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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出兵进逼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广宁，即今日辽宁省北镇市所在地。
人们习惯上认为：萨尔浒之战导致了大明帝国与满清之间战略态势的完全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战后，努尔哈赤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得到了一切可能中他想要的最好结果，完全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八旗铁骑如狂飙般横扫辽左，天下为之震撼。
大明帝国从此处于艰辛的堵截防守之中。
而帝国最高决策层的混乱，则在这场战争之后变得更加混乱。
与前线战事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权力争斗中的利益格局。是否对国家有利，变得不再重要，是非对错于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排除在决策者们的考虑之外。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是否是自己人，日益成为他们进行重大国是判断和决策时最为优先考量的指标。
这种情形，势必使战争最前线的艰辛变得更加苦不堪言，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分子的数年心血，常常会在一念之间或者一夜之间毁于一旦，付诸东流，成为泡影。
翻检中国历史，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常见的、典型的乱世征兆。
如果说，萨尔浒大战对于辽东局势具有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广宁失守，对于双方民心士气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熊廷弼便是这种情势的第一个牺牲者。
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结束。二十三日，朝廷起复在湖北江夏老家罢职闲居的前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左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这个职位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助理兼中纪委委员，再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名义，巡视辽东。熊廷弼接到任命，立即以日夜二百里的速度，星夜兼程赶赴北京。谁知，赶到北京后却没人理他，他被晾在驿馆，就是政府招待所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原因是，此时的皇帝又缩回深宫，不大理会外面无奈的世界了。
六月十日，经过三个月休整的努尔哈赤，开始实施“速取开铁，进逼辽沈”方略，率四万八旗精兵，昼伏夜行，奇袭明、蒙、满物资集散地与战略要冲开原。他们五个夜晚驰驱三百里，于十六日凌晨突袭攻城，中午时分，开原城陷。总兵、副将、参将、守备等全部阵亡，八千守军中五千战死，其余三千人成为战俘，被努尔哈赤下令全部杀死。三日内，开原所属城堡尽数失陷。
败报于六月二十一日传至北京，二十二日，万历皇帝下诏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经略一职，又称督师，始设于万历年间，其地位、权力高于总督与巡抚，是执行国家级战略任务的超级方面大员，全部由文人担任。
七月七日，熊廷弼带着皇帝赐给的尚方宝剑，“独赴艰危”，奔向辽东。
七月二十三日，来到山海关后，他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努尔哈赤已率重兵移师铁岭。
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夜袭而来的五万八旗兵马在努尔哈赤指挥下，猛攻铁岭，明军一员参将开城投降，其余将士大部战死。
熊廷弼出关后，面临异常险恶的局势。他以霹雳手段斩杀临阵脱逃与克扣军饷的将领，弹劾不称职的边关大吏，招抚流移，力图重振民心士气。在几个月中，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此时，努尔哈赤趁着熊廷弼整治混乱、无暇顾及的机会，突然发兵攻打叶赫部。
叶赫部就是曾经出过美女东哥，后来出了个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那个部族。长期以来，在与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的女真部落中，叶赫部可能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并得到了明军的全力支持。明军在协助叶赫部防卫时，甚至将视为秘密武器的火炮都部署在叶赫城上。此役中，努尔哈赤所部伤亡惨重。这是一次殊死战，双方加上协防的明军全部进行了拼死搏斗。最后，叶赫部落覆灭。
此次战役中，在一位游击将军带领下协助防卫的一千名明军将士，除战死者外，其余被俘者全部被努尔哈赤下令杀死，无一生还。
叶赫部的覆灭，促使熊廷弼加紧了辽沈防务。史书记载说，熊廷弼曾经两次派人到沈阳、抚顺一带了解敌情，这二位一个吓得没到沈阳就跑了回来，另一位则大哭着根本不敢去。于是，一个冬日的深夜，熊廷弼于雪夜奔赴抚顺关，去做近敌侦察。左右将佐怕出意外，坚决劝阻。熊廷弼笑曰，这种冰天雪地，他们不会想到辽东经略敢轻身前往，遂轻骑而去。在抚顺关口，他看到努尔哈赤以木石堵绝山口，便笑着对身边的亲兵说：看来努尔哈赤也有畏惧之处，这是怕我出兵奇袭呀。
