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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真正的冬天来到了，湖面结了冰，一直冻到防波堤。冰面很粗糙，有些地方看上去就像是巨大的波浪涌起时当即就被冻住了似的。工人们给派出来拆除圣诞节的灯饰。到处都传来有流感的消息。人们顶风走路时泪水直淌。大多数的妇女都穿上了她们的冬季制服：保暖裤和滑雪夹克。

若冰却没有这样。她从电梯里走出来去巡视医院的三楼也就是医院的最高一层时，穿的是一件黑色的长大衣、灰羊毛裙和一件淡紫灰色的羊毛衬衣。她厚厚的直头发剪得齐肩膀，耳垂上戴有小小的钻石耳饰。（人们仍然注意到，就和以往一样，城里最有气质、衣饰最讲究的妇女中，未婚女子就占了好几位。）她现在不需要穿护士服了，因为她只干几个小时而且仅仅是在这一层。

你可以按常规坐电梯上到三层，不过要下楼就费点儿事了。必须请写字桌后面的那位护士摁一个秘密的摁键你才走得出去。这儿是精神病房区，虽然很少有人这么称呼它。它朝西俯瞰那个湖，就和若冰的公寓一样，因此常常被人称为“夕阳大酒店”。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爱称它为“皇家约克”⑨ 。这里的病人都是短期的，虽然有些短期病人有几出几进的记录。那些长期受妄想症、药瘾或是病痛折磨的人被安置在别的地方，在县立病患之家，正式的名称是长期治疗中心，就在城郊边上。

四十年来，这个镇子规模没有扩大多少，但是却起了不少变化。这里开了两个购物中心，虽然广场周围的店铺还在勉强维持着。陡岸上盖起了一些新楼房——那是中年人的聚居区，而俯瞰着湖的大房子有两座又改装成了单独一套套的公寓。若冰很幸运，租下了一套。她跟乔安妮过去在伊萨克街上住的那所房子已经让人用乙烯基塑料修饰一新，变成一家房地产办公室了。威拉德的房子大体上还是原来样子。几年前他中了一次风，总算恢复得不错。他住院的时候若冰常去看他。他谈到她还有乔安妮过去跟自己相处得真不错，他们一块儿玩纸牌时又是得到了多大的乐趣。

乔安妮去世已有十八年了，在卖掉那所房子后若冰与旧日的联系都断掉了往来。她不再上教堂了，除了在医院里见到的当了病人的那些以外，她几乎都见不到她年轻时、上学时认识的那些人了。

在她进入人生的这个年龄段时，结婚的前景也还曾稀稀拉拉地出现过。会有一些死了老婆的鳏夫四下里寻寻觅觅。他们一般都希望能找到有结婚经历的女子——虽然有好工作的也挺合适。不过若冰早已表明自己对这种事情没有兴趣。她年轻时认识的人说，她这人从来就对这方面没有兴趣，她就是这么一个人。新认识她的人猜想她必定是个同性恋，只是因为出身于如此守旧与不顺的家庭里，她不敢承认就是了。

如今城里也有各式各样的人了，她交往的正是这一类人。有的不结婚就住到了一起。有的人出生在印度、埃及、菲律宾和韩国。旧的生活方式、早年间的规矩，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但是好多人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对那一套连知道都不知道了。你想要买哪个国家的食物差不多都能买到，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你可以坐在人行道的桌子边，喝优质咖啡，聆听教堂的钟声，却连半点礼拜上帝的心思都没有。湖边再不是由铁路棚屋与仓库所包围——你可以沿着湖边在搭起的木板道上足足散上一英里的步。这里出现了一个合唱队和一个演剧团体。若冰在剧团里依旧很活跃，虽然上台次数已不如以前多了。几年前她扮演过海达·盖普勒⑩ 。总的反应是那出戏很沉闷，不过她演的海达却十分出彩。尤其不简单的是，戏里的那个人物——人们都这样说——跟真实生活中的她反差那么大。

现如今，此地上斯特拉特福去观剧的人也很有几个了。不过她呢，要看戏总是上滨湖尼亚加拉市去看的。

若冰注意到墙边多出了一溜儿三张病床。

“这是怎么啦？”她问科雷尔，那位桌子前的护士。

“临时性的，”科雷尔回答说，好像她也不大清楚似的，“是要重新分配的吧。”

