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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煽情，我希望能告诉你们我父母听了姬蒂的提议并阻止我，坚决不让我再提此事。当我坚持己见时，他们大吵大闹，我母亲哭了，我父亲打了我，因此我不得不趁着黎明从窗户爬出去，用棍子挑着破布包裹，满脸是泪，在枕头上留下一个字条，说别想把我找回来……但如果我这么说，就是在撒谎。我父母都很开明理智，不会感情用事。他们爱我，为我担心，想到要让小女儿在一个女演员和音乐厅经理的陪同下去往英格兰最阴冷、最邪恶的城市，就觉得这个主意很疯狂，正常的家长都不愿意多想一秒。但因为他们爱我，所以不想让我伤心。任何双目健全的人都能看出我的心已经完全被姬蒂·巴特勒占据了，任何人都可以猜到，一旦有了陪在她身边的机会，我就再也不会回到父亲的厨房，像以前那样快乐地待在那里。
因此，当姬蒂离开一小时后，我就不安地把她的计划告诉了父母，并据理力争，请求得到他们的祝福。他们闻言错愕，但也认真对待。第二天，当我去厨房的时候，父亲拦住我，把我带到安静的客厅，他的表情悲伤而严肃，但很和蔼。他先问我是否改变主意。我摇了摇头，他叹了口气。他说，如果我心意已决，他和母亲都不会拦我。我已差不多是个成年人了，也该有自己的主意。他们曾希望我嫁给一个惠特斯特布尔的男孩，就在他们身边成家，让他们能够分享我的喜悦，分担我的忧愁——但是现在，他说，恐怕我会嫁给一个伦敦的家伙，一个完全不理解他们的人。
但是，他总结道，孩子不是为了取悦父母而生的，也没有哪个父亲能指望女儿一直留在自己身边。“长话短说，南南，哪怕你是要去魔鬼那里，我和你妈妈也宁愿看到你快乐地从我们身边飞走，而不是悲哀地留下，然后也许会憎恨我们，阻碍了你去追随自己的命运。”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悲伤，也没见过他这么滔滔不绝。我没见过他流泪，但是现在他说着话便眼中泪花闪现，眨了好几次眼想要抑制眼泪，他的声音也越来越轻。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任泪水流淌。他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你走了我们会很伤心，亲爱的，”他说，“你知道的。答应我们，你不会忘了爸爸妈妈，你会给我们写信，会回来看我们。如果一切没有你想的那么顺利，你也可以骄傲地回来，回到爱你的人身边——”然后他说不出话了，颤抖起来，我只能抱着他点了点头说：“我会的，我会的，我保证我会的。”
可是，哦！我真是个狠心的女儿，当他一离开，我的泪就干了，头天晚上的快乐就回来了。我快乐地抱住自己，在客厅里跳了一段吉格舞——我用脚尖跳的，声音很小，这样他们就不会听到我在楼下的起居室跳舞。然后，事不迟疑，我立刻跑到邮局，给游艺宫的姬蒂寄了一张卡片——一张画着惠特斯特布尔牡蛎船的卡片，我在风帆上写着“前往伦敦”，还在甲板上画了两个拿着大包小包的女孩，带着大大的笑脸。我在卡片背面写上“我可以去！”。又写上，我得准备几天，她这几晚得习惯一下没有服装师的日子了……最后署上“爱你的，南”。
我那天也就高兴了那么一会儿，因为和父亲告别的那一幕还得在母亲那里经历一次——她抱着我，哭着说放我走真是愚蠢。还有戴维，他荒谬地说，我现在去伦敦还太小了，一到伦敦就会被特拉法加广场的有轨电车撞倒。还有艾丽斯，听到这个消息她什么都没说，而是哭着跑出了厨房，谁也劝不动，直到午餐时间才出来干活。只有我的表兄妹看起来为我高兴——他们的嫉妒多过高兴，说我是幸运儿，发誓我会在伦敦交好运，然后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不然我就会被彻底毁掉，颜面无存地悄悄跑回来。
