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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的信在我这里。”我说。
“我的？”她问。
电话相距极远，加上串线，说话须特别加大音量，以致双方的话语都失去了微妙的韵味，就好像站在四面来风的山冈上竖起大衣领说话。
“本来是给我的信，但总觉得像是给你的。”
“是觉得对吧？”
“是的。”我说。说罢，觉得自己似乎在干一件十分滑稽的傻事。
她沉默片刻。这工夫不再串线了。
“你同鼠之间有什么我并不清楚，但他托我见你，所以才打这个电话，而且我想这封信还是请你看看为好。”
“就为这个特意从东京赶来？”
“是这样的。”
她清下嗓子，道声对不起，“你们是朋友？”
“我想是的。”
“可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写信呢？”
的确言之有理。
“不明白。”我老实回答。
“我也不明白。好些事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或者说还没结束？”
那我也不明白。“不明白。”我说。我躺在酒店的床上，手握听筒望着天花板。心情就好像躺在海底清点鱼影，全然不知晓数多少条才能数完。
“他消失不见是五年前的事，那时我二十七岁。”语声非常温和，只是听起来仿佛是从井里传上来的。“时过五年，很多事情都完全变样了。”
“呃。”
“说实话，就算什么都没变，我也不能那样认为，不想那样认为。如果那么认为，哪里都去不成。所以，我是迫使自己认为什么都变样了的。”
“似乎可以理解。”我说。
我们稍稍沉默。先开口的是她：
“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五年前的春天。不久他就消失了。”
“跟你说什么了吧？也就是离开的缘由……”
“没有。”
“悄悄消失的？”
“是那样的。”
“当时怎么觉得的？”
“指对悄悄消失？”
“嗯。”
我从床上坐起，靠住墙，“这个嘛，本以为半年一过准保回来，毕竟他不是干什么都持之以恒那种类型。”
“但没回来。”
“是啊。”
她在电话另一端犹豫良久。耳畔一直有她静静的喘息。
“现在住哪儿？”她问。
“……酒店”
“明天五点去酒店的咖啡厅，在八楼吧？可以？”
“知道了。”我说，“我穿白运动衫绿棉布裤，头发很短……”
“猜得出来的，可以了。”她温和地打断我的话。电话随即挂断。
放回听筒，我思索所谓猜得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我不知道的事情委实太多。大概也并非年纪增长了人就一定变得聪明。一个俄国作家写道：性格会有所改变，而平庸却是万劫不变的。俄罗斯人说话不时有睿智的警句。
我钻进淋浴室，洗了被雨淋湿的头，洗罢腰缠浴巾看电视上的美国电影。电影是关于旧潜水艇的。舰长和副舰长势同水火，潜水艇老朽不堪，又有人得了幽闭恐惧症。情节一塌糊涂，但结局皆大欢喜。如果都如此皆大欢喜，战争也并不那么糟——电影竟给人这么一种感觉。不久或许会冒出一部电影告诉人们：核战争毁灭了人类，结局却皆大欢喜。
我关掉电视，钻进被窝，十秒钟就睡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