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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郿英，你去世后的第一个周年祭日，我和朋友们把你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山的这座墓园。每年我都来为你扫墓，也许是清明，也许是祭日，或者只是心情使然。总之，这条山路我已经走了七年。
老人们常说，入土为安。指的应该是死者，在我看来，也包括生者。把死者安顿好，感觉到他的灵魂安息了，生者也才能够安宁。常在电影里或图片里看到西方的陵园，那种静谧、优雅和素朴让人生出感动。在墓碑上随便地放一把鲜花，一个人，在你身边，安静地坐一坐。或者与儿子或者与亲密的朋友，在草地上随处走一走，从容地聊聊记忆中有关你的往事和我们琐碎的生活，那该是多大的安慰啊！我常常感叹，如果不能按照你的遗愿葬在一棵树下，能葬在那样的墓园里，也算是知足。
然而，你的墓园在山上。从山脚走上去，大约有三四里长的路。记得是第二年，我和儿子两个人去扫墓。我们从城里坐公共汽车到西郊已经接近中午。北京五月的中午已经有点儿热。那时儿子才八岁，我牵着他的小手，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躲闪身后开过来的汽车。那是一条高低起伏的柏油路，常有也是到陵园去的车子经过。大约走到一半，一辆白色的吉普在我们身边停下。司机把后窗玻璃摇下来，连头都没回，用手势示意我们上车。我迟疑着，还是上了车。不知怎么，眼泪忍不住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打在怀抱着的鲜花上。
我相信，这个人，这个懂得用距离来表达理解和同情的人，他知道我感激他，虽然一直到上了山，一直到下了车，我们始终没说一句话。但是，我没把握，他是否知道，最值得我感激的，不是他载了我们母子一程，而是他从始至终的沉默。说不出我当时为什么连看都没看那司机一眼，不知道他是年轻的小伙子，还是沧桑的中年人。我想象不出，如果他问为谁去扫墓，儿子会怎样回答？我会怎么回答？说不定我会撒个谎，为了逃避一个陌生人的安慰，也为了掩饰一个女人的伤痛。
短短的一段路，长长的一段沉默。几年来，每次去那陵园，我都会重温那段带着伤感与美好的诗意的沉默。
位于山上的墓园不可能开阔，没有余地坐得安稳，更没有能够随意散步的草地。三年前我们搬了家，和儿子去墓地，他问：我们家的房子大了，爸爸的墓地这么小，能不能换一个大的？我说，如果那是你的心愿，等你长大了，有了经济能力，这事应该由你来做。儿子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为他终于能想到给爸爸做点儿什么而得意。
年年复年年，每一次，我们都带去鲜花，有时候我还会买来鲜花和花泥，自己动手插一个花篮。我们还会带上你生前喜欢喝的酒，大家轮流着喝，再洒在碑前，于是，醇醇的酒香便在墓园飘散开来。一些平时难得见面的老朋友，在你离去的日子聚在一起，到了都真的要变老的年纪，大家反而不再感叹岁月的无情。只是留下来的照片，见证着你和我与这些朋友们经得起年月的感情。
如果你能看见能听见这一切，该是多么高兴啊！当然，你会遗憾老鄂和王捷都已经戒了烟酒，会庆幸晓青和志伟的大难不死，会心疼徐杰和徐勇经受了太多坎坷。你也一定想和老范杀一盘围棋，想和黑大春干一杯白酒。你会和铁生聊聊五月里正嫩着的香椿，说说夜市上味道不再正宗的炒肝和爆肚，你会扶着铁生的轮椅，说，“伙计，真是好样的！”他说过，活过三十岁，以后的日子都算是赚的。你离开我们时，铁生已经赚了一个十年，如今，又赚了一个十年。
你会径直走向我们的儿子。十年前，他那么干净而且安静，白嫩的小脸上戴一副黑色的圆眼镜，总是一副好奇的表情。如今他已长得和你一样高了，但你还是能一眼就认出他来。血缘是多么神奇呀，他的眉眼长得并不像你，但是，当他远远地走来，那走路的姿势，眉宇间的神态，紧闭嘴唇的表情，会让我把他想象成少年时的你。还有他酷似你的大脑壳，这是一个男孩子先天的优越之处。有一次你说，娃娃最让你放心的是他的宠辱不惊，那也正是你的品性。我心疼儿子没有得到过你的爱，但我想象不出，对于一个已经长得和父亲一样高的男孩儿，“父爱”究竟是怎样的。也许你会问儿子：“换一个大点儿的墓，有必要吗？”儿子反问：“那我还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呢？”“不用为我，为你妈做点儿什么吧。”儿子一定会向你说出自己的“计划”：将来为妈妈买一套房子，在城里，吃饭、看病、锻炼身体都方便的房子。儿子正是这样对我说的。于是，你满意了，你放心了，你自己就是个大孝子。
你肯定最后一个走向我。十年了，我走过的路你都看到了吗？这一切你真的都能懂吗？如果能够起死回生，你将怎样与我分享这十年来的悲喜愁欢呢？
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独自一人去过山上。夏天，那里枝叶繁茂，虫鸣鸟叫，显得有几分浮躁。秋天就不一样了。墓园的秋天落叶纷纷，阳光穿过已经不那么浓密的枝叶，恬静地撒满整个园子。那色调不尖锐，却也不乏沧桑之感，没有了夏天的喧闹，也还没有冬天的萧瑟。
那正是你喜欢的季节。