那一周飞逝而过。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拜访了亲戚朋友，和他们一一告别，洗净了我的衣服并且整理打包，盘算着哪些带去伦敦，哪些留在家里。我只去了一次游艺宫，是和父母一起去的，他们去是为了确保巴特勒小姐仍是善良的、神志清晰的；而有关谜一般的沃尔特·布利斯，他们也打听了更多细节。
我只在姬蒂身边待了一会儿，演出结束后，父亲与托尼及特里基聊了聊。我这一周都在害怕，怕是自己想象出了她在周日晚上跟我说的话，或者完全误解了她的意思。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从梦中满头大汗地醒来，我梦到自己拿着打包好的行李，戴着帽子出现在她门前，而她吃惊地看着我，皱着眉头，然后嘲笑我。要不就是我去晚了，只能沿着铁轨追着火车，而姬蒂和布利斯先生透过车厢的窗户看着我，并没有伸手拉我一把……然而那晚在游艺宫，她把我拉到一旁，握住我的手，和以前一样兴奋而友好。
“我收到了布利斯先生的信，”她说，“他替我们在一个叫作布里克斯顿[12]的地方找到了房子，他说那里住的都是音乐厅的职员和演员，他们叫它‘油彩大道’。”
油彩大道！我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幕美丽的景象：一条像化妆盒一样的大街，两侧是狭窄的、镀金的房子，每个屋顶都是不同的颜色，而我们是三号——屋顶上有个烟囱，和姬蒂的红唇一个颜色！
“我们要赶周日两点整的火车，”她说，“布利斯先生会亲自坐马车去车站接我们。第二天我要去博孟塞的明星音乐厅表演。”
“明星，”我说，“是个幸运的名字啊。”
她笑了。“希望如此。哦，南，我们就这么想吧！”
我猜我在家中的最后一个早上就像每次离开家前的最后一天，是悲伤的一天。我们五个人一起吃了早饭，那时大家还心情明亮。但是屋子里那种等待的气氛让人除了叹气和毫无头绪地乱忙以外什么事都干不了。到了十一点整，我简直就像是被困在盒子里的老鼠，于是让艾丽斯陪我去海滩，在我最后一次站在水边时，帮我拿着鞋子和长筒袜。但哪怕这个仪式也令人失望。我把手放在额头，凝视着闪闪发光的海湾，看着低处镇上沥青涂墙的房子，港口船坞的桅杆和起重机。我对这些东西了如指掌，就像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奇妙而无聊。我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暗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看不到它们了，然而它们看起来一如往常。最后我移开目光，悲伤地走回家。
家里也还是那个模样。没有一样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我所想变得特殊，或因我的离开而发生任何改变。没有，除了家人们的脸。他们的表情不是悲伤，就是因为佯装高兴而变得僵硬，令我无法直视。
因此，当告别的时刻终于来临，我几乎是高兴的。父亲不让我坐小火车去坎特伯雷，说我应该坐马车去，于是从坎伯兰公爵酒店的马夫那里租来了一辆双轮马车，亲自把我送走。我吻别了母亲和艾丽斯，让哥哥扶我坐在父亲身边，把我的行李放在脚边。行李真的很少：一个旧皮箱，外面用皮带系着，箱子里装着我的衣服；一个帽盒装着帽子，还有一个小小的黑色锡箱装着别的东西。这是戴维给我的告别礼物，他新买的，并用漂亮的黄色大写字母把我名字的首字母漆在盖子上，还在箱子里放了一张肯特郡地图，用一个箭头标出了惠特斯特布尔——他说这是提醒我家在哪里，以免我忘了。
在去坎特伯雷的路上，父亲与我都没怎么说话。到了车站，我们发现火车已经进站冒着蒸汽了，姬蒂把包和篮子放在一旁，皱着眉头看表。和我焦虑的梦境完全相反，她看到我们便笑着朝我们使劲招手。
“我害怕，”她说，“你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我摇了摇头，惊讶于在我说了那些话以后她还会这么想。