若冰把她的外衣和手包挂到护士桌子后面的贮物间去，科雷尔告诉她这些病人是从珀斯县转来的。那里病人太多，所以需要转移。不过不知是谁把他们的事弄拧了，本县的卫生机构还没同意接收，所以就决定暂时先在这里放一放。

“我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呢？”

“随你。方才我去看的时候他们还都是不清醒的。”

三张床的护栏都是支起的，病人都平躺着。科雷尔没说错，他们像是都睡着了。是两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头。若冰已经转过身了，但接着又扭了回来。她站着往下看那个老人。他嘴张着，他的假牙，如果有的话，已经摘了下来。他头发没秃，白色的，剪得很短。他脸上的肉萎缩了，脸颊凹陷了下去，但是脑门仍然很开阔，保留下了几分威严感以及——和她上一次见到时一样——焦虑不安的神情。有几处皮肤显得皱缩、苍白、几乎是银白色的，说不定是因为有癌变而做过手术。他的身躯变小了，被单下面似乎都见不到有腿，但是胸膛与肩膀倒仍然挺宽的，就跟她记忆中的几乎一样。

她看了看挂在床脚处的那张卡片。

亚历山大·阿德齐克。

丹尼洛。丹尼尔。

也许这是他中间的那个名字。亚历山大。要不就是他打诳了，以谎言或半谎言来作为预防措施，从一开头一直到几乎最后，他都是在撒谎。

她走回到护士桌前对科雷尔说：

“关于那人有什么资料吗？”

“怎么啦？你认识他？”

“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

“我查查看有没有。会给你打电话的。”

“不用急，”若冰说，“你得空了再说。我只是好奇。我得走了，该去看看我的病人了。”

若冰的工作就是一星期与这些病人谈两次话，记下他们的情况，比方说他们的妄想症或抑郁症有无改善啦，吃药后的反应啦，还有他们的亲属、配偶来访后情绪上有无变化啦。她在这一层楼已经工作了有些年头了，最早还是七十年代力主精神病人尽量少离家治疗的看法引进的那会儿了，她认识不少几出几进的病人。她上过一些特殊的课程，好使自己有资格从事精神治疗的工作，不过主要还是因为她在这方面有一种兴趣。在那次她没看完《皆大欢喜》、从斯特拉特福回来之后，她就开始对工作有了感情。某种因素——虽然并非出于她的希望——确实是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把雷依先生放到最后去处理，因为他一般总需要最多的时间。她不总能如他所愿把那么多时间都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还得看别的病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今天，其他病人因为所服的药很对症，都有所好转，他们一见她就表示抱歉，怪自己给她带来了麻烦。可是雷依先生，他一直认为自己对DNA发现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与承认，正怒气冲冲呢，说是要写信给詹姆斯·沃森⑪ 。他直呼此人为吉姆。

“我上次写给他的那封信，”他说，“我懂的，寄出那样的一封信是不能不留一份底稿的。可是我昨天在我的档案里寻找，你猜怎样？你说。”

“还是你告诉我吧。”若冰说。

“不在了。不在了。给人偷了。”

“也许是放错地方了吧。我来给你找找看。”

“我丝毫也不觉得奇怪。我早就应该放弃的。我是在跟太子党斗，跟他们斗的人有谁会赢？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应该放弃？”

“那得由你来决定呀。只有你才能作出决定嘛。”

他开始又一次地向她复述他的伤心事的具体细节。他不是一个专业科学家，他自己做研究工作，但他肯定是多年来都在跟踪科学发展进程的。他向她提供的情况，包括他用个粗头铅笔费了老大劲儿画出来的草图，无疑都是正确的。只有他受骗的那个部分，故事显得很拙劣也很容易看穿，说不定从电影电视那里得到了不少启发。

不过她一直都爱听他讲故事里的那个部分，他会形容两根螺旋线如何被分开，两股东西如何浮了起来。他表演给她看，用两只那么优美、那么富于表现能力的手。每一股都按照它自己的旨意往规定好的方向成倍地增长。

他也喜欢这个部分，他为此而神采飞扬，以致连眼眶里都涌满了泪水。她总是谢谢他的解释，同时希望他能到此为止，但是他自然是停不下来。

尽管如此，她还是相信他正在一点点地好起来。就在他开始在冤案的盘根错节处清理挖掘时，在把精力集中在失窃的信这一类的事情上时，那就说明没准他正在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