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胥吏的盛宴 彭县小吏舞弊案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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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嘉靖年间,成都府下辖的彭县发生了一桩普通的官场弊案。
说它普通,是因为这案子的规模很小,案情简单,罪行寻常,讲起来实在是乏善可陈。可正因为它太过平常,在大明一千多个州县里颇具普遍意义。于是这一桩普通小县的普通小案,俨然成了一个繁盛王朝的青之末。
彭县紧邻成都府的北边,相距四十多里,乃是川西重镇。有诗人写过一首《彭州歌》:“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评价殊高。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一个叫陶成的当地人走进彭县县衙,高高兴兴领了吏帖,成为吏房的一位书手。
先简单介绍一下大明县衙的构成。
明代县衙里,最大的自然是知县,叫作主官。他有两个副手,一个是县丞,一个是主簿,这两位叫作佐贰官。他们仨都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县里的行政长官。在这三人之下,还有一位典史,叫作首领官,但没有品级,不入流。
再往下,衙门里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壮班、快班,负责仪仗、治安、缉捕之类,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而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分为礼、吏、户、工、兵、刑六个部门,各有主管业务。除此之外,还有承发房和架阁库等办公机构。
在这些机构里办事的人,统称为吏,也叫“胥吏”或“吏胥”。“胥”这个字,本意是有才干之人,十有二人,后来引申为基层公务员。
陶成加入的,是分管人事的吏房。他应该受过教育,会识文断字,在吏房里担任书手——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各类公文档案的书写、抄录。
听起来好像是个琐碎活,可里面的门道实在不少。古代没有复印机和照相机,公文全靠书手一笔一画写就。他大笔一挥,偷偷篡改几个字,往往能决定一人乃至一户的命运。
举个例子。崇祯时广州府有一个粮道吏职出现空缺,一个叫刘俸的吏员垂涎已久,但是资历差一点。他遂买通了吏房书手,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报材料,把最关键的一个日期“五月二十八日”涂抹成了“九月二十八日”。幸亏当时的推官心细,查了官府里的原始档案,发现日期对不上,这才查获弊案。
书手落笔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职的选拔。可以想象,他的寻租空间该有多大。陶成靠着手里的这点权力,没事收取一些常例贿赂,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四年之后,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一个叫陈佐的人也加入彭州县衙,在户房担任算手。
户房和吏房并称两大要害机关。户房管的是钱粮税赋之事,日常业务涉及大量繁复计算。陈佐脑子灵活,数学好,对于数字得心应手,很适合这个职位。
和吏房书手一样,户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着别人的命运。他只消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这事?很简单,拿银子来喂饱便是,可见这其中的寻租空间也不小。
书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种,他们没有官身,不算体制内,薪俸也不纳入国家财政开支。可是这些人把持着具体政务,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牍,很容易从中做手脚,有时候日子过得比主官还滋润。
尤其嘉靖年间,对胥吏来说正是个好时候。在这之前,胥吏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可到了嘉靖年间,突然掀起了一阵扩编热潮,胥吏人数陡增。有人曾抱怨说:“衙门吏胥,原有定额。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可见其盛况。
陶成和陈佐的入职,即得益于这个大背景。
这两个人为了能放心舞弊,不约而同地拜了县衙里的屠主簿当靠山,就此相熟。吏房和户房本来联系就比较紧密,两个人很快勾结到了一起,沆瀣一气,其所作所为,用后来官府判决的话说就是:“各结揽写法,讨钱使用。”
怎么个讨钱使用呢?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八月,彭县决定佥派一批老百姓来三班服役,指派吏房和户房执行。陶、陈两人一听,哈哈,钱来也。
这里要先说明一下,大明的县衙体制很有意思,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官、吏、役。