父亲对姬蒂非常友好，和蔼地向她打招呼，与我吻别的时候也吻了她，祝她能交上好运。最后，我从车窗探出身来拥抱父亲，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羚羊皮包，把它放在我手里，要我握住。那里面放着硬币——印着女王头像的[13]——一共六枚。我知道这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但是当我打开包，看到里面金光闪闪的硬币时，火车已经开动，来不及还给他了。我只能喊着谢谢，朝他飞吻，看到他扬起帽子向我告别。然后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着他从我的视野里消失，想着不知何时才能再次见到他。
但我得承认自己并没有想太久，因为和姬蒂在一起太令人兴奋了——听到她再次提起我们要同住的房间，我们要在城里过上的生活，她要在哪里赚大钱，这一切很快带走了我的悲伤。我知道，我的家人一定会觉得我残忍无情，当他们在家中为失去我而悲伤却见到我在大笑。但是，哦！那天下午我不得不笑，就像我不得不呼吸，不得不流汗。
很快我就得以尽情地参观伦敦、尽情地惊叹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到了查令十字街站。姬蒂找了一个搬运工帮我们扛包和箱子，当他把行李搬上推车的时候，我们焦急地寻找着布利斯先生。最后姬蒂大喊一声“他来了！”指着从站台大步走来的布利斯先生。他的胡须和外套的下摆上下飞舞，脸上红扑扑的。
“巴特勒小姐！”他朝我们走来，说道，“太令人高兴了！真是太好了！我害怕我来晚了，好在你按计划来了，比以前更迷人了。”他转向我，摘下帽子——又是丝绸的——朝我深深鞠躬，像在剧院里一样，“向牡蛎姑娘脱帽！”他大声说，“阿斯特利小姐——刚从惠特斯特布尔过来，对吧？”他迅速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朝搬运工打了个响指，架起两条胳膊让我们分别挽住。
他叫了一辆马车在河岸街等我们，当我们到了以后，马车夫用马鞭碰了碰帽子，从座位上跳下来，把我们的行李放在车顶。我环顾四周，那天是星期天，河岸街很安静，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星期天的缘故。河岸街对于我就像德比的赛马场——只是把跑马换成了道路交通——令我震耳欲聋、头晕目眩。我在马车里感觉安全些，唯一奇怪的就是我正坐在一位自己并不了解的男士旁边，被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个比我想象中大得多的，更烟雾缭绕、更令人警惕的城市。
当然，伦敦城也有很多可看之处。布利斯先生建议我们在赶往布里克斯顿之前先稍微观光一下，于是我们就朝特拉法加广场驶去——路过了尼尔松的雕塑、喷泉、国家美术馆漂亮的乳白色大门，还有从白厅[14]通往国会大厦的风景。
“我哥哥说，”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如果我来伦敦，就会被特拉法加广场的有轨电车撞倒。”
布利斯先生神情严肃。“你哥哥真是想得周到，阿斯特利小姐——不过可惜，他说得不对。特拉法加广场没有有轨电车，只有公共马车和双座马车，还有我们坐的这种带篷的马车。有轨电车是普通人坐的，恐怕你得去基尔伯恩，或者肯顿市集，才可能被有轨电车撞。”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我不知该怎么看待布利斯先生，我的未来和幸福都如此意外而迅速地托付给他了。当他与姬蒂交谈，并时不时把街上的景物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我仔细端详了他。