想念你，有时候是因为无助，有时候是因为寂寞，有时候是因为自我欣赏或者被欣赏。诚实地说，我哭泣，不是你失去了本来可能享有的美好生活，而是我们失去了因为你的存在而可能获得的完满。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感情，但是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自私，也没有人会谴责这种自私。
有时候，在你的墓前，我的心情会偏离初衷，思绪会游荡到毫不相干的琐事上去，而我不能释怀的，始终是你生前我们的恩恩怨怨。这种时候我会很尴尬，也会很惭愧。这与我自己认同的美好感情多么不一致啊！这使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在记忆中留驻和欣赏你的品性，但记忆却又无法替代我在现实中把握和触摸你的品性。于是我问自己：这是生活无可救药的堕落，还是人性不可避免的软弱？
新的生活，带来新的激情，也带来新的烦恼。常常，生活中一件美丽的东西，一种我从少女时代就命中注定了的偏爱，从身边悄悄滑过。我是该为它的稍纵即逝而悲悼呢，还是该为它毕竟出现过而欣慰？这情形一次次地重复，使我很不情愿地承认：没有什么能阻挡我，把对一个你曾经深爱过的人的思念，从具体的感觉变为抽象的理念。于是我又问自己：这是理性的力量，还是情感的虚妄？
2
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我是他的妻子，我必须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
还记得那个张护士长，一个长得很秀气看起来很幸福的小女人。有一次她神秘地问我：“是不是结婚之前他瞒了你？”我吃惊地问：“瞒了什么？”“他的病呀。”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这样想，会认为身体不好是爱情的障碍，更是婚姻的障碍。
他病的第一年我几乎没上班，有一次偶然回单位，报社校对科的一个女同事塞给我一百元钱，她哭着告诉我她弟弟的故事：弟弟一年前患了尿毒症住进医院，三个月后妻子就丢下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出走外地娘家，弟弟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不久便去世了。她说：“如果我弟妹有你的四分之一，我弟弟就不会死，起码不会死得这样快。”她赞赏我，也是在激励我。我触景生情，流着泪收下了她的钱。我想，我不会像她的弟妹一样，丢下丈夫出走。可是，为什么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又是多少？我只知道我会尽全力，不会偷一点儿懒，我不会放弃哪怕一点点希望。我不知道，我的全力一定比别人的四分之一更有价值吗？
他去世以后，有人曾说，我做了一件本来可以不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他病情最初恶化的时候，我不应该全力主张使用价格昂贵的静脉高营养，不应该说服医院最好的医生做了两次最终失败的手术。我挽留了他的生命，但是却让他承受了痛苦！
如今我已经不能问他，如果当初就清楚，长达几年的治疗只是一个缓刑判决，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也不能假设，如果我没有跑到协和医院，带回一个静脉高营养的方案，恶性肿瘤的诊断也没有被推翻，我会不会因为没有信心就接受了那个判决？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可怕的六月的夜晚。他在急诊室的楼道里已经躺了三天两夜，但是医院武断地认定他是晚期癌症，仍然拒绝收他住院。周末的下午，医院行政大楼的门锁了，我疲弱得两只手抓着铁门，真是走投无路，而病人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血压降到了四十毫米汞柱。打了许多电话，傍晚，救护车终于把他送进了当时北京设备最好的医院，终于把他安顿在一张洁白的病床上。不记得我曾经有过那么深的睡眠，凌晨，电话响了十几分钟我居然一点儿没听见。老范从二十一层楼上跑到一楼，敲开了我家的房门。我骑着自行车赶到医院，看到他因为肠瘘而把肚皮烂穿的惨状。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姓刘的医生。仅仅十天，因为营养流失并且无法通过静脉补充，他已经虚弱不堪，我缠着医生问：继续下去会怎么样呢？医生反问我：你都看到了，还用问我吗？好像我偷偷放在他家茶几上的钱和墙角的一大包进口烟酒真的被他扔进垃圾箱里了似的。第二天，我从协和医院的专家那里，平生第一次听到了“静脉高营养”这个医学术语，然后躲过主治医生，请出了副院长，安排了单人病房和静脉高营养治疗。又几经辗转，神奇地找到了三十六年前的病理切片，经过三个医院的会诊，推翻了晚期肿瘤的诊断。我像一个侦探，在病房，在电梯间，在办公室门口，一次次与副院长“巧遇”，递上一封封长长的信，说服他操刀手术。但是，我没想到，手术之前必须先尝试保守治疗，看看那个瘘有没有可能自动愈合。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忙，需要等着他从欧洲、从美国出访归来，等着一个个国际国内的会议散场，等着他从外国的、中国的重要人物的手术的间隙抽出时间。
