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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努尔哈赤算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在他向大明帝国挑战时，他和他的敌人都不知道，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实际上是差了整整一个时代。努尔哈赤和他的战友们使用的全部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刀矛弓箭等等，而大明帝国已经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近代意义上的枪和炮。努尔哈赤的幸运之处在于，掌握这些枪炮的是大明帝国军队。否则，如果碰上一支懂得如何正确使用这些火器的政府和军队的话，譬如，就像西班牙人对付美洲土著那样，努尔哈赤们可能早就死上一百回都不止了。
从现有资料判断，西洋枪炮传入我国的时间，最早大概是在大明正德初期，用公元纪年则大约为公元1510年前后。时人称之为佛郎机炮，原因是这种火器由葡萄牙人传入，当时中国人称呼葡萄牙人为“佛郎机”。不久，荷兰人又带来了红夷大炮，当时广东福建一代沿海民间称呼荷兰人为“红毛番”，写成文言谓之“红夷”，他们使用的大炮就很自然地被叫成“红夷大炮”。后来，中国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进口了一批西洋人制造的这种大炮，被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披红挂绿宣示于人，就被北方民间亲热地误称为“红衣大炮”。这些大大小小的枪炮和倭寇带来的鸟铳枪，大体上都属于西洋火器之属。
到努尔哈赤发起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的1618年，西洋枪炮引进中国已经一百多年。翻检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袁崇焕之前，偌大的一个中国，似乎只有三四个人曾经很认真地对待过这种将要改变整个世界的武器。这些人是戚继光、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著名的军事著作，其中相对详尽地研究了那些当时最为重要的枪炮火器。这些枪炮火器在后来的世代里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和烦恼。而透过戚继光的这些研究，我们则大体上可以窥见这位常胜将军面对这些先进武器时也曾经有过的无穷烦恼。
譬如，由于帝国君主臣民特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一言难尽的管理制度，这些先进武器的制造过程，时常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之中。其制成品在材料使用、枪身长短、口径大小、枪管薄厚、内壁光滑与否等等技术指标上，没有统一标准，基本是各行其是：
——选用材料时，没有统一的质量要求，来自各省的材料是好是坏，由验收的官员决定。如果这位官员觉得好，从地方上解运东西来的人便可以顺利交差；如果这位官员认为不好，来人的麻烦就大了，其损失可能是多方面的，从时间、金钱，到政绩、仕途。于是，彼此心照不宣，东西好坏是次要的，只要能够搞定这位官员，将东西顺利入库，便大家都是好东西，从而万事大吉；
——制作过程则大体由每一位工匠掌握，自己看着差不多就行了；决定性的因素，大概要根据工匠工作时的情形决定，如心情好或者坏，工作时正巧想认真做点儿事情或者刚好没有心情做事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到上述的技术质量等等指标；
——制成品的验收入库则由专门的太监机构负责，其运作原理和前面谈到的材料选用大体一致。只是这里需要搞定的人，由政府官员变成了宦官太监。
制作的随意使这种杀人利器在实战应用时的效果大成疑问。其最显著的后果是，使用这种武器的士兵不知道这东西什么时候会在自己的手中爆炸。
有记载说，为了对付努尔哈赤，天启皇帝在位时，曾经郑重其事地督促有关部门，仿造西洋样式制造了一批枪炮。制作成功后，专门举行献宝典礼向皇帝报喜，并在皇帝面前表演其威力。结果，为保证一次试射成功而千挑万选出来的枪，在天启皇帝兴致勃勃地注视下，轰然爆炸在那位射击的战士手中。那士兵伸在前面托枪身的手立即被炸飞到了天上，一时间，血肉模糊。
徐光启是大明帝国晚期名臣，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位大科学家之一，大名鼎鼎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是由他推荐给崇祯皇帝，并从而进入中国历史的。天启皇帝在位时，徐光启官居礼部侍郎，崇祯皇帝继位后他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其职权大体相当于今天兼管宗教、教育、外交、外贸工作的内阁副首相。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徐光启发挥过重大影响，同时，他极力主张引进西洋枪炮并大力吸收发展之。为此，他和他的学生孙元化多方奔走，以便推动最新技术的引进。他曾经黯然神伤地谈到过：由于时常受到工匠们的欺瞒，有关部门督造的枪炮经常炸膛，事故发生时，每每伤害极惨，使之变成让人闻而色变的危险物件。
