆匆找来的假充过去年代的那种热烈欢送的群众。无数满载妓女的小艇在码头转悠，她们叫喊着挑惹卫队的士兵，士兵们则说些猥亵的奉承话回答。将军六点钟和官方代表们来到港口。他是从省长家步行来的，嘴上蒙着一块浸透古龙水的手帕。

那天看样子不会出太阳。商业街的店铺一早就开门了，有几家在二十年前一次地震毁坏的房屋之间的空地上露天营业。将军挥动着手帕回应从窗口向他致敬的人，这些人只是少数，大部分见到他虚弱的模样十分吃惊，默默地目送他过去。他穿着衬衫，头戴白色草帽，脚下是唯一的那双惠灵顿式长靴。在教堂门口，堂区神甫站在椅子上准备发表一番演说，卡雷尼奥将军劝阻了他。将军走过去同他握握手。

拐过街角，将军一眼就看出凭他的体力很难登上高坡，但他抓住卡雷尼奥将军的胳臂开始上坡，最后显然支持不住。陪同的人想劝他坐上波萨达·古铁埃雷斯事先为他预备的轿子。

“不，将军，”他惊慌地说，“我求您别让我丢人现眼了。”

他凭意志而不是体力登上山坡，居然还能不用扶持走到山坡下的码头。他在那里对官方代表团的每一人说了一句客气话亲切告别，脸上还露出笑容，不让人注意到在这个五月十五日他不可避免地踏上通向乌有的归途。他把一枚有他的侧面像的金勋章送给波萨达·古铁埃雷斯省长留作纪念，提高声音向他表示感谢，让大家都能听见，还真情毕露地拥抱了他。然后站在船尾挥动帽子告别，没有注视岸边送行的人群中某个特别的人，也不看舢板周围乱哄哄的小艇和像鲱鱼一样在水里游泳的光屁股小孩。他茫然地朝一个方向挥着帽子，直到破败的城墙上方教堂残缺不全的塔楼消失在视线里。然后他进了舢板上的篷子，坐在吊床上，伸直两腿，让何塞·帕拉西奥斯帮他脱掉靴子。

“他们现在总该相信我们真走了吧。”他说。

船队由八艘大小不一的舢板组成，其中一艘是为他和侍从们专门准备的，配备了一名舵手和八名划愈疮木桨板的桨手。普通舢板中央有一个堆放货物的棕榈叶盖的篷子，将军的那艘则搭了一个帆布篷，在阴凉处挂一张吊床，篷子里面衬了棉布，外面围上席子，还开了四个窗口通风透光。篷子里还有一张写字或打牌的小桌，一个书架和一个带过滤器的洗脸架。船队的负责人是从马格达莱纳河上最好的水手中间挑选出来的，名叫卡西尔多·桑托斯，以前是射手警备营的上尉，声如洪钟，左眼像海盗似的蒙着一个黑眼罩，对他这次任务的认识有点轻率。

对于艾尔勃斯海军准将的汽轮来说，五月是舒适季节的开始，对舢板来说却不是最好的月份。要命的炎热、惊心动魄的风暴、险恶的水流、晚上毒蛇猛兽的威胁，仿佛凑起来同旅客作对。身体本来不好、特别敏感的人还有一项额外的折磨：由于疏忽，主舢板两侧的架子上挂着发臭的腌肉条和熏干的小嘴鱼。将军一上船就觉察到了，吩咐赶快拿走。桑托斯上尉发现将军不能忍受食品的气味，便把那艘装食物供应、养着鸡和活猪的舢板调到船队末尾。但是从航行第一天起，将军津津有味地连吃两盘新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