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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初一，史思明忽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魏州筑坛祭天，自立为“大圣燕王”。
史思明是什么意思？他为何早不称王晚不称王，偏偏在唐军与安庆绪激战正酣的这个节骨眼上称王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安庆绪马上就要完蛋了，燕朝也必然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史思明在此时称王，就等于是向燕朝的文武百官宣布——从今往后，我就是燕朝新的政治权威，我就是你们的老大！
说白了，史思明是在为称帝作铺垫。
自从史思明挥师南下的那一刻起，李光弼就有了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此后史思明进抵魏州却按兵不动，摆明了就是在坐山观虎斗，李光弼就更是如坐针毡。他担心的是：如果唐军久攻邺城不下，史思明趁唐军师老兵疲发起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光弼随即向鱼朝恩提议，分兵北上进逼史思明，就算不能取胜，与之相持，也足以解除唐军腹背受敌的危险。
可鱼朝恩却断然拒绝。
他当然要拒绝。一个堂堂的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岂能让麾下的一个节度使指手画脚？更何况，在鱼朝恩看来，唐军拥有数十万之众（除了刚开始的二十多万，随后又有大量兵马陆续前来），攻克邺城根本不在话下，因此没必要如此忌惮史思明。等到拿下邺城，再集中兵力挥师北上，定能将史思明一举击溃！
然而，鱼朝恩太自信了。
邺城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打。
从乾元元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数十万大军将邺城团团围困、日夜猛攻，可耗时将近半年，就是拿不下这块弹丸之地。
唐军久攻不克，最后只好采取水攻之策，在漳水（流经邺城北）上筑了两道堤坝，挖了三条壕沟，硬是把汹涌的河水灌进了邺城。
顷刻之间，邺城“井泉皆溢”，成了一片水乡泽国。燕军官兵就在水上搭建木屋。围城日久，粮食逐渐耗尽，城里的人就吃老鼠。鼠肉行情立刻暴涨，一只鼠卖到四千钱。实在连老鼠都吃光了，人们就抠墙上的泥土，把原来筑墙时羼杂进去的麦壳淘洗出来，再从马粪中淘取尚未嚼烂的纤维，就这样混起来吃。
最后的时刻，原本离心离德的燕军官兵竟然表现出了惊人的顽强，这一点实在大大出乎唐军的意料。当然，也有很多人想要投降唐军，可城里城外到处都是大水，让他们根本就出不了城。
乾元二年二月末，史思明终于出手了。
通过将近半年的冷眼旁观，史思明已经彻底摸清了唐军的底细。他知道，唐军的兵力虽然庞大，但是号令不一，进退无据，基本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之所以如此，皆因其统帅是一个宦官——一个自负而愚蠢的军事盲。
一想到李唐天子居然把这么多唐军精锐交到一个宦官手上，史思明就忍不住想对李亨说声“谢谢”。要不是李亨走出这步臭棋，把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可怕的对手置于一个军事盲的指挥下，史思明又怎么有机会战胜他们呢？
对于一心准备称帝的史思明来说，李亨的这个错误决策无疑帮了他一个大忙。
史思明亲率大军从魏州出发，命各将领进至邺城五十里处扎营，每营分发三百面战鼓，日夜擂动，虚张声势。随后，史思明又命每营遴选精锐骑兵各五百人，到唐军大营附近打游击。若唐军不备，他们就劫掠骚扰；唐军一出动，他们就四散逃跑，各回本营。如果唐军白天防备，他们就晚上偷袭；要是唐军晚上防备，他们就白天偷袭。总之，这些游击队严格贯彻史思明提出的“敌疲我扰，敌进我退”的战术思想，把唐军搞得疲于奔命，苦不堪言。那些日子，唐军每天都有相当数量的官兵、牛马或辎重遭到劫掠，很多小兵甚至只是出去砍个柴、割个草，也会被燕军的游击队员悄无声息地抹了脖子。
除了对唐军日夜进行骚扰之外，史思明还有更损的一招。
那就是劫粮。
当时，由于李唐朝廷几乎倾尽全力在攻打邺城，陆续前来邺城集结的唐军最后竟然多达六十万，所以这六十万人的粮饷补给就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从江、淮（华东）和并、汾（山西）等地，天天都会有大量的车队和船队络绎不绝地往邺城运送粮食。史思明就让他的游击队化装成唐军，四处拦截唐军的运粮队，以速度缓慢、延误时日为名，将负责押运的官兵和民夫全部砍杀，然后把那些粮食付之一炬。
对于这些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燕军游击队，唐军伤透了脑筋，却又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全都穿着唐军军装，就算大摇大摆地从唐军面前走过，也没人能认出他们。
一段时间以后，唐军粮草不继，军心大为涣散。
到了这一年三月，史思明感到时机成熟，遂亲率大军进抵邺城城下，摆出与唐军决一死战的架势。
三月六日，唐军与史思明在邺城外展开了决战。
唐军步骑六十万全部出动，在安阳河（流经邺城北）北岸布阵，史思明仅率精锐骑兵五万迎战。唐军望见燕军兵少，以为不是史思明的主力，顿生轻敌之心。
史思明率先发起进攻，唐军的李光弼、王思礼、鲁炅等人率部接战。一开始，双方不分胜负，伤亡大致相等。不久，鲁炅被流箭射伤，仓皇率部后撤。郭子仪的朔方军刚好在他身后，一下子被冲乱了阵脚。
就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一片漆黑。紧接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刹那间天昏地暗，咫尺莫辨。见此情景，所有人全都吓坏了，于是不约而同地掉头而逃——唐军向南逃，燕军向北逃，一个个奔跑如飞，只恨爹妈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
双方都只顾着逃命，铠甲、武器和辎重被扔得到处都是。燕军规模小，损失自然也较小；而唐军则遭受了巨大损失——“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九大节度使中，只有郭子仪还保持着相对冷静。他担心史思明稳住阵脚后，会趁势南下进攻洛阳，于是率部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以确保洛阳无虞。其他的八个节度使，也只有李光弼部和王思礼部在撤回本道的时候秩序井然，既没有骚扰地方，也没有出现逃兵。剩下的各道兵马，建制全都丧失，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逃兵们所过之处，大肆抢劫百姓钱粮，地方官吏丝毫不敢制止。沿途州县经受了十几天的严重骚乱，等到数十万乱兵们过后，才算消停了下来。
洛阳的官吏和百姓听说六十万官军顷刻间星流云散，吓得魂都没了，于是纷纷出逃，躲进了附近的山区。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员逃得更远，一口气逃到了襄州（今湖北襄樊市）、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等地。
这场讨伐安庆绪的邺城之战，就这样以必胜的姿态高调开局，却以六十万人的大溃逃黯然收场。
虽然唐军不是败在史思明手上，但此次惨败无疑在客观上助成了史思明的强势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