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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那年夏天是谁正式提出玩那个游戏的，但我记得操控傀儡追逐时的兴奋和激动。我们轮流操控不同的傀儡——我们的熟人、朋友——但这个错误我们没有再犯。第二年夏天，我们玩得更认真了。我们在约瑟夫施塔特街上的旅馆房间里坐在一起，操控着同一个傀儡——一个头脑迟钝、脖子粗大的农民。他从未被捉住，但威利后来抛弃了他。我们三人处在同一个意识当中，分享着同样鲜明感受——不知怎的，这种感觉甚至比我们三人上床更亲密、更兴奋。
我还记得我们在巴德伊舍度过的那个夏天。我们从维也纳出来后，在一个名叫阿特南-普赫海姆的小镇换乘了一次火车。尼娜开玩笑说，将这个镇子的名字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反复念出来，就是火车自己发出的声音。我们捧腹大笑，笑完了又接着笑。我记得过道对面年长的贵妇人向我们投来指责的目光。
就是在巴德伊舍，一天正午过后，我发现早诺咖啡馆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像往常一样去参加发声课，但老师病了，我只好回咖啡馆。威利和尼娜总是在那儿等我，但他们常坐的那张桌子是空的。
我回到河畔散步大道上尼娜和我住的旅馆。我记得，我当时还有点儿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们会突然离开，为什么不等我一起走。我打开门，客厅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听见了尼娜房中传来的声音。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痛苦的呻吟，于是我连忙跑过去，天真地想为某个遇到麻烦的女仆提供帮助。
当然，声音是尼娜和威利发出的。他们没有遇到麻烦。我记得，在透过褐红色窗帘的昏暗光线中，我看见了尼娜洁白的大腿，还有威利向前猛冲的侧腹部。我在那里站了整整一分钟，注视着他们，然后转过身，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那漫长的一分钟里，威利的脸都没有对着我，而是埋在尼娜的肩膀和羽绒枕头里，但尼娜立刻转过头，用湛蓝的眼睛看着我。我肯定她看到我了，但她没有停下。从她那张开的精致的粉红色嘴巴中，有节奏的野兽般的呻吟也没有中断。
三月中旬，我决定离开医院和费城，返回查尔斯顿的家。
我让霍华德·沃登负责搬家的具体事务。可是，就算将他的储蓄全拿出来，霍华德也只凑出两千五百美元。这家伙一辈子都会没出息。但南希卖掉了她母亲的房子，取出了她所有的储蓄，结果很不错——一共凑出了四万八千美元。这本来是为孩子们读大学准备的，但现在他们已经不用操心这件事了。
我让哈特曼医生去了趟城堡。霍华德和南希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医生带着两根针管去了女孩们的房间。随后，医生处理了后事。我记得在费尔蒙特公园里，向铁路桥方向走大约一英里，有一小块可爱的空地。早上，霍华德和南希给五岁的贾斯汀喂了饭——在我的调教之下——但他们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除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记忆，就像是做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梦，梦见自己忘了穿衣服，正赤身裸体地坐在学校或者其他公共场合一样。
这些事做完之后，霍华德和南希很顺利地适应了只有一个孩子。我很高兴我没有操控霍华德去完成那些必须完成的事。一般来说，没有残留创伤或愤恨的人更容易调教。
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的婚礼是一件小事，婚礼由费城的一位太平绅士主持，观礼的只有休厄尔护士、霍华德、南希和贾斯汀。我觉得他们是一对俊男靓女，尽管有人说欧德史密斯护士长有一张严肃而缺乏幽默感的脸。
搬家结束之后，哈特曼医生也捐出了他的钱。他用了一段时间才卖掉了股票和房产，还有那辆他钟爱的保时捷轿车。除去信托财产——他必须用这笔钱给他的两个前妻支付赡养费——他仍然为我们贡献了十八万五千六百美元。考虑到哈特曼医生实际上即将提前退休，这笔钱应该足够支持我们这些人近期的基本开销。