彭县的知县、县丞和屠主簿这样的人,在朝廷吏部挂着号,算是官员编制;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官,无品级,算是吏员编制;至于像陶成、陈佐这样的书、算手,连编制都没有,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当然,胥吏往往世代相继,比合同工可稳定多了——无论如何,他们仍旧属于“吏”这一层级。
再往下,到了具体的执行团队,则只能称为“役”。
这个“役”,指的是徭役,更准确点说,是力役。说白了,就是给政府出力气白干活。一县的日常杂事,比如马夫、门子、库夫、禁子、防夫、纤夫、伞夫、吹手之类,都属于役。这些役职并没有常设员工,都是从当地老百姓里挑选出来的,维持机构运转。很多公共事务,比如修缮营造、解粮征粮之类,官府也会佥派老百姓来应役。
甚至连负有治安职能的三班,都不是专职。比如皂班,主要负责迎来送往、站堂呵道。青天大老爷在公堂上一拍惊堂木,他们拿着水火棍喊“威武”;青天大老爷出巡,他们负责在前头举着“肃静”“回避”大牌子的仪仗。看着威风体面,其实这些皂隶也属于“力役”,可能今天站完堂,明天把皂服一脱就回家种地去了。为啥叫他们衙役而不是叫衙吏,原因即在于此。
在一个衙门里,几个“官”在金字塔尖负责决策,几十个“吏”在金字塔中间负责调度规划,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役”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
事实上,县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靠这种佥派百姓来完成的。原因很简单,便宜啊。来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资的,还得自负伙食。徭役之害,大半来源于此。正如李乐批判的那样:“居官者利其白役无工食,宴然差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为可痛惜,一大害也。”
当然,朝廷也深知这事对百姓负担重,虽然不能免除,但多少会做到公平一点。在具体的佥派规则上,要充分考虑百姓家庭情况,依次轮值,人口钱粮少的,去服一些相对轻松的徭役;人口钱粮多的,去服一些比较重的徭役,以示均平。
可惜,这只是理论上的设计,实践中有的是办法可以突破。
咱们回到嘉靖二十五年这一次佥派。
彭县三班这一轮的役期已满,很多衙役要返回家里,必须佥派一些新人来填补。这个动作,涉及户房和吏房两个部门:户房负责查询户籍轮值表,确定应役人选;吏房负责登记造册。这份工作,便交由陶成和陈佐两人来完成。
他们俩接到任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合适的索贿人选。
可巧在佥派名单里,有一个叫刘选的平民。他被安排的役职是快手。这个快手,可不是做主播,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快手的日常工作有两大块:一是递送官府公文,二是缉捕治安。常年要奔走于十里八乡,很是辛苦。
刘选不大乐意去做快手,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过,他只好找到陶成、陈佐二人,商量看有没有啥法子。陶、陈二人居中协调,很快就拿出一个办法。
他们找到一个叫刘本敖的闲汉,刘选每个月出三斗米、三钱白银,让刘本敖替他应这个差事。反正审核的人是陈佐和陶成,只消在刘选户籍上勾一个应役,然后在三班名簿上补一个刘本敖,人数不缺就行了,没人会认真核对名单。
这个操作,在贪腐业内有个专业术语,叫作“买闲”。
刘选花了钱,但免得辛苦,自然心满意足。刘本敖也很高兴。快手虽然是个卑贱的职位,可若有本事,也能赚钱。刘本敖这种人,常年混迹衙门,熟悉各种门道。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
比如衙门发现某户人家牵涉官司,发下牌票——一张纸,上用墨字写明事由与限定日期,朱字签押,盖有官印,作为差役执法的凭。刘本敖拿着这张牌票,便可以上门讹诈。《几亭全书》里对这种情况描述得特别生动:“差人持粮票下乡……黑夜排闱,就床擒索,举家惊惶,设酒送饮;及去,衣服鸡犬一空。假如欠银五两,此番所费二三两。手头愈空,钱粮愈难完办。”
还有更绝的。刘本敖还可以勾结陶、陈这样的胥吏,开出一张不盖官印的白头牌票,下乡随意找人讹诈。反正老百姓不懂法,很容易就被唬住。《官箴书集成》里如此记录:“每一快手一二十两,贿买户书写就。……盖快手借票催粮,原非为催粮计,不过借印票在手,无端索害乡人。农民多不识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无端害之,几十里外向谁分诉。……一张票,乃一快手几年生活也。”
一张票能榨出几年逍遥日子,可见区区一个快手,只要勾搭上胥吏,就能打开一片天地。
不消说,刘选、刘本敖事后还得拿出一点钱粮,孝敬陶、陈两位。
很快,一个叫王廷用的人也找上门来。他一直在皂班当差,这次应役期满,可以回家了。可王廷用不愿意走,因为皂隶的油水不少。比如打官司时内外递个东西、传个消息,打板子时轻重斟酌几下,也颇有几分银子可收,比种地轻省多了。
于是王廷用求到了陶、陈二人。在他们一番运作之下,王廷用成功买闲,顶替了另外一位叫严思安的徭役,继续待在衙门。严思安还得每月给王廷用提供三斗米、三钱银的工食。
王廷用觉得这两位太厉害了,便把自己的同族亲戚王廷美介绍过去。王廷美受过教育,能识文断字,他不想在役职里混日子,打算弄个胥吏干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