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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过惠特斯特布尔[1]的牡蛎吗？如果吃过，你一定不会忘记。肯特郡的海岸线造就了惠特斯特布尔的牡蛎——全英格兰最大最多汁的牡蛎，那口感真是妙不可言。没错，惠特斯特布尔的牡蛎非常出名。以味蕾发达著称的法国人经常穿越海峡来吃牡蛎，它们还被装在加冰的木桶里，运往汉堡和柏林的餐桌。我听说，连国王也和凯佩尔夫人[2]一起专程到惠特斯特布尔的私人酒店吃牡蛎大餐。还有已故女王[3]——（据传言）直到去世前，她每天都要吃一颗惠特斯特布尔的牡蛎。
你去过惠特斯特布尔，见过那里的牡蛎餐馆吗？我父亲开了一家牡蛎餐馆，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你记得主干道和港口之间那栋狭长的房子吗？它饱经风雨洗礼，墙体的蓝色油漆已经剥落。你记得房子门口挂着的那块旧招牌吗？上面写着“阿斯特利的牡蛎餐馆，肯特第一”。或许，你还曾推开那扇门，走进那昏暗、低矮却香气扑鼻的房间。你能记起那铺着方格桌布的餐桌吗？那桌上放着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着菜谱，桌上还有一盏酒精灯，一块正在融化的黄油。
为你服务的是不是一个脸颊绯红、举止活泼的鬈发女孩？那就是我姐姐，艾丽斯。或者是个高大的驼背男人，系着一条雪白的围裙，在脖子那里打了个结，一直垂到靴子上。那是我父亲。你见过那开开合合的厨房门后，站着一个皱着眉头的女人吗？她看着锅里冒泡的牡蛎汤升起团团蒸汽，或者烧烤架上的牡蛎滋滋作响。那是我母亲。
你是否还记得，在她身边有一个身材苗条、面色苍白、貌不惊人的女孩，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面，任一缕柔顺却黯淡的头发垂在眼前，嘴里不停地哼唱着街头的歌曲，或者音乐厅里的旋律。
那就是我。
就像民谣里的茉莉·梦露[4]那样，因为我父母是鱼贩，所以我也是。我父母开餐馆，住在餐馆上面的屋子里。因此我从小就是个卖牡蛎的女孩，是在各种各样的鱼腥味里泡大的。我人生中迈出的头几个步子，就是在一桶桶加了冰块的牡蛎之间。我还没学会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就学会了怎么用刀子剜牡蛎肉。当我还坐在老师的膝盖上背字母表的时候，就能说出牡蛎餐馆厨房里的东西——哪怕蒙着眼睛，我也能把鱼给分拣出来，还能说出它们的种类。惠特斯特布尔就是我的整个世界，阿斯特利的客厅是我的王国，而牡蛎分泌的汁液则是我的魔法。母亲告诉我，我是他们从牡蛎壳里捡到的，一个贪婪的顾客差点把我当午餐吃掉。尽管我很快就不再相信这个故事了，但在十八岁以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牡蛎的感情，也从来没有离开父亲的厨房去寻找事业或者爱情。
哪怕以惠特斯特布尔的标准来看，我的生活也挺不寻常的，不过我们的日子并不令人厌倦，也并不十分辛苦。我们每天七点钟开始干活，十二个小时以后收工，在这段时间内我干的都是同一件事。母亲做饭时，父亲和姐姐上菜，我就坐在牡蛎桶旁边的那张高脚凳上清洗牡蛎或者磨刀。有的顾客喜欢生吃牡蛎，这样的话最好办，我只需要从木桶里拣出一打牡蛎，洗掉里面的海水，加上一片欧芹或水芹一起摆在盘子上就行。还有人喜欢吃炖的，炒的，烤的，加上奶油烤的，或做成馅饼的，那我的工作就复杂了。我得把牡蛎一个个打开，清洗干净，和新鲜的开胃菜一起放进妈妈的锅里，牡蛎的汁液一点都不能洒出来，更不能弄脏。由于一个晚餐碟可以装一打牡蛎，由于牡蛎茶很便宜，所以我们的餐厅也很忙碌，很快就会坐满五十个人，你可以算出我每天要处理多少个牡蛎，或许也可以想象，我们每天晚上关门的时候，我那泡在盐水里的手指有多酸多红。即使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就放下了牡蛎刀，永远退出了父亲的厨房，但每次看到鱼贩的木桶，或者听到牡蛎商人的呼叫，我的手腕和指关节都会隐隐作痛。有时我甚至觉得，我的大拇指指甲盖和手掌的缝隙之间还能闻到牡蛎汁水和海水的味道。
我刚才说，小时候我的生活里除了牡蛎就没别的，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和其他在小镇上古老的大家庭里长大的女孩一样，我也有朋友和表兄妹。我有个姐姐艾丽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她知道我所有的秘密，也把自己的秘密都告诉我。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有个男朋友——这个男孩叫弗雷德，他与我舅舅乔和哥哥戴维在惠特斯特布尔的海湾开一艘渔船。