熊廷弼没有想到，恰在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派人携带友好结盟的“誓书”，前往蒙古部落缔结同盟条约去了。此举意义重大，一举将联明反后金的蒙古喀尔喀五部转为联后金反明，在一段时间内解除了来自西北方向侧后翼蒙古部落的威胁。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从拿下叶赫，到西抚蒙古，努尔哈赤已经形成了对于大明帝国辽东控制区域的战略包围态势。他收敛兵势，开始静静地等待时机。
此时，熊廷弼在辽沈一线苦心经营，构筑起了相当坚强的防御体系。他希望站稳脚跟，再图进取。然而，北京城中发生的剧变，使他一年多的呕心沥血全部化为泡影。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大明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度过了他那漫长的四十八年皇帝生涯，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皇帝在最后一年里，有两件事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一，他死死把住皇宫中堆积如山的金银不放，在前两年间已经加征过赋税的基础上，于本年三月，下令每亩地再次加征赋税。
其二，此时，皇帝早已恢复了对全国文书报告不理不睬不批复的状态。帝国文武百官再次犹如被爷娘抛弃的孩子，陷入孤苦伶仃之中。数十位文武大臣忍无可忍，在吏部尚书的带领下，来到文华殿，跪在地上，坚决请求皇帝接见群臣，以便商讨国是。皇帝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命人告诉他们：天子身体不舒服，速速退下。其中一位大臣痛苦万状地致书皇上：等到努尔哈赤率领他的骑兵来敲门时，皇帝难道也准备以身体不舒服答之吗？皇上很宽厚，没有计较这厮的出言不逊。
随后，四月一日，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大臣——方从哲请求皇帝召见，亦被拒绝。初九日，孤独的方从哲大学士万般无奈，来到皇宫思善门前放声大哭，皇帝这才允许他晋见。据说，在谈到辽东局势时，皇帝闭上双眼，只说了一句话：“辽东患在文武不和。”（《国榷》卷八十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丙辰）
我们的皇帝所言，真的称得上是切中时弊的至理名言。可惜，说完就没有下文了。并且，这句话一语成谶，魔鬼般预示了熊廷弼的命运。
努尔哈赤按兵不动，等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变化，很快就让他等到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龙驭宾天。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这位朱常洛很不幸。当太子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位不幸的太子；好不容易煎熬着当上皇帝后，内外交困、病体支离，是位不幸的皇帝。明朝后期的所谓“四大疑案”——妖书、梃击、红丸、移宫四案，全部与这位皇帝有关。他后来之所以在历史上名气很大，除了这四大疑案惹人关注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坐了整整一个月，三十八岁时便患病死去，遂成为著名的“一月天子”。
到九月一日，四十天之内，大明帝国连续死了两个皇帝，帝国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终于，九月初六日，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帝位，成为大明朝历史上唯一不识字的文盲皇帝。据说，在他登基时，陕西巡抚欣喜地报告说：浑浊的黄河水已经连续五日变清。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于是，全国军民共同庆贺，欢呼自己得到了一位“太平有道天子”。
熊廷弼的日子，并没有因为黄河连续五日变清而好过起来，相反，却日益艰难。两年前的一段话，成了他今日的真实写照：“将多而难调，兵弱而难用，饷久而难继，贼狡而难制，地险而难攻，助寡而难恃。”（《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七）这些，尽管都是实情，熊廷弼却还能对付，令他切齿痛恨并痛苦的是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攻击。
平心而论，熊廷弼和所有人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此公脾气火暴，性情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立马便破口大骂。显然，这种人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恐怕不会太好。史书也谈到“朝士多厌恶之”。但熊廷弼有大才干，史称“有盖世才”，特别是对辽东局势具有准确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且身体力行不畏劳苦，具有极强的执行力，为国事不惜赴汤蹈火。这种性情的人，若是生在李世民的时代，大约能够成为凌烟阁上的千古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穷途末路的大明晚期，于是，就成了敌对者眼中最好的靶子。
当时，大明帝国朝堂之上，党争激烈。叫得上名目的就有山东人为首的“齐党”，浙江人为首的“浙党”，湖北人为首的“楚党”，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这些党派，今日联手，明天反目，党同伐异，纵横捭阖。不久后，更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加入战团，令大明晚期的帝国政治舞台十分好看。
