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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电话搞得罗伦一整天都很郁闷,让她觉得口干舌燥,呼吸加速,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可这明明不是她的错。她走在回家路上,呼吸着凉爽的空气,把那些负能量丢在清风里,释放出自己的压力。她一边走一边想,这就是真正的权势,把自己的问题丢给别人,摆脱承诺和责任对自己的束缚,然后——什么都没有。不用承担任何后果。这就是名人。当然,她在工作当中认识很多名人。这个名厨不是唯一的一个。工作之外,还有个校友,比她小一岁,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他刚毕业没多久就获得了奥斯卡奖。她高中的时候身边都是名人的孩子,其中有些人现在已经声名鹊起了:比如在下东城拥有几间艺术画廊,比如组织了几场慈善活动,比如美丽出众,比如在国外活动。当然,还有胡克和露露,但是他们和别的学生家长不太一样:他们不是模特,不是电视明星,不是摇滚歌星,不是百老汇的英国演员,但是他们很出名。即便不是名人也是名流。他们跟时下的流行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不是稍纵即逝的明星,不是在杂志上昙花一现的天真少女。他们长盛不衰。胡克长盛不衰,露露坐在他身边,人们把她跟胡克相提并论,每次用同样的插入语介绍她:“他的妻子露露是个广受欢迎的歌唱家。”广受欢迎,说到底,受人欢迎不就是美国人的梦想吗?
罗伦从来没有把胡克当名人。她认识胡克的时候才十一岁,那个年龄的孩子有几个懂外交政策?她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看到很多胡克的照片,不同的年龄,形象却大同小异:戴着眼镜,或浓密或稀疏的头发,雪茄,奇怪的大翻领外套,惬意的微笑,握着不同人的手——福特和福特夫人、里根和里根夫人、布什和布什夫人、然后是另一个布什和布什夫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等全都有。这个人是谁?她同学的父亲是什么人?罗伦从来没往远处想过,她觉得同学的父亲就是同学的父亲。
通常情况下,罗伦从来不觉得胡克是个楷模,不过她不得不承认:胡克从来不会超过约定期限,他永远都不会打电话逼一个助理编辑接受他无法按时交稿的事实。不过,要整理他写的那堆垃圾肯定特别费劲,说到艺术性,他写的那些东西还比不上“古巴碎牛肉”的趣闻逸事和烹制说明。没关系。真正的权势从来不道歉。那个名厨对自己逾期交稿的事没有丝毫歉意,就像胡克对伊拉克毫无歉意一样。
是那个国家,是那个国家陷入的冲突、困境(只要不用“战争”这个词就行)让罗伦明白胡克究竟是谁。她早就知道胡克是个大人物,但是因为她们当时太年轻,对沙拉的爸爸在四楼办公室写的那些东西毫不关心。毕业那年夏天,在胡克和露露家的一次小型聚会上(只有二十位客人,而不是上百位来宾;大家围坐在餐桌前,而不是端着盘子四处转悠),罗伦碰到了代表——唔,不清楚他代表谁,总之是代表某人负责伊拉克事务的人。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当地发生抢劫、军队被解散的事,知道政治阶层遭到放逐,知道几百万美元凭空消失:所有的一切也是一场灾难。但是,如果你只是碰巧走进去,去盛一些美味可口的菠菜咖喱角,那你永远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握手寒暄,热情地拥抱,面带微笑,系着爱马仕的领带,谈天说地,聊孩子的近况(有的去了法学院,有的去了高盛集团),他们还相互约定夏末到葡萄园去聚一聚。
罗伦的父母曾经给里根投票,但是父亲对很多留守儿童的问题直言不讳。她们毕业那年,到处都在谈论战争。当时,为了庆祝罗伦毕业,全家在波基普西最好的餐厅聚会,那家餐厅要提前两个月预定才能订到座位。让她非常沮丧的是,当时又谈起了这个话题。妈妈非要罗伦请沙拉一块儿吃饭,罗伦爸爸怒斥当局政府的时候,沙拉头也不抬地吃着宽面条。他们不知道胡克的影响力有多大,就算知道,也不是听罗伦说的。罗伦看着沙拉,知道最好装作时事与真实生活毫不相干。
从本质上来说,这是昂贵的教育带给罗伦的启发:你要么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人,要么成为个人生活受到社会发展影响的人。罗伦很好奇,不知道她父母决定把她送进城里读书的时候,是不是抱着这样的希望。这个念头来自可汗医生夫妇(穆罕默德和安捷利),妈妈在他们上班的地方帮忙,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可汗医生夫妇在她家代表着最高标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勤勤恳恳地工作;很有钱却脚踏实地(他们两个人开一辆二手的丰田客货两用车上班);对上层社会的文化非常了解,尽管他们并不是出身于上层社会。可汗博士认为,贝拉自己要看到这一点,也要让孩子们看到这点。
麦克·布鲁克斯和贝拉·布鲁克斯夫妇认为,作为有学术成就的父母,为了交换所获得的机会,生活中承受一点儿小屈辱也是值得的:想想令人印象深刻的课外活动(春假去参加考古挖掘活动)、上大学、拿学位、获得经济上的自由等种种前景。六年级之前,罗伦的所有功课都获得全优,这是能力而不是天资,尽管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点。于是,她去了那所学校,那所十分特别的学校,那所资金雄厚的学校,那所赫赫有名的学校。六年后毕业的时候变得连父母都认不出她了,就像张冠纯毕业的时候。张冠纯是中国福建人,她的父亲是个鱼贩,母亲是个裁缝,她先是考上了哈佛,后来又顺理成章地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市政府工作,罗伦在电视上见过她。
罗伦在凉风中走了很久,结果就是:她感觉有点儿冷。很多夜晚,罗伦都想把自己的脑袋拧下来,用水好好冲一冲。今天,那通电话的抱怨、名厨的违约和随之而来的罪恶感,这些负能量感觉都粘在了身上。如果这份工作这么无聊,这么毫无意义,她怎么会受到这么深的影响?母亲在自己这个年龄,带着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和一个新生儿,在家都做些什么?她也会这样叹气吗?也会像这样耷拉着肩膀吗?罗伦很像妈妈,她们很多习惯和举止都完全一样;罗伦发现,她们接电话时候的语气、双腿交叉的姿势、疲劳时揉后脑勺的动作几乎一模一样,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很多习惯大同小异。要观察自己很难。她冲了个澡,热水顺着她的身体缓缓流下来。她努力想象着母亲此时在做什么。10月份的星期三,傍晚7:30,空气寒冷而干燥。
她在家做晚饭吗?还是在可汗夫妇的办公室处理文件?她被堵在路上了吗?还是在社区剧院为下一场演出试音?她参加志愿活动去给孤寡老人送饭吃吗?还是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她把车子送去维修保养吗?还是在去看牙医的路上?她做完事情顺道去了图书馆吗?还是跟罗伦的爸爸去看早场电影?罗伦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