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师之变：从天而降的劫难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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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四年十月初三，天气异常的寒冷，长安城被笼罩在迷蒙的雨雪之中。

这一天，奉调出关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士兵途经京师，由于在天寒地冻中跋涉多日，士兵们都显得疲惫不堪。在这支无精打采的队伍中，还夹杂着一些半大的孩子。他们是士兵的子弟，反正留在家乡也没饭吃，索性跟着父兄一块走，以免在家里活活饿死。除此之外，士兵们也是想多拉几个人头来凑数，以便多分一些赏赐养家糊口。

按惯例，部队离开本镇到外地作战，朝廷都是要给予额外赏赐的。

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

当泾原军抵达长安郊外时，负责接待的京兆尹王翃只给他们提供了一顿极其简陋的饭菜：饭是连皮带壳的糙谷米，菜也只是几盘青菜，连块肉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额外的赏赐了。

众人心里不约而同地燃起了怒火。

他们开始发出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骚动。有人踢翻了饭菜，破口大骂：“我们就要死在敌人手上，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凭什么让大伙拿小命去对抗白刃？听说皇宫中有琼林和大盈两座宝库，金银布帛堆得像山一样高，不如去把它劫了再说！”

士兵们一呼百应，立刻披上铠甲，扛起军旗，锣鼓喧天地涌向了长安城。

一场劫难就这样从天而降。

当时，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皇帝辞行，闻讯疾驰出宫，在长乐阪（长安东面）遇上了哗变的士兵。还没等他开口制止，就有人朝他放箭。姚令言吓得趴在马背上，抱着马鬃突入乱兵之中，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们犯下大错了！东征立功，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为什么干出这种灭族的事来？”

可这种时候，节度使的话已经没有丝毫约束力了。乱兵们强行簇拥着姚令言，吵吵嚷嚷地向长安冲去。

德宗听说姚令言已经无力制止，慌忙下令赐给泾原士兵每人两匹绢帛。没想到传令的使臣刚刚走出城门，就被迎面而来的哗变的士兵乱箭射死了。德宗再派宦官出宫宣慰，乱兵已经冲到了通化门（长安东北第一门）。宦官来不及开口宣旨，就被丧失理智的乱兵们砍成了肉酱。德宗大恐，又下令装上满满二十车的金银绢帛赐给他们。

遗憾的是，这么做已经没有用了。此时乱兵已冲入城中，一个个眼冒绿光，唯一的目标就是宫中的府库，根本没把这区区二十车财宝放在眼里。

长安的百姓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骚乱吓坏了，纷纷惊惶奔走，四散逃命。乱兵们大喊：“你们不用怕，我们不会抢你们的财产，更不会要你们缴纳间架税和陌钱税！”

百姓们一听这口号，心头的恐惧顿时减轻了大半。

非但如此，老百姓心里甚至生出了一丝庆幸。假如这伙乱兵真的把这句口号付诸行动，那他们就不叫乱兵了，简直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义兵”啊！

稍后，德宗又派了皇子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出面安抚，但此时乱兵已经冲到皇宫的丹凤门外，随时可能破门而入，和平解决此次兵变的希望非常渺茫。

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长安百姓则聚集在周围看热闹。

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德宗李适慌忙下令禁军紧急集合。

可是，德宗李适一连下了好几道命令，却始终不见一名禁军前来护驾。负责传令的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跑了好几趟，最后都是哭丧着脸回来禀报——皇上，根本无兵可调啊！

李适傻眼了。

怎么回事？朝廷长年累月供着这帮养尊处优的禁军，如今大难临头，居然无兵可调？

其实李适不必惊讶，因为他确实拥有画在纸上、每月按时领取薪饷的禁军名额，但并不拥有真正在职的禁军兵员。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很简单：神策军使白志贞并不是德宗想象中的能臣干吏，而是一个渎职贪贿的庸才！

由于深刻认识到肃、代两朝宦官执掌禁军所带来的种种危害，所以德宗李适刚刚即位，就把禁军兵权从宦官手上收了回来，交给了他认为更值得信任的白志贞。德宗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完全掌控禁军，从而不会再受到宦官的操纵和胁迫。

然而，德宗万万没想到，白志贞固然没有把禁军变成胁迫天子的工具，但他却把禁军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

这些年来，白志贞一方面隐瞒了神策军东征的阵亡人数，另一方面又收受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替补。这些市井子弟虽然名列军籍，每月照常领取薪饷和各种补贴，但人却天天待在长安的商埠坊间做生意，一天也没进过军营，所以事到临头，天子根本无兵可调。

司农卿段秀实曾经察觉到白志贞的渎职行为，也曾向德宗进谏：“禁军不精，兵员严重不足，万一有变，朝廷将无法应对。”可德宗始终信任白志贞，对此谏言置若罔闻。

如今，德宗李适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上（德宗）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就在德宗茫然无措之际，乱兵已经撞开宫门，蜂拥而入，呐喊声惊天动地。窦文场和霍仙鸣匆忙召集一百多名宦官，拥着德宗、太子、贵妃、诸王等人，从禁苑北门仓皇出逃。

此时此刻，天子李适的心头蓦然涌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慨——危难之际，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当这样的感慨发自于天子肺腑，我们全有理由相信：不久之后，李唐王朝的中央禁军必将重新回到宦官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宦官擅权，而相同的历史也将再一次循环上演！

也许，这就是帝国的宿命。

也许从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已注定无法摆脱这样的宿命。

德宗一行由普王李谊为前驱，由太子李诵殿后，途经禁苑时，正好碰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带着几十名家丁在此打猎。郭曙一看见天子的狼狈之状，赶紧上前护驾；与此同时，正在军营中教练射箭的右龙武军使令狐建闻讯，也带着四百多名士兵前来追随。

德宗李适就在这些人的簇拥下逃出了长安。

他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唐朝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帝京的天子。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泾师之变，则是德宗李适即位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他帝王生涯中最难以忘却的一个耻辱。

暮色徐徐笼罩了前方的大地，也渐渐覆盖了身后的长安。德宗李适策马狂奔在苍茫的天地之间，全身弥漫着一种痛彻骨髓的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