当时，朝中大权基本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史称“众正盈朝”，意思是朝堂之上满是正人君子。他们特别讨厌熊廷弼，因为熊廷弼不是他们一党，且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或者攻击过他们。担任监察官员时，熊廷弼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名叫姚宗文，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姚宗文希望熊廷弼能够举荐自己补官，遭到熊廷弼拒绝。此时，这位姚宗文便发起了针对熊廷弼的首轮进攻。随后，熊廷弼受到了连珠炮般的攻击。炮火凶狠而且密集，最严重者，列举了熊廷弼的无谋八罪、欺君三罪，认为不罢熊廷弼的官，“辽东大事必不可保”。熊廷弼眼花缭乱，只好三次上书，请求因病辞职。他心情郁闷而沉痛，说道：“辽东转危为安，臣也就该由生到死了。”最后，主要由东林官员组成的专议此案的联席会议，建议天启皇帝朱由校同意熊廷弼去职。
九月二十一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登极后的第十五天，正式下令罢免熊廷弼辽东经略一职，熊廷弼交回尚方宝剑，“听候处分”。
努尔哈赤一年多按兵不动，等的就是这一天。
果然，新任大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一到任，就将熊廷弼一年多的心血“多所更易”——大部分废止，然后雄心勃勃地准备兵分三路，收复失地。努尔哈赤没等他把部队组织好，便率大军悄悄开到了沈阳城下。经两日激战，沈阳陷落，号称辽东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
六天之后，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兵直抵辽东首府——辽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阳。新任经略仓促应战。三日血战后——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二日，辽阳陷落，经略袁应泰“佩剑印，引刀自裁”。这是一位有骨气，也很能干，却不懂军事的官员。临自杀时，他对一同守城的一位监察官员说：“您没有守城的责任，赶快走吧。我愿与此城共存亡！”这位名叫张铨的监察官大呼：“我张铨也是血性男儿，绝不贪生怕死！”
张铨身着大明官服，坚决不肯化装逃走。城破被俘后，在努尔哈赤面前，他坚不下跪，并告诉努尔哈赤：“我是大明天子的执法官员，我的膝盖决不会向你弯曲。”并将自己的头颅伸向两旁的刀剑。努尔哈赤大为感动，下令派车马礼送这位真正的英雄离去，张铨一概予以拒绝。于是，努尔哈赤命两名亲兵将他强行架到马上，送回到他过去的办公场所。路上，许多辽东父老流着泪为他求情，他大声呼喊道：“你们是我堂堂大明的良民百姓，不要为了苟全我的性命求人！”最后，张铨死于他昔日的办公室内。
他死后，努尔哈赤为表达对忠臣烈士的敬意，很有风度地下令予以礼葬，并在辽阳城北门外为他建纪念祠堂。
只有看到了这些仁人志士，我们才会明白：当一个政权腐烂透顶时，将会是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忠贞的儿女！
不过，中华帝国臣民们的很多作为，也确是时常出人意表。譬如，就在上述血战之后，辽阳城内的居民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便集体剃发，张灯结彩，用黄纸书写着“万岁”字样的标语牌，焚香奏乐，敲锣打鼓地欢迎努尔哈赤进城。届时，鼓乐齐鸣，辽阳人民站在街道两旁，仿佛曾受过良好训练般，一起叩拜如仪，将努尔哈赤迎接进了几天前的大明帝国辽东经略衙门——如今的后金国汗王临时行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一二十年后，清军铁骑踏进帝国首都北京时和一路杀进南京时，这种情形均曾再现；不止一种史料记载说，这些来自寒冷北方的骑士，刚刚在扬州杀人杀到了手臂发软的程度，就要面对南朝女子花枝招展的温柔款待，致使他们大惑不解地回忆起征服朝鲜时的景象。据说，那些朝鲜女子宁死也不肯让他们挨近自己。
此后数日间，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宽甸、凤凰、鞍山、岫岩、镇江即今日之丹东等辽东七十余城，全部为努尔哈赤夺取。七日后，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在庆功宴会上，努尔哈赤宣布迁都，定辽阳为后金国首都。
辽沈陷落，京师大震，自辽东战事以来，帝国首都北京第一次实行戒严。十六岁的天启小皇帝痛定思痛，下诏痛斥并惩处当初口无遮拦、罗织编造罪名弹劾熊廷弼的官员，告诫文武百官，要求他们“洗涤肺肠，一心君父，共佐时艰”。（《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癸酉）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一再有机会看到：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想要保持洁净的肺肠已属不易，若想将已经肮脏的肺腑洗涤干净则更其艰难。
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遂于六月初一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每言奇中”，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
努尔哈赤则大不同于以往。
抚顺战役之后，他虽然得到了范文程，但似乎并没有特别予以重用，不过从此做事却也开始有模有样。
萨尔浒大战之后的三年之内，除有一年多时间与熊廷弼相持不下之外，其余，攻开原，克铁岭，灭叶赫，抚蒙古，一举拿下辽沈，努尔哈赤先后席卷辽东一百余城。他将后金国首都从偏僻的赫图阿拉——新宾县迁到了辽阳。
过去，大明帝国文武除李成梁外，很少有人拿努尔哈赤当回事儿，大多将他看成草寇土贼山大王，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用当时人们喜欢的一个词形容，是个饿贼——饿了就来抢，抢完了就跑。如今，迁都辽阳之后，孟森先生评价说：努尔哈赤“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开始建设自己的中央政权。虽然格局仍嫌粗疏简陋，却也显得进退有据，生机勃勃。努尔哈赤甚至一度做出了在后金国“恩养汉民”的承诺，虽然执行得不怎么样，甚至很糟，但毕竟显示出他已经不是那种草莽英豪之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