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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功翦除鱼朝恩的那一天起，元载就开始得意忘形了。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中口出狂言，称自己文可安邦，武可定国，腹有经纶，胸怀韬略，古往今来，无人可及！
每当这种时候，听众就会阵阵反胃、恶心不已，可元载却总是洋洋得意、乐此不疲。
没有人会否认，元载这个人确实有才；可与此同时，满朝文武也没有人不知道——元载这家伙无德！帝国朝政一旦被这样一个有才无德的人把持，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称鱼朝恩死后，元载“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其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比鱼朝恩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种人的手底下干活，正直的人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当时，有个叫杨绾的吏部侍郎，为人正直，性情耿介，从不依附元载，而且在遴选官员时总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对“政以贿成”、卖官鬻爵的元载自然是一大阻碍。元载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机会把他拿掉。
大历五年三月底，一个叫徐浩的岭南节度使盯上了吏部侍郎这个肥缺，遂“倾尽南方珍货”贿赂元载。据说这个徐浩在地方上声名极臭，以“贪而佞”著称，可元载才不管他臭不臭，他唯独关心的就是一车一车拉到他府上的那些“南方珍货”。几天后，元载就把杨绾调到了清水衙门国子监，让他担任国子祭酒，同时把徐浩调入朝中，取代杨绾成为新的吏部侍郎。
毫无疑问，这种只会花钱买官的烂人一旦掌握了中央的人事大权，以后想要升职或补缺的所有帝国官员肯定都要被“雁过拔毛”了；而被“拔毛”的官员到了任上，也肯定要千方百计从老百姓身上加倍搜刮回来。所以，无论什么时代，“买官卖官”与“官员腐败”必定是一对孪生子，有其一必有其二！
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代宗李豫当然不会不知道。可元载毕竟当了好几年的宰相了，经验丰富，能力突出，而且又有诛除鱼朝恩之功，所以代宗还是不舍得拿掉他。
大历五年年底，代宗找了个机会单独召见元载，对他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批评教育，希望他能有所收敛，不要重蹈鱼朝恩之覆辙。
然而，元载却把代宗苦口婆心的劝导当成了耳旁风，仍旧我行我素，毫无半点悔悟的迹象。
通过大半年的等待和观察，代宗终于失去耐心、彻底失望了。
没想到这家伙跟鱼朝恩完全是一个德性、一路货色！
随后，代宗不得不开始考虑收回元载手中的权柄。
然而，代宗也很清楚，这个事情急不得，只能一步一步来。因为元载久任宰相，朝中党羽众多，比如宰相王缙、京兆尹杜济、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等人都是他的死党，其他还有很多公卿大臣也惟其马首是瞻。在此情况下，要想从朝廷的文武百官中找到一个真正忠于朝廷、而且有能力对付元载的人，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八月，代宗经过一番谨慎的考察，终于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地方官员身上。
此人名叫李栖筠，时任浙西观察使。
为了避免元载等人的阻挠，代宗索性绕开中书省，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令，召李栖筠回朝担任御史大夫。
代宗交给李栖筠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元载等人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证据，然后发起弹劾。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三月，李栖筠不负代宗所望，果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从那个花钱买官的吏部侍郎徐浩身上找到的。
徐浩有一个小舅子，姓侯莫陈（三字姓），原任美原（今陕西富平县）县尉。徐浩想把他搞到京师来，就让京兆尹杜济捏造了一份政绩，声称侯莫陈在主管驿站驿马的工作中表现优异，成绩突出，特此向朝廷推荐。然后，徐浩又让他的同僚、吏部侍郎薛邕出面，将侯莫陈调任长安县尉。
依照规定，长安县尉赴任前必须先到御史台报到。结果侯莫陈一到御史台，李栖筠就不由分说地把他扣下了。
本来这也算不上多大的事，但是李栖筠自从到任之后，就一直睁大眼睛在找元载一党的毛病，如今侯莫陈自己撞上门来，李栖筠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稍微一调查，侯莫陈伪造政绩的行迹就败露了。李栖筠当即发起弹劾，把奏章递到了代宗手上。
代宗即命礼部侍郎于邵负责审理此案。
这个于邵也是元载的党羽，他压根没有意识到代宗就是想利用侯莫陈的案子引蛇出洞的，于是还傻乎乎地替侯莫陈辩解，声称此人虽然政绩造假，但他造假的时间却是在去年的大赦之前（大历七年五月，代宗朝廷曾有过一次大赦），既然“罪在赦前”，自然不该受到处罚。
代宗一听，顿时勃然大怒。
好你个于邵，如此牵强的借口你也想得出来？也好，既然你们都是一伙的，那朕就把你们这帮狐朋狗党一锅端了！
是年五月，代宗断然下诏，将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邕贬为歙州刺史，杜济贬为杭州刺史，于邵贬为桂州长史，一下子把元载一党的四个核心成员逐出了朝廷。
自此，元载的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朝廷的风气也终于有所好转。
但是，这只是代宗收拾元载的第一步而已。
他真正想要的，是元载的命！
大历九年（公元774年），河北爆发了田承嗣之乱，代宗忙于平叛，无暇顾及朝廷内部斗争。一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河北好不容易尘埃落定，代宗才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元载。
这几年来，元载、王缙一党不仅没有因“侯莫陈案”而有所醒悟，反而在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连他们的家人、幕僚、手下低级官吏，甚至是出入他们家中的尼姑，也全部加入了招权纳贿的行列。史称，“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者，争纳贿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进者，不结其子弟及主书（幕僚）卓英倩等，无由自达……”（《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当然，代宗是一贯小心谨慎的。由于不知道自己身边是否安插了元载的耳目，所以代宗从来不敢跟左右提起诛除元载的计划。满朝文武中，他也唯独只敢跟自己的母舅、时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吴凑商议。
这年三月末的一天，元载和王缙在夜晚设坛，请了一帮道士斋醮做法，具体在干些什么没人知道。可第二天一早，马上有人向代宗密报，说元载和王缙设坛斋醮，图谋不轨。虽然史书没有明载告密者的身份，但是我们不难推测——这个人很可能是代宗安插在元载身边的钉子。所以，不管元载和王缙设坛做法想干什么，他们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