同一时期，还有更加让人悲伤的记载：在帝国官场的倾轧角斗中，有人将制作试验这些火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利器，为了加害政敌，故意制造或留下隐患，在试枪试炮时引发枪膛或者炮膛爆炸，从而，有效地将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转化为虽然不知道敌人之所在，却无比阴狠地、真正看不到硝烟和充满血腥气息的战争。
在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一干人的坚持努力下，帝国终于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式引进了第一批西洋人制造的枪炮，结果，在外籍军事人员试射时，发生炮膛爆炸，当场将帝国聘请的外国军事教官和数名助手炸死。帝国决策层中对于是否引进这些武器装备和技术，发生激烈争论。好在这种争论没有得出愚蠢的结论，于是又先后两批引进这种大炮。而第一批一起进口后、试射炸膛余下来的大炮，则由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然后全部被孙元化督运到了宁远，在袁崇焕的手中，于著名的宁远保卫战中发挥正常且威力巨大。（《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九，天启六年三月；《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九，天启六年三月甲子）后来，一直有人认为，那门试射时炸了膛的大炮，根本就是因为讨厌天主教和徐光启的政敌做了手脚所致。
就这样，引进了一百多年的一种先进武器和技术，竟然在帝国制度下被运作成了这副模样。在这个悲惨的过程中，我们也就完全可以明白，在一种开始时无需理喻、后来无法理喻、最后变得无可理喻的制度下，把喜事办成丧事就是这样成了一种状态，而如何将丧事化成喜事也就自然成了帝国官员们所必备的技艺与才能。
上述情形在戚继光的时代已经是普遍现象，到袁崇焕时，几十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不止一种史料包括戚继光的著作中都有记载说，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些枪炮会不会炸膛和在什么时候炸膛，因此使用它们的士兵们便只好尽可能地离那玩意儿远一点。譬如，本来应该双手将其托举在胸前，瞄准后施放，但为了减少危险，只好用一只手抓住离枪膛尽可能远的部位，然后，扭过身子，将枪朝后远远伸出去射击。至于是打到天上还是落到地下，已经无法顾及。
这些早期铳枪只能单发，临战阵时填充弹药是个麻烦。因此，典型的西洋战法是：枪手排成方阵，第一排采用卧姿射击，第二排为跪姿，第三排为立姿，射击后迅速与后排战士交换位置，退到后面填装弹药，如此轮番射击，形成密集的杀伤火力。与此时代相差无几的西班牙殖民者就是用这种战法杀进了南北美洲。可能是因为帝国文武自我感觉过好的缘故，似乎从来没有成建制、成系统地引进过这些，在零星引进这些武器时，也没有同时引进与之配套的军事理论。于是，这些武器与诸葛八卦阵杂糅起来，自然成了一团乱麻。结果，本来是对付骑兵最好的利器，如今却变得还不如烧火棍。因为一排枪放完后，大家乱糟糟地填充弹药时，旋风般的骑兵已经把马刀挥舞到枪手头顶上了。那时，这些铳枪就真的没有烧火棍顺手了。
戚继光的伟大在于，他经过苦心钻研，居然设计出了与西洋战法相差无几的战术，而且和可以作为屏障的战车结合起来之后，威力大增，简直就成了蒙古骑兵的天敌和克星。事实上，戚继光的研究、训练与实战心得，已然成为我国后冷兵器时代及近代最先进的军事与战术思想。除了俺答封贡之外，这可能是戚继光坐镇蓟门十六年，蒙古骑兵从不来犯并转去辽东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倘不是制度因素作祟，中国人实在不需要在西洋人面前为自己在器械制造和战争方面的智力感到惭愧。中国人事实上最需要检讨和惭愧的，恰恰是那个一到关键时刻就要出来作祟的——制度。平心而论，在此方面，中国人大约很难为自己的智慧感到骄傲。
因此，戚继光始终没有能够解决枪炮质量问题。事实上，这已经是帝国制度层面的问题了，远非一个戚继光或者张居正所能解决的。
而更加令人痛苦万状、从而只能扼腕叹息的是：
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所谓十三副遗甲起兵，同时，因为清算张居正的缘故，张居正的亲密战友与部下戚继光被调离蓟门，冷处理、边缘化到了广东；
大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在长白山脚下的偏僻小镇费阿拉称王，同时，戚继光在郁郁寡欢中默默无闻地死在岭南。