我们以怎样的耐心挨过了那漫长的五个月啊！
然而，手术失败了！我们开始盼望第二次手术。我们都看好那个一谈手术眼睛就发亮的陈大夫。为了摆脱姓刘的主治医生，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们办了出院手续，那意味着必须交齐全部费用，还得筹足再次入院的押金。
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想起这些往事我会泪流满面，但是当时我却从不为这种事情而哭。我遇到的难题太多了，我习惯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没有时间来咀嚼其中的滋味，甚至没有时间好好地给自己洗洗脸。有一次为了去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我认真地用肥皂和热水洗过之后，火辣辣地烧得疼，才知道原来脸已经皴了。但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我没时间自哀自怜，甚至没有时间感觉因强直性脊柱炎引起的疼痛。他去世一年以后我开始恢复，腿已经不是每天疼了，偶尔疼时反倒觉出痛苦。看着别人跑几步就能赶上进站的汽车，我会在心里默默地想：他们多幸福呀，他们的腿不疼！回过头来想，原来我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疼曾经是我的常态，疼得寸步难行，疼得无法从沙发挪到床边才是我的偶尔。
一个为我打抱不平的熟人说：你丈夫太自私了，知道你这么难，他应该主动提出安乐死。这话让我震惊！中国人开始知道世界上还有“安乐死”这个绝妙的词汇是件好事，但以为安乐死就是推卸责任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没有钱治病的，生了病没有人照顾的，家属或者单位不愿意出钱的，都以“安乐死”的名义置于死地的话，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善恶冷暖可言？除了死是实在的，病人的安乐又从何而来？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但是，“本来可以不做”的说法还是和我纠缠。
我是在为自己受过的苦而后悔吗？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都是极其自然的。世上没有一杆称得出感情斤两的秤。法律、舆论、海誓山盟，规定不了，也阻止不了，为谁或者不为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那杆秤在心里，它的砝码始终只可能在心里。
那么，我是在为他所受过的苦而惋惜？
我一直以为，我天经地义地有权为他做生的选择，而无权为他做死的决定。多少人都曾经说过这话：与其这么苦，真不如死了的好。然而，怎样的苦才值得与生命做交换来免除它呢？苦的尽头又在哪里？我没办法设身处地地想。在《永远的五月》里我写过，他发着高烧一声不吭，毛衣针般粗细的针头插进前胸他还是一声不吭……如果能够预见到结果，他还会情愿受这份苦吗？能不能说，因为想活，才不怕苦？或者，能不能反过来说，连死都不怕，还怕受苦？而事实上，生命有生命的尊严，死亡有死亡的尊严。它们并不能相互取代，而美德也是不分高下的。但是，话说回来，除了尊严，人还有别的美德，比如，成全他人。
一次危机，又一次危机，只盼着危机过去，从来没想过，一旦危机没有了，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是难以接受。他去世的第二天，我到医院去办手续，顺便到病房向医生护士道谢，临走，我说去病房看看他的病友。那张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一进入视野，我像是突然被击倒了，歇斯底里地扑向那张空床……以后很多年，每当绝望向我袭来的时候，唯有想到我曾经拼尽全力挽回过，付出代价争取过，才能使我平息下来。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的受苦，有什么可以成全我？我用什么安慰自己？
他病的时候，我们的儿子还不到三岁，那时的事情他现在大多都不记得了。他几乎没有得到过父亲的爱抚，他总是没有精神，还总是插着管子，这让小孩子觉得害怕。但他记得：每次到医院去，爸爸总是把随身听的耳机给他戴上，耳机总是太大，从头上滑落下来……现在他也成了一个酷爱音乐的孩子，并且开始搜集父亲当年喜爱的音乐。他还记得：他为爸爸推着轮椅，到医院的花园里去晒太阳，那花园里有一个池塘，爸爸说：“娃娃，你看，那儿有一条鱼，等爸爸病好了，给你捞了放在小瓶里带回家……”他也记得，在告别会上，有一个叔叔把他抱起来，抱得那么紧，他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在死的延迟中，我们的儿子从三岁长到了六岁。他感觉到了父亲的注视，虽然记忆有限，但那成为他能够和我谈论他的父亲的仅有的话题，也是今后一生，他可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谈论父亲的仅有的话题。我相信，这对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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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放弃，是一回事；坚持，却是另一回事。
