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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4日长沙英才园
劳拉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大学生，她获得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奖学金，于去年夏天到长沙访问我。因为安排仓促，找的翻译又因不合适被她辞退，她又不会说中文，我只好结结巴巴用半吊子英语同她对话。她对这次访问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接下来还算顺利。回美国后她就将访谈发表在美国的《MCLC》杂志上，我是不久前才看到的。于是我将我的记录也找出来，对她那篇加以补充，有的地方加以修正，整理出这篇访谈录。劳拉年纪很轻，头脑灵活，而且酷爱文学。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来我又带她去参观了马王堆汉墓，让她饱览了中国灿烂的古文化。她对我们的古代丝织品和漆器的神奇色彩惊叹不已。
问：你觉得你的作品的英语译文如何？
答：虽然我自己的英文并不好，也能看出英译本是忠实于我作品原来的意思的。译者之一詹森的文学感觉相当好；另一个译者张健也很不错，竭力忠于原著。我的作品不好翻，尤其时态暧昧，他们费了很大功夫。
问：美国还有谁研究过你的作品？
答：有个叫所罗门的学者，他最早把我的作品带到台湾（当时我在国内还未出书），出版时，他自己还为我的书写了一篇很精彩的序言，那篇序言今天看起来都不过时。他也翻译过残雪小说。还有美国后现代文学主将罗伯特·库佛，青年作家布莱德·马罗，他们俩到处鼓吹残雪小说。最近我又在美国诗人里面找到了两个新的知音。我反对个别译者将我的作品政治化。我的法文版小说集之一就有这个问题，后来我同译者闹翻了，再不要她翻了。我认为将这样的小说政治化就是庸俗化。
问：你提到卡夫卡是对你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之一，你什么时候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喜欢哪部作品？
答：八十年代初他的作品就被介绍进来，那个时候的译文大概比现在的质量还高一些。我特别欣赏《城堡》，当时读了又读。我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变形记》不够成熟，所以被现在的人误解。我已经写了一本评论卡夫卡的书，书名叫《灵魂的城堡》。除了《变形记》，他的所有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中国读者接受这位作家会有个很长的过程，这二十多年来对他的解释基本上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的，立足点不对。我也写了评博尔赫斯的书。
问：对，我也常听到说博尔赫斯对你影响很大，你们本质上有相同的地方。还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呢？
答：但丁的《神曲》。这部作品我也很早读了，现在又再读。中国学者大都从政治和社会入手来解释这部作品。他们实在不了解西方人是怎么回事，更不了解这位复杂的诗人。我现在正在写《神曲》的评论，我认为这位诗人的文学同他的宗教结合到一块了，可以说，他把他的宗教文学化了。伟大的西方作家都是这样的。
问：你在文学界很少被人评论，你认为大多数中国批评家不懂得你的作品吗？
答：是这样。我的作品太超前了，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但是长期以来我感觉到文学界某些权威对我的敌意，他们动机不纯，不是从文学出发。我要努力解释我的创作的宗旨。让作品尽量传播，这很重要。
问：中国批评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传统模式的吗？
答：基本上是这样。当然现在也有些变化，比如出现了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年轻人，也有较好的女性批评者。
问：华人批评家吕彤邻说，你在当代中国面临的是作为妇女写作的问题，你如何看她的观点？
答：也许作为一名女作家要真正同男作家平起平坐是很难的，这件事很微妙。因为主流文化是传统文化，男人的文化，你要作为独立的女作家就要与之抗衡，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需要极为独特的个性，也需要“反骨”。
问：你现在是专业作家吗？
答：是的，我是一九八八年成为专业作家的。我一直梦想把我的全部时间用在文学上，后来终于达到了目的。在那之前，我必须从事其它劳动，生活得很辛苦。现在我每天都可以写了，我从早到晚工作，节日也不休息。职业作家也好，非职业作家也好，主要的压力是来自内心的。
问：你对诺贝尔获奖者高行健的作品如何看？
答：我读过他一些短小的作品，觉得比较幼稚，他也就是一般水平吧。
问：你们都是写“灵魂的文学”，为什么他的作品受到谴责呢？
答：首先，我的作品同他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同他的根基不同。他基本上还是那种士大夫情调，并无真正的个人的创新。而我是彻底个人化的。
其次，我不认为他那些作品有什么要谴责的，大概很多官员根本没读过。一些事莫名其妙。说到我的小说，它们属于少数读者，大概二三十年后，我会有更多读者，现在还不太多。
问：这很不幸，你确实在当代中国妇女文学里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答：现在有这样多的人读残雪，是我当初没料到的。我非常满意了。当然我不会停止努力，我还要争取更多读者——国内的和国外的。中国的事情是，不进则退，传统非常可怕，随时有可能吞没一个优秀的作家。我不想讨人喜欢，我要走自己的路。很多作家非常有才能，但缺乏真正的“反骨”，后来就陷入传统的泥沼中出不来了。
问：你对美女作家像卫慧、棉棉如何看？
答：我读得不多。但读过的一些里头有比较出色的。假如她们能突破传统，将自己的个性坚持到底就成功了。
问：你对王安忆的作品如何看？
答：她以前有一些中短篇相当不错，她的长篇“三恋”不好，观念写作，没有真实感情注入到里头。九十年代以后，她的文学观念日趋保守，感觉逐渐匮乏。你读那些作品就会感到，她描写的是小市民，但她自己的境界也是小市民境界，津津有味于其间，格调不高。她近期写了一些怀旧的小说，给人一种很假的感觉，旧文人的所谓浪漫主义，对一切新的东西都看不惯。其实乡村和底层哪里是她写的那个样子？农民的苦，农民的悲她完全没有感觉，还恨不得让农民回到毛泽东时代去，可见骨子里头的冷漠。但就是这种文风，在中国文坛大受欢迎，将其吹得天花乱坠。她对一切外来的东西都仇视，年纪越大就越这样，大概不光是观念僵化的问题，还有既得利益在作怪。在这个方面，铁凝和王蒙比她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