在后来近四十年岁月里，当努尔哈赤先是持弓仗剑、后是率领八旗铁骑横行天下时，戚继光在蓟门练兵中证明对付骑兵最为行之有效的这些战术思想，却被废弃和遗忘了。原因是，皇帝不喜欢张居正和戚继光，因人废言与因言废人是此时政治文化中的两大传统，除了皇家的尊严和权力，这个政治文化体系不认为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是值得珍视的。
就这样，戚继光死后没有几天，在偌大的大明帝国里，很快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将屏障、火炮和铳枪组织起来后，经过训练，是可以有效地将骑兵大兵团打趴下的。
大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萨尔浒之战开始，明军在每次战役中都携带并使用过枪炮——火器，但是，似乎并没有给努尔哈赤造成过什么困扰。而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中曾经缴获过大批火炮和铳枪，好像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或者，他说不定还很奇怪，不明白大明军队千里迢迢地带着这些笨重家伙是什么意思。于是，双方也就自然而然地谁都没有意识到彼此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明军将士显然没有认为，在武器装备上，自己比尚处于冷兵器时代的对手是领先了整整一个时代的。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袁崇焕的出现。
袁崇焕是否直接受益于大科学家徐光启，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肯定受到了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的极大影响。
当年，袁崇焕坚持帝国防守应该在宁远而不是在山海关时，就得到过孙元化的鼎力支持，后来，在孙承宗经营辽东期间，孙元化与袁崇焕都是孙承宗的部下，他们差不多是同级别干部。孙元化专门负责各个军事要塞包括宁远炮台的建设，宁远枪手和炮手的组织、训练与他都有密切关系。后来，这两个人的命运很相像：辽东巡抚袁崇焕惨死在崇祯皇帝的手中，两年后，登莱巡抚孙元化也是在没有特别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被崇祯皇帝杀死。随着孙元化的冤死，他的老师徐光启也在第二年黯然离世，师生二人矢志编练一支近代化新军的理想，亦随风而逝。否则，我国编练现代化新军的历史，可能会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之时，至少向前推二百七八十年。
但不管怎样，他们活在世上时，确实曾经在宁远保卫战中，充分发挥了西洋枪炮的威力，令努尔哈赤吃了一次不小的苦头。
袁崇焕对于胜利的总结则大体只有六个字：凭坚城，用大炮。这六个字表明，袁崇焕已经与戚继光之军事思想心有灵犀了，只要向前再走一步，他就尽得戚继光思想之精髓。到那时，两军在野战中相遇，八旗铁骑如秋风扫落叶般横扫大明朝军队的情形，将一去不复返。情势可能会变得如戚继光在世时对付蒙古骑兵一样：凭借屏障的保护，大明帝国军队将八旗骑兵变成了大炮和铳枪的移动靶子。
可惜，命运没有给袁崇焕留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这一年，在后金汗国悲喜参半的同时，它的死敌——大明帝国那儿，也发生了许多让人一惊一乍一喜一忧，从而令历史无法忘怀的故事。
宁远城头的大炮在令后金汗国一片愁云惨雾的同时，也给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年未有过的欢乐。对金开战八年以来，这是大明帝国第一次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皇帝诏书、文书报告中获得的胜利。本来，当努尔哈赤倾全国之兵进逼宁远城时，帝国朝野内外，除了袁崇焕和宁远城里的一伙人之外，几乎没有人相信宁远城能够守得住。兵部尚书为此召集紧急御前军事会议，讨论宁远战守局势，讨论结果是既无善策，亦无对策，只能听天由命。辽东经略高第和总兵拥重兵于山海关上遥遥观望，不敢出关门一步前去驰援。就在举国上下惶惶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时，宁远前线却突如其来地传来捷报，一时间举朝举国大喜过望，袁崇焕被立即擢升一级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即时成为举国瞩目的中流砥柱。高第和那位拥兵关上的总兵则被撤职查办。
到此时，情况似乎很好，而其实并不太好，甚至很不好。原因是，此时的魏忠贤已经完全掌控了帝国权力中枢。前一年，魏忠贤的助手们已经干掉了特别著名的几位东林名臣如杨琏、左光斗等，酿成史称“六君子案”的著名政治谋杀案。如今，就在袁崇焕激战于宁远城头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尽，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已经拉开序幕，并在苏州、常州激起大规模民变，有消息说，魏忠贤甚至一度准备在上述二地大开杀戒。