可是，这笔钱还不足以购买我的老房子或者霍奇斯的房子。我不愿意让人再住到我家院子的另一头。但愚蠢的沃登夫妇竟然没有给他们的孩子买保险。霍华德只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额一万美金的寿险。同查尔斯顿房子的价钱相比，这笔钱简直渺小得可笑。
最后，是哈特曼医生的母亲的房子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这个老太太八十二岁，身体健康，住在棕榈泉别墅。圣灰星期三【48】，哈特曼医生还在做手术，接到消息说他母亲突发栓塞。他当天下午就飞去了西岸。葬礼在三月七日星期六举行。因为还有一些法律事务需处理，他直到十一日星期三才飞回来。霍华德也同机返回。那座房子卖出了四十万美元出头。一个星期后的圣帕特里克节【49】，我们搬往南方。
在离开北方之前，还需要敲定一些最终的细节。我新的家人——霍华德、南希和年幼的贾斯汀，还有我们未来的邻居——哈特曼医生，欧德史密斯护士，以及休厄尔小姐，我对他们感到很满意，但我总觉得安全方面还有所欠缺。医生身材瘦小，只有五英尺五英寸。霍华德人高马大，但行动起来就跟思考的速度一样缓慢，而且他身上的脂肪太多。我们这个集体中需要一两个能给我安全感的人才。
在我们离开之前的那个周末，霍华德把卡利带到了医院。他是一个巨汉，身高至少六英尺五英寸，体重至少二百八十磅，身体露出来的部分全是一块块紧绷的肌肉。卡利脑子有点儿笨，几乎不能连贯地说话，但像丛林野猫一样敏捷灵活。霍华德解释说，卡利本是负责公园场地维护的副工头，但七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而被开除。去年他又回来上班了，但只能干最低级、最艰苦的维护工作——清除树桩，拆掉老建筑，给大小道路铺沥青，清除积雪。卡利毫无怨言，而且已经过了假释期。
卡利的脑袋在颌颈连接处最宽，然后向上收窄，到头顶处最尖。他剪着平头，发茬儿极短极粗糙，仿佛理发师是个瞎了眼的虐待狂。
霍华德告诉卡利，一次千载难逢的工作机会出现了，但霍华德用的语言更简单。把卡利带到医院来是我的主意。
“她今后就是你的老板。”霍华德说指着病床上我的躯壳说，“你将为她服务，保护她，在必要的时候为她献出生命。”
卡利发出来一种如同猫在清嗓子的声音。“这老太婆还活着？”他说，“她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
然后我进入了他的意识。在那颗仿佛被挤扁了的小脑瓜里，只留存着原始的动机：饥饿、干渴、恐惧、骄傲、仇恨，以及取悦他人的愿望——这源自一种模模糊糊的希望得到归属感和被人关爱的欲望。我利用了这种欲望，将其放大增强。卡利在我的房间中连续待了十八个小时。当他离开房间去帮霍华德打包行李并做其他旅行准备时，原来的卡利只剩下高大的肉体、力量、灵敏，以及取悦我的欲望。
我从来都不知道卡利是他的姓还是名。
我年轻的时候，每次外出旅行都会犯一个毛病——我抵抗不住收集纪念品的诱惑。同威利和尼娜在维也纳的时候，我经常想立刻就去买纪念品，这也成了我的侣伴取笑我的原因。现在，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旅行过，但我收集纪念品的毛病并没有完全消失。
3月16日晚上，我让霍华德和卡利开车去德国城。对我来说，那些街道如同隐约记得的梦中景物一般。尽管霍华德被调教过，但我相信如果不是卡利在他身边，他到了那个黑鬼聚集的地方一定会浑身发抖。
我知道我要什么。我只记得他的姓和别人对他的描述。霍华德接触的四个年轻人要么拒绝回答，要么就用五花八门的绰号加以回答。但问到第五个人的时候——一个大冷天里仍然穿着破烂运动衫的十岁孩子——他说：“我知道，伙计。你是说马文·盖尔吧。他刚从牢里放出来，伙计，因为发动骚乱什么的。你找马文干什么？”
霍华德和卡利并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反而从孩子口中套出了马文家的位置。马文·盖尔住在一座朽败的、石棉瓦屋顶的联排房屋的二楼，紧挨着两座高高的公寓楼。一个男孩打开了门，卡利和霍华德走进屋子，只见客厅里坐垫下陷的沙发上盖着一层粉红床单，一台古老的电视中一个绿皮肤的知识问答节目主使人正兴奋地讲个不停，灰泥已开始剥落的墙上贴着宗教宣传品和一张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一个趴在沙发上的十几岁的女孩傻傻地看着两名来访者。
一个肥胖的黑人妇女从厨房中走出来，一边在花格子围裙上擦着手，一边问：“你们俩要干啥？”
“我们想找你的儿子谈谈，夫人。”霍华德说。
“谈什么？”女人质问道，“你们不是警察。马文什么也没干。你们走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夫人。”霍华德谄媚地说，“我们只是想给马文提供一份工作。”
