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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拂臣出现之日,就是君王危殆之时。拂臣以君臣俱伤的非常手段,拯救国家社稷于万难,不论成败与否,都失去了在同一君王下共生的天地。
明人唐顺之著有《信陵君救赵论》,从六国救亡的角度,肯定信陵君窃符救赵无罪有功。他说:“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行文铿锵紧凑,持论切中肯綮,不乏历史眼光。
长平之战以前,燕国弱小,齐国衰退,秦国在秦昭王的坚强领导下,先后得到穰侯魏冉和谋士张禄的策划协助,任用天才军事将领白起,先击败韩、魏联军,后攻占楚国的国都鄢郢。前二六〇年,秦、赵长平之战爆发,秦军又在白起的统领下,将赵军主力消灭,天下已经没有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了。秦军围困邯郸,赵国岌岌可危。当时形势下,赵国是阻止秦国吞并六国的最重要屏障,一旦赵国灭亡,韩国、魏国和燕国亦将失去后援和依凭,亡国指日可待。韩国、魏国和燕国归秦,楚国和齐国就直接面临秦军的包围,战不能胜,守不能保,也只有被消灭的命运。从而,以多国间战略的角度论,援救赵国,就是保卫魏国,也就是保卫六国;以历史的结果而论,信陵君救赵的成功,使秦国吞并六国的时间,推迟了四十年。大梁不至于早成废墟,安厘王生前免于成为秦军俘虏,这些都不可不谓是信陵君的功绩。信陵君窃符救赵,大有功于魏国和六国,断无非议的余地。
然而,唐文先扬后抑,转而从君臣论的角度,指责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行为专重人际间恩信,无视魏王的权力威望,是人臣植党,背公卖恩。他说:“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唐生此议,以明代君主极权的专制臣道,衡量战国纷争时代的君臣关系,失之远矣。
荀子是信陵君的同时代人,他著有《臣道》一文,称信陵君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是明君之所尊厚的拂臣。荀子以为,君主有错谋错事,即将危及国家社稷之时,能够救亡图存、解救国难者,唯有谏、争、辅、拂四臣。谏臣,就是劝谏之臣。谏臣以礼劝谏君主,用则留,不用则去。争臣,就是死争之臣。争臣以生死强谏君主,用则生,不用则死。辅臣,就是辅矫之臣。辅臣能够合谋同力,率领群臣强力匡正国君,国君虽然不安,却不能不接受,国家的祸患由此得以解除,最终得到君尊国安的结果。拂臣,就是拂弼之臣。拂臣抗拒君王的命令,窃取君王的权力,纠正君王的错误,安定国家于危难之时,解除君王于失政之辱,最终大利于国家社稷。
信陵君窃符救赵之时,赵、魏唇亡齿寒的大局已明,晋鄙军出动抵境,魏王中途畏惧狐疑,导致魏军鼠首两端,时局陷于非常,失去正常解决的余裕。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用非常的手段才能解决。当此之时,信陵君行拂臣之行,窃符救赵,虽然拂逆了国君的权力和意志,却安定了国家社稷。臣道的根本,是从道不从君,国家社稷在先,君主帝王在后。当此之时,信陵君先谏诤后拂行,违逆然后有功,功成之后,遣军归还魏王,自己选择了客居赵国的政治流亡。他的行为,不顾生死而无私心,忠诚无畏而至于大公,可谓通于臣道之极致,臻于四臣之峰巅。
峰巅极致,也是危险的顶点。拂臣之行,已经抵达臣道的极限,虽然挽救了国家社稷的危难,却动摇了君王统治的根基,也断绝了继续为人臣的后路。信陵君身处战国,得门客之助,高游侠之行,他明智地选择了客居赵国的流亡生活,既是高风亮节,也是拂臣的善终。数十年后,项羽抗拒楚怀王之命,杀宋义夺军救赵,重演信陵君杀晋鄙救赵的故事,再次做了拂臣。不过,项羽事成以后杀怀王自立,选择了夺权革命,欲行霸王之道,改变危险局势重建天下,虽然一时成功,最后未获善终。我整理历史,观览历代英雄,感拂臣行事艰难,结局险恶,非年轻气盛、血气刚烈而置生死于不顾之人不能行之。信陵君窃符救赵时的年龄,想来当在三十来岁。项羽杀宋义渡河救赵,只有二十六岁。两千多年后,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做了现代的拂臣。他当时的年龄,是三十五岁;他的命运,是终身囚禁。
我不禁感慨,历史以不同的形式重演,历史有仿佛的相似,类似的结构之下,不变的人性编织大同小异的史剧。荀子称拂臣是国君之宝,是明君之所尊厚,未免是理想化的设想。历史上没有一位君王能够容忍拂臣,拂臣出现之日,就是君王危殆之时。拂臣以君臣俱伤的非常手段,拯救国家社稷于万难,不论成败与否,都失去了在同一君王下共生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