他比我第一次见他时所以为的要年轻。那晚在姬蒂的更衣室里，我以为他是个中年人，现在我猜他最多三十一二岁。与其说他是个英俊的男人，倒不如说他令人印象深刻，因为除了光鲜的衣着和谈吐，他其实相貌平平。我以为他一定有个深爱自己的娇妻和一个孩子，如果他没有——事实上他确实没有——也应该有一个。我完全不了解他的过去，不过后来听说他出身于一个古老而有名望的戏剧之家（他真实的姓氏并不是布利斯，当然，就像姬蒂也不姓巴特勒），他年少时就离开了正统的戏剧舞台，去音乐厅当了喜剧歌星，现在他经营着一打艺人，但是出于对这个行当的热爱，他偶尔还会亲自登台表演，名号“沃尔特·沃特斯，有个性的男中音”。那天在马车里我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但渐渐猜到了些。我们到了帕尔默街，又转向干草市场[15]，剧院和音乐厅在我们眼前拉开帷幕。随着我们的马车缓缓驶过，他抬手微倾帽缘，仿佛在向它们致意。我曾经见过爱尔兰老太太经过教堂时做类似的动作。
“这是女王剧院，”他对左边一栋气派非凡的建筑点头致意，“我父亲在这里看过珍妮·林德[16]——瑞典夜莺的首场演出。这是干草剧院，比尔博姆·特里先生经营的。这是克里提昂剧院，或者叫克里剧院——剧院中的奇迹，全部建于地下。”一个接一个的剧院，一个接一个的音乐厅，他都了如指掌，“我们面前是伦敦亭阁[17]，那边——”我们沿着大磨坊街看去——“特卡德罗宫。我们的右边是王子剧院。”我们经过了莱斯特广场，他吸了一口气，“最后，”他说——把帽子摘下来，置于膝上——“最后，是帝国剧院与阿尔罕布拉剧院，英格兰最好的音乐厅，每个艺人都是明星，观众也尊贵得很，哪怕是顶层楼座的妓女——请原谅我的用词，巴特勒小姐，阿斯特利小姐——都穿得珠光宝气。”
他敲了敲马车的顶盖，车夫把车停在广场中央小花园的一角。布利斯先生打开车门，带我们走到花园中央。我们三个背对着大理石基座上的威廉·莎士比亚雕像，凝视着帝国剧院与阿尔罕布拉剧院金碧辉煌的大门——帝国剧院的大门前有大理石梁柱与闪烁的标灯，有彩色玻璃和柔和的电子灯光；阿尔罕布拉剧院是圆顶的，有尖塔和喷泉。我以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剧院。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这么脏乱又这么灿烂，如此丑陋又如此庄严，千姿百态的人们站着，走着，闲逛着，一个挨着一个。
这里有从马车上下来的绅士和淑女。
有端着鲜花和水果的女孩，有卖咖啡、冰冻果子露和汤的小贩。
这里有穿着红色外套的士兵；有下了班的学徒男孩，戴着礼帽或者草帽，穿着格子衫；有披着披肩的女人、系着领带的女人，还有穿着短裙，露出脚踝的女人。
这里有黑人、中国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有初来城里的人，和我一样困惑地打量周遭；有蜷缩在台阶和长椅上的人，他们的衣服不是皱皱巴巴就是脏兮兮的，看起来整天整夜都待在这儿。
我看着姬蒂，也许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因为她笑了，摸了摸我的脸颊，然后握住我的手。
“我们正位于伦敦的心脏，”此时布利斯先生说，“伦敦的正中心。看那儿，”他朝阿尔罕布拉剧院点了点头，“还有我们周围的一切，”他的手划过广场，“你看，这就是让这个伟大心脏跳动的东西：游艺表演[18]！游艺表演，阿斯特利小姐，岁月不能让它凋谢，习俗也无法使其陈旧。”他转向姬蒂，“我们站在，”他说，“尘世间最伟大的表演殿堂面前。明天，巴特勒小姐——明天，或者下星期，下个月，也许很快，很快，我向你保证——你会站在这里，在这个舞台上。你会让伦敦的心脏为你疯狂！你会让整个伦敦的人为你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