在你生病的这几年里，我们的困境始终是钱。我不是特别节俭的人，我知道好东西要用多的钱买，你喜欢吃涮羊肉，我总是买最贵的，有时候价钱能够相差一倍，我也从来不算计。朋友们来做客，我总是把酒和菜准备得过量还总怕不够。你比我节俭，但比我更不在乎钱，你会倾其所有送我弟弟去留学，然后再把平日节省下来的借给朋友。但是这些都是小钱，我们需要的是大钱，而且是计算不出数目的大钱。
从单位里要钱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是公费医疗，看病花钱是名正言顺的，但你一个人花的钱，已经相当于全厂其他人医药费的总和，还有很多人拿着几百上千元的单据等着报销。那时我们把二十四小时分成三班，一班八小时，我值两个班，另一班由朋友们轮流值。每天空出来的八个小时，我常从医院去单位为钱而周旋，去三次五次才能得到一张支票，而支票的面值常常只有一两千元，而每天医药费的开销是几百元……
我通过朋友给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递信，反反复复好几次批示，上级公司拨了五万元。这点儿钱仍然是杯水车薪。以后怎么办？我不敢想。可还是想：如果工厂、公司、市里都不再给钱，写信、登报甚至上访都没人再理你了，那时我可怎么办？我就又不敢再想。
有一次在铁生家里见到一位朋友，他在深圳火火地开着一家公司，说聘请一个秘书年薪五十万。我心里马上盘算着是不是应该也去应聘个什么职位。可我走了谁管你呢？于是想，一年要真能挣几十万，付了医药费还够请个称职的护工，还够我每个月往返一次的路费。孩子呢？那时孩子才四五岁，我只好带上他，有那么一大笔钱，在深圳租了房子应该还够付托儿费的。好像我真的已经挣到了那笔钱，那笔钱永远也花不完似的。
我从没想过你会因为其他并发症而死，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思路：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就能一直维持你的生命。那什么时候才算走到了头呢？
你是几年如一日看《新民晚报》的北京人，其中一条消息你没有在意，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上海一名靠静脉高营养生存的无肠女，生下一个健康女婴。消息中提到，她维持生命使用的是华瑞制药公司生产的脂肪乳静脉注射液。这种药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公司生产，价格一直在不断地上涨。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我觉得那消息里必有文章。第二天，我给恰好在上海那家医院工作的表弟打电话，他很快就帮我查到了那个病人的医生，当天我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至今我还记得那医生姓黄，他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并且告诉我病人的电话和地址。她真是一个幸福的病人，医药公司用出厂价的百分之五十向她供应药品，而且费用都由单位负担。最让我羡慕的是，她不必二十四小时被拴在床上，插进颈内静脉的管子有一个泵，血液不会回流，可以随时把输液管拔出来，白天能够自由地活动，晚上用从瑞典空运来的大消毒袋，把三千毫升液体一次放进去，她的丈夫不必一整夜不睡觉一瓶一瓶地换。
第二天我就到了这家位于无锡郊区的制药公司，我没想到此行会有如此大的收获，质检科的经理不但当即送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在以后一年多里，一直免费供给我们这种药品。每天他亲自从流水线上把装量不准的药，装在角落里一个纸箱里，再找机会运到北京。有一次，北京办事处主任从无锡开车带了十几箱药。车开到北京是傍晚，加上连续几天大雪，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汽车。我和哥哥终于在饭店门口截到一辆带后备箱的出租车，赶到他家里，我们都惊呆了。停在院子里的车，发动机还开着，因为怕气温太低，药品变质，两天的行程他合成一天一夜。以后很多次，他们用恒温的集装箱车运到北京，再由我找车到北京南城的恒温果品库去取，纸箱上横着竖着写满了“非卖品”的字样。按照公司的规定，这些药尽管只是装量不足，也属于质量不合格品，是应该全部销毁的，这等于是从外国人眼皮底下偷，再通过装车卸货若干个环节送到我手里，这中间如有差错，可就是能否保住饭碗的大事。而医院允许使用自备的药品，也是破了惯例，开了大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