“工作？”女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卡利，然后又看着霍华德，“什么工作？”
“没事的，妈妈。”马文·盖尔站在内走廊的门口，只穿着一条旧短裤和一件超大的T恤。他脸部松弛，眼神涣散，就像刚睡醒一样。
“马文，你用不着同这些人说话——”
“没事的，妈妈。”他盯着母亲，脸上死气沉沉。见母亲垂下头，他转头看着霍华德问，“你们找我干什么？”
“我们能到外面谈谈吗？”霍华德问。
马文耸耸肩，跟我们走出房间。外面黑黢黢的，寒风凛冽。在母亲的抗议下，马文关上了门。他抬头盯着卡利，然后走到霍华德面前。他的眼中闪烁着一丝兴奋的光芒，仿佛他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并且乐见其成。
“我们将给你一个新的人生。”霍华德小声说，“一个全新的人生……”
马文·盖尔刚想张口讲话，我就从十英里之外挤入了他的意识，这个黑人男孩的下颌张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严格地说，在我向格朗布索普告别前的最后几分钟，我曾操控过这个男孩，所以这次“进食”或许会容易那么一点点儿。不过这其实无关紧要。我患病之后，念控力已经大涨。透过霍华德·沃登的感官过滤，同时操控卡利、我的医生，以及不同地方的好几个被调教的傀儡，我的意志之钳依然如此有力，以至于那个黑人男孩倒吸了一口凉气，踉跄着后退了，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等待我发出第一条命令。他的眼神不再像瘾君子那样颓废，而是像大脑严重受损的人一样，空洞地瞪视着虚空。
马文·盖尔的生活、思想、记忆和可怜的抱负永远消失了。这种彻底的调教，我从没有一举成功过。我几乎忘了我那具躺在医院病床上完全瘫痪的躯体。在休厄尔护士的按摩下，这躯体会不时地抽搐一下。
马文·盖尔——如今只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皮囊——静静地在寒风和黑暗中等待着。
我最后通过卡利说话。我不需要直接向卡利下令，只需要让他去听霍华德的意识。“去穿好衣服。”他说，“把这个给你母亲。告诉她，这是预付的薪水。”卡利将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交给这个年轻的黑人。
马文返回房间，三分钟之后走了出来。他只穿着牛仔裤、毛衣、运动鞋和黑色皮夹克，没有携带任何行李。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们可以在搬家之后为他准备几套服装。
在长大成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记得家中始终都有黑人奴仆。回到查尔斯顿之后恢复这一惯例也不是坏事。
我不能不带什么纪念品就离开费城。
三天之后，由若干辆卡车、两辆豪华轿车、一辆租来的厢式货车（里面装着我的床和医疗器械）组成的车队上路了。霍华德开着家里的沃尔沃先行出发——贾斯汀称它为“蓝色窝窝”——去为我回家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比如打开宅子的窗户透气。
我们在入夜之后很久才到。卡利把我抬上了楼。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举着静脉注射的输液瓶跟在一旁。
我的卧室亮着灯，被子掀开到合适的位置，床单干净而清爽。床、梳妆台、衣柜都是黑檀木做的，散发着擦亮剂的柠檬香味。我的梳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梳妆台上。
我们都哭了。卡利温柔地、近乎虔诚地把我放在长长的床上，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矮棕榈叶和含羞草花的气味从窗户缝里飘进来。
医疗器械被搬上来安装好。闪着绿色荧光的示波器在我熟悉的卧室中显得格格不入。有那么一小会儿，所有人都在这个房间里——哈特曼医生和他的新婚妻子欧德史密斯护士给我做身体检查；霍华德和南希规规矩地站着，贾斯汀站在他们中间，仿佛在照全家福；年轻的护士休厄尔在窗边对我露出微笑；穿着白色勤杂工制服的卡利站在门边，看起来仍然十分高大；马文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擦洗干净的手上戴着白手套，他深黑的脸几乎融入了黑漆漆的走廊背景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