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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索尔说，“我知道得非常有限。此刻我只明确地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年轻女人的目光中带着渴望。

“我饿了。”索尔说，“早饭过后我就没进食过，除了在治安官办公室喝了点儿劣质咖啡。如果你愿意同我共进晚餐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谈。”

“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娜塔莉·普雷斯顿说。

“什么条件？”

“首先，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有助于解开我父亲凶案之谜的事都告诉我。”

“还有呢？”

“第二，你必须把这顶湿漉漉的网球帽摘下来，我们才能吃饭。”

“我同意。”索尔·拉斯基说。

他们用餐的地点叫亨利餐厅，就在几个街区外，靠近老市场。从外面看，这家餐厅一点儿都不吸引人。正面墙壁上刷着白涂料，墙上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装饰，除了挂在窄门上的一个亮灯的招牌。餐厅内部陈旧而昏暗，让索尔想起了小时候偶尔同家人去的罗兹【61】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几个穿白夹克的高个子黑人低调地在桌子间穿梭。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红酒、啤酒和海鲜的味道。

“太好了，”索尔说，“如果这儿的食物吃着有闻着那么鲜美就好了。”他没有失望。娜塔莉点了一份虾仁沙拉，索尔点了份烤肉串，串着剑鱼肉、蔬菜和小土豆。他们喝着冰白葡萄酒，天马行空地聊着各种话题。娜塔莉得知，索尔一个人住，但他的女管家特玛很烦，唠唠叨叨，还总爱给他看病。他告诉娜塔莉，特玛成天说他患有精神病，还为他寻找治疗方法，只要有特玛在身边，他就用不着请别的精神病医生来给自己治疗。

“你没有家人吗？”娜塔莉问。

“只在美国有一个外甥。”索尔说，对前来收盘子的服务员点了点头，“我在以色列有个表弟，还有许多远亲。”

索尔得知，娜塔莉的母亲几年前过世了，她正在上研究生。“你说你要去北方的大学？”他问。

“呃，算不上真正的北方。我要去的是圣路易斯【62】的华盛顿大学。”

“你为什么选那么远的学校？这里就有查尔斯顿大学啊。我有个朋友曾在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过一阵子书。就在哥伦比亚，对吧？”

“是的。”

“沃弗德学院也在南卡罗来纳州吧？”

“当然。”娜塔莉说，“格林维尔还有鲍伯琼斯大学。但我父亲希望我尽量远离这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很不错……非常适合艺术专业的学生去读。至少可以争取到奖学金。”

“你是艺术家？”

“摄影师。”娜塔莉说，“也拍点儿电影，画点儿素描和油画。我辅修英文。我的本科是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读的。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我的一个朋友——出色的水彩画家戴安娜·戈尔德——去年劝我，教书会很有趣，我表示同意。天，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

索尔笑了。服务员拿来了账单，索尔坚持自己埋单。他给了服务员一笔慷慨的小费。

“你是不是打算什么都不告诉我？”娜塔莉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

“相反，”索尔说，“我将对你讲的比我对其他任何人的都多。但问题是……为什么？”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为什么我们相信彼此？你看见一个陌生人闯入一座房子，两小时后，我们用过美餐，坐这儿聊天。我则遇到了一个用枪近距离指着我的年轻女人，几个小时后，我打算将自己隐瞒了许多年的秘密与这个女人分享。为什么会这样，普雷斯顿女士？”

“是普雷斯顿小姐。或者娜塔莉。我只能解释我的行为。”

“请解释。”

“因为你有一张诚实的脸，拉基斯医生。也许诚实这个词不对。应该说，你有一张充满关爱的脸。你体会过悲伤……”娜塔莉欲言又止。

“我们都体会过悲伤。”索尔轻柔地说。

黑人女孩点头道：“但没人从悲伤中学习。我觉得悲伤教会了你许多。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的。我只能表达到这种程度。”

“眼睛？”索尔问，“我们的判断和未来都建立在眼睛上？”

娜塔莉抬头看着他：“为什么不行？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不是质疑，而是在严肃地提问。

索尔缓缓摇了摇头：“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一开始只能如此。”

他们驶出了查尔斯顿老城区，向西南方向进发。索尔开着租来的丰田，跟着女孩的绿色雪佛兰新星。他们沿着17号高速公路穿过了阿什利河，几分钟后，停在一个叫圣安德鲁斯的地方。那里是平民街区，一排白木屋，看上去很整洁。索尔将车驶上车道，停在娜塔莉·普雷斯顿的车的后面。

房子里干净而舒适，洋溢着家的气息。一张摇椅和一套沉重的沙发占据了小客厅的大部分空间。壁炉里已经放好柴火，随时可以生火。壁炉架上摆放着一盆瑞典常青藤和数不清的装着家人相片的相框。墙上的照片更多，但是艺术作品，不是普通快照。娜塔莉打开灯，将外套挂在衣帽架上，索尔则在逐次观看照片。

“安塞尔·亚当斯。”索尔盯着一张黑白照片说。照片中挂着一轮惨白的月亮，月亮下是一个孤寂的村庄和一片墓地。“我听说过这个人。”另一张照片上，一团浓雾正朝山上的一座城市袭来。

“那是迈纳·怀特的作品。”娜塔莉说，“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早期就认识他。”此外还有伊莫根·坎宁安、塞巴斯蒂安·米利托、乔治·泰斯、安德鲁·柯尔特兹和罗伯特·弗兰克等人的作品。弗兰德的作品令索尔驻足。一个身穿黑西装、手持拐杖的男人站在一座古老的房子或旅馆的门廊里。通往二楼的楼梯挡住了男人的脸。索尔想向左走两步，看清男人的脸。照片让他莫名地伤感。“抱歉我没听说过这些摄影师。”索尔说，“他们很有名吗？”

“有些很有名。”娜塔莉说，“现在这些照片的价值是我父亲买价的几百倍，但他永远不会卖这些照片。”

索尔拿起一张黑人家庭野餐的照片。妻子笑容温暖大方，梳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发式。“这是你母亲？”

“是的。”娜塔莉说，“她在1968年6月死于一场离奇的事故。刚好是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两天。当时我九岁。”

照片中的小女孩站在野餐桌上，笑嘻嘻地眯眼看着爸爸。旁边还有娜塔莉父亲的一幅肖像。画中的男人比照片中更老，表情严肃，但十分英俊。清瘦的身形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酷似去掉双下巴的马丁·路德·金。“这幅肖像画得真好。”他说。

“谢谢。我是去年夏天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