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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一</h4>
烟花三月，春光明媚，鸟语花香。
江州市博物馆的展厅内外，花香四溢，人流如涌。
这是该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喜庆日子。这天一早，以副馆长曹沛为首，包括文物鉴定专家何佩云、保卫科长方平在内的一个三人小组就飞往香港，去接收爱国商人梁启文先生捐赠的一件明代珍贵文物——黄石兽角杯。
数月前，巴黎的文普森拍卖行公开拍卖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件中国玉器珍品，是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冈精心雕制的一只黄石兽角杯，为乾隆所珍爱，后流落海外。这次拍卖，还是它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当时，梁启文先生恰好在巴黎处理一宗事务，便也随同二位朋友一起去参加了这个拍卖会。
参拍的文物一件一件地拍卖完了。服务小姐捧出了最后一件拍品——黄石兽角杯。当竞拍员打开那只精致的小手提箱，将它展示在大家面前时，会场里顿时发出一片赞叹声。刹那间，人们的视线都被那只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吸引住了。
那兽角杯系用质地上乘的黄石雕制。此石质地坚硬，且色彩斑斓、晶莹透明，是玉中的精品。更为珍贵的，还是陆子冈在制作此杯时，巧妙地利用了玉石固有的色彩与花纹，在杯的底部雕刻了一簇衬着绿叶的黄花，杯体则是一只倒插在黄花丛中的银灰色的兽角。那绿叶黄花色彩鲜艳、青翠欲滴，而那兽角却又质朴无华、凝炼厚重，在花与叶的衬托之下，愈显得古朴与高雅。整件作品堪称鬼斧神工，精美绝伦，为世上一绝。
竞拍开始了，报价似火箭一般飞速上升，最后，一位美国商人举牌报出了100万美元的天价。
“100万美元第一次。”竞拍员喊道。
“100万美元第二次。”
场内鸦雀无声，再也没有人出来加价。
梁启文的心一阵紧缩。眼看这一件流落海外近百年的稀世珍宝，又将飘洋过海地从欧洲流落美洲，他不禁心疼起来。
“100万美元第三次……”
就在竞拍员举起木槌准备落下敲定时，梁启文忽然举牌喊道：“110万美元！”
全场一片哗然，那位美国商人也没有再加价。他就这样以110万美元的天价买下了这只黄石兽角杯。
梁启文将兽角杯带回香港以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亲友们纷纷登门拜访，要求一睹此杯；就连窃贼也几次光顾他的住宅，意欲盗取此宝。这给梁启文带来许多烦恼。梁启文本非文物收藏家，只是出于一片爱国之心才买下此杯，便给故乡的江州市博物馆写了一封信，决定将此宝捐赠给该馆。
宝杯的赠接工作非常顺利。曹沛等三人一到香港，就被梁启文先生派车接到他的住所。待客人稍稍休憩了一会儿，消除了旅途的疲劳以后，梁先生去室内取出一只小手提箱，打开箱盖说：“这就是陆子冈的黄石兽角杯，请你们验收！”
“太美了！真是巧夺天工，稀世珍宝！”曹沛边看边赞叹道。
何佩云则小心翼翼地拿起兽角杯，仔细地鉴赏了一番，点头说道：“不错，是陆子冈的真品。你们看这杯子的造型，是典型的明代风格，杯底还有‘子冈雕制’几个篆体小字。我国古代的玉器一般都没有工匠的署名，只有陆子冈一人例外。陆子冈是一代名师，又是文人出身，宫廷官吏，因此，他每雕制成一件作品，无论巨细，都要刻上自己的名字。”
“不错，不错！时隔五百多年，其间又几经战乱，陆子冈的传世作品已经不多，这一件珍品就弥足珍贵。”梁启文说道。
曹沛三人接收了兽角杯之后，不敢耽搁，立即驱车前往机场，搭乘当日的班机返回江州。
下午4点多钟，曹沛三人由江州机场乘车返回博物馆。博物馆钟馆长率众将他们迎进室内，说：“辛苦了！兽角杯取回来了吗？”
“幸不辱使命，取回来了。”曹沛扬扬手中的小手提箱，兴奋地说。
“快打开来看看！”
曹沛小心地将小手提箱平放在桌上，拿出一把钥匙，打开箱盖。但他随即就发出一声惊呼，惊骇得大张着嘴，半晌合不拢来。原来临行前他亲手放进箱里的那一只价值连城的黄石兽角杯竟不翼而飞，不知何时变成了一只普通的玻璃杯。
<h4>二</h4>
在江州市公安局刑侦科的一间办公室里，刑侦科长何钊与他的助手赵忆兰正在起草一个案件侦破的总结报告。
“嘟嘟嘟嘟……”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喂！我是何钊。”何钊拿起话筒说，“什么……博物馆……好！我们立即就去。”
他放下电话筒，对赵忆兰说：“走！去博物馆，他们的一件珍贵文物被盗。”
登上警车以后，赵忆兰问：“去年，发生那件金彩龙凤瓶失窃案以后，博物馆不是全面更新了他们的防盗系统吗？怎么又有文物被盗？”
“这次被盗的不是馆内的展品，而是一位香港商人捐赠的珍贵文物——黄石兽角杯。”何钊一边驾车一边回答说。
“黄石兽角杯？”
“对！那是一件流落海外近百年的稀世珍宝。博物馆派了三个人去接收。他们一路之上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竟被人在不知不觉中用一只玻璃杯给调了包。”
何钊驾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不到一刻钟就赶到了相距10多公里的博物馆。他径直把车开进馆内，在办公楼前停下，在一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快步走入该馆的会议室。
会议室内早已聚集了有关人员，有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博物馆的专家，当然还有这次去香港接收宝杯的3位当事人。那只装兽角杯的小手提箱，就打开平放在会议室中央的那张长会议桌上。
那是一只长42厘米、宽30厘米、高18厘米的西洋皮箱。箱内是一层厚厚的天鹅绒软垫，在软垫中央原本是用来存放兽角杯的那一处凹陷里，放着的竟是一只普通的玻璃杯。
何钊戴上手套，拿起手提箱和杯子仔细看了一下，对赵忆兰说：“待会儿把它们带回局里，交技术科去检验一下。”
“好的。”赵忆兰说。
“好吧！”何钊接着面对大家说，“现在请谁把事情的经过详细介绍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曹沛副馆长说，“因为黄石兽角杯价值连城，我们在香港梁启文先生的家中取到它后，没敢多停留，就径直去机场，搭乘飞机返回江州。一路之上，这只小手提箱都没有离身。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返回馆后打开箱子一看，那件稀世之宝竟变成了一只普通的玻璃杯。”
“一路之上，这手提箱都没有离身吗？”
“是的。无论是在车上还是在飞机上，我都一直小心翼翼地把它抱在怀里，只有在香港机场候机时，放下过一段时间。”曹沛回答说。
“为什么？在香港机场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是的，我们乘坐的班机因故推迟一小时起飞。为了安全，我们便去候机厅一侧旅客较少的咖啡屋里，喝了一杯咖啡。因为抱着它两手不便，所以就将它放在了桌子上。”
“原来是这样。”何钊点头说，“会不会有人在这时，将一只同样的小手提箱调换了你的小手提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