进入三月份以后，开始对宁远保卫战的有功人员实行封赏：袁崇焕官升一级，任命巡抚辽东、山海。据说，这场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魏忠贤运筹帷幄、调度有方所致，又因为他是太监，帝国制度中没有偌大的官职和爵位可以赏赐，所以他的一个侄子被封为肃宁伯。此后一路封赏，到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继位的八九月间，魏忠贤的这位侄子已经由伯爵晋为侯爵，又晋为宁国公爵，累计共进九级；魏忠贤本人则晋爵为上公。
当年八月，就在努尔哈赤死去的同时，大明帝国浙江巡抚请求中央政府，鉴于魏忠贤对浙江人民的深恩厚德无法报答，因此请求允许当地人民出钱出力，在杭州为魏忠贤修建生祠。意思是，在这个去了势的东西尚且在世时，为他修活人纪念堂，以资感念恩德并祈福。这个请求立即得到批准，皇帝还亲自为这座魏忠贤纪念祠堂赐名曰：普德祠。
该祠堂坐落于西子湖畔，位于关帝庙和岳飞祠中间。据说，这是一座壮丽无比的纪念堂。与这么个被阉过的破玩意儿比邻而居，而且让他位居中间之上位，不知那英雄一世的关公和岳武穆在天之灵会做何感想。
此后，为魏忠贤建生祠、立牌坊蔚然成风，春风般吹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如火如荼的景象，人们争先恐后地向魏忠贤表达着敬爱之情。就连刚烈的袁崇焕，都要在众人的劝说下，挤出本来就不宽裕的军费，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为那个还活着的去了势的太监各建一座纪念祠堂。
最后，帝国知识分子们出面了。他们很恳切地认为：魏忠贤的功德与孔老夫子差相仿佛，即便略低于孔老夫子，但肯定略高于孟老夫子。因此，应该在帝国首都北京的国子监西侧，为魏忠贤建祠堂，并比照大成至圣先师的祀典，于春秋两季予以祭祀。帝国天启皇帝朱由校立即批准了这个郑重的请求。并且在此前后，从皇帝开始，没有人再用魏忠贤这三个字称呼叫这个名字的人了。此时，人们叫他：“厂臣”、“元臣”、“上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九千九百岁”等等。
从上述情形中，人们大体可以知道帝国制度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政治怪胎、帝国官场与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的程度，也大体应该知道，当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们普遍呈现的是这样一种面貌时，在生机勃勃的后金国面前，这个国家是否还应该有更好的命运？
当年五月，大明帝国首都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件事在历史上不算大，在当时却绝对重大——就是王恭厂大爆炸。
这次爆炸发生在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就是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一点之间。已是仲夏时节的北京城，天气应该有些热了。突然，从京城东北方到西南角涌起大团灰黑气，并响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随后，整个北京城暗无天日，白昼如夜。王恭厂一带地方房屋倒塌一万多间，男女死亡三千余人，炸起的破衣烂衫一直飘到了西山上面。当天夜里，北京和附近州县还发生了地震。
这是一次至今无法解释清楚的爆炸。当时，被人们看成是灾祸降临之前的天象示警。一时间，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心浮动。
此后不久，八月份，陕西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这是一次很小的暴动，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拿它当回事儿。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此刻距离掀起淹没帝国的滔天巨浪，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距离李自成成为闯将，还有不到三年时间；距离张献忠自称“八大王”，还有不到四年时间。
不过，稍微敏感一点的人们，应该在皇帝过于热心地钻研木工手艺、太监拥有过于庞大的政治权力、士大夫们过于失去廉耻感上，感受到历次亡国之前都会充斥在空气中的不祥气息。这时，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悠游岁月，全无惶惶不安之感的话，大约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眼前境遇实在太过美好，或者就是天性真的很迟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