最后，我还有个爱好——去音乐厅——你或许可以将其称为一种狂热。确切地说，我是喜欢音乐厅里的歌曲。如果你去过惠特斯特布尔，就会知道这是一种多么不合时宜的狂热，因为我们镇上既没有音乐厅，也没有剧场，只有一盏孤独的油灯伫立在坎伯兰公爵酒店门口，游吟诗人偶尔会在那里吟唱，八月份还会有个演木偶剧的人在这里搭棚子。不过从惠特斯特布尔去坎特伯雷只要坐十五分钟的火车就到了，那里有个音乐厅，叫坎特伯雷游艺宫，里面的一场演出有三小时之久，票价六便士，据说是全肯特郡最好看的。
那个游艺宫很小，我猜，甚至算得上简陋，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我还是以一个牡蛎女孩的眼光来看它——我看到墙上挂的镜子，观众席上深红的坐垫，幕布上方镀了金的石膏丘比特像。像我们的牡蛎餐馆一样，它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气味，那是木材、油漆和啤酒的味道，是汽油、香烟和头油混合的味道。现在我知道了，无论哪儿的音乐厅都是这股味道。我小时候没缘由地爱着这种味道。后来我听剧院的经理和艺人们说，这是笑声和掌声的气味。再后来，我明白这味道的实质并不是快乐，而是悲伤。
不过，这些只是我故事的开头。
我比大多数女孩更熟悉坎特伯雷宫的颜色和气味。至少在我十八岁那年，在父亲家里的最后一个夏天，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艾丽斯有个在那里工作的男朋友，名叫托尼·里夫斯，他经常让我们免费去看表演，或者给我们弄些低价票。游艺宫的经理叫特里基·里夫斯，是个名人，因此他的侄子托尼对艾丽斯来说也颇具魅力。一开始我们的父母并不信任托尼，认为在剧场工作的他有些“轻浮”——他成天在耳朵后面夹着香烟，油腔滑调地说着合约、伦敦和香槟的事。但相处久了没有人会不喜欢托尼，因为他是那么的心胸宽广、随和善良。就像其他追求我姐姐的人那样，托尼仰慕她，因此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好。
每个周六的晚上，我都和艾丽斯去看坎特伯雷宫最流行的表演，我们把裙子塞在座位下面，跟着合唱团唱着欢快的歌曲。和其他观众一样，我们也有自己的喜好。遇到最喜欢的节目，我们边看边叫，求歌手演唱一遍又一遍，直到她嗓音嘶哑，而她——通常是我和艾丽斯最爱的女歌手——再也唱不出来了，只能微笑着鞠躬行礼。
演出结束时，我们向坐在售票亭后面那个小办公室里的托尼致谢，嘴里哼着舞台上的旋律。我们在开往惠特斯特布尔的火车上哼着方才演出中的歌曲和一些别的歌，快快乐乐地回家去。当我们上床睡觉时，我们对着一片漆黑唱着歌，在梦中还打着节拍。第二天醒来，我们还哼着歌。我们干活的时候也带着一点音乐厅的时髦劲儿——晚餐时分，艾丽斯一边上菜一边哼着小调，客人们听了不禁莞尔；而我，坐在高脚凳上和卤水碗前，对着清洗干净的牡蛎肉唱歌。母亲说我也该亲自登台表演。
不过她说着就笑了，于是我也笑起来。我所见过的那些舞台灯光下的女孩，那些唱着我喜爱的歌曲的女孩，都不是我这样的。她们更像我姐姐：樱桃小嘴，一头鬈发垂落香肩，她们胸脯高耸，手脚纤细优美，像酒瓶一样凹凸有致。而我又高又瘦，胸脯扁平，头发也没有光泽，眼睛是浅褐色的，泛着些许游移不定的蓝。我的皮肤十分平滑光泽，牙齿也很白，不过这些特征并不起眼，至少对我们家而言。我们成日浸润在卤水的蒸气之中，因而全都像乌贼一样洁白无瑕。
对，像艾丽斯那样的女孩，注定要穿着绫罗绸缎，站在被丘比特环绕的镀金舞台之上；而我这样的，就要坐在昏暗的楼座里，默默注视着她们。
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上面说的那些——平日里剜牡蛎、洗牡蛎、做牡蛎、端牡蛎，以及周六晚上去音乐厅，是我少女时代印象比较深刻的记忆。当然，这些只是冬日里的活动。从五月到八月，渔船放下了风帆，要不就是出海去捕捞别的东西了，于是整个英格兰的牡蛎店都不得不更换菜单或者歇业。虽然父亲店里的生意从八月到第二年春天都很好，但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他一整个夏天都关门去度假。不过，正如许多惠特斯特布尔靠海吃饭的家庭，在比较暖和的月份，我们手上的活儿也明显轻了下来，进入一种更缓慢、放松而愉快的节奏。餐馆没那么忙了。这几个月我们卖螃蟹、比目鱼和鲱鱼。我们敞开窗子，让厨房的门也大开着，再也不用像冬天里那样被牡蛎锅的蒸汽煮熟，也不会被牡蛎桶里的冰块冻得手指发麻，而是沐浴着清风，聆听风帆和滑轮的声响从惠特斯特布尔的海湾上传来。
我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很暖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热。父亲在海滩上扎了一个卖贝类和海螺的摊子，一连出摊好几天，把店面留给母亲照管。我和艾丽斯便可以每天晚上随心所欲地去坎特伯雷宫了。但是就像七月里没人想在我们那闷热的小店吃炸鱼、喝龙虾汤一样，我们一想到要戴着礼帽和手套坐在特里基·里夫斯那不透风的音乐厅里，就觉得热得喘不过气，因此意兴阑珊。
你或许不知道，鱼贩这个职业与音乐厅的经理有些共同之处。父亲换了一批新货来满足食客被高温麻痹的味蕾，特里基也是如此。他遣散了半数演员，并从查塔姆、马盖特和多佛的音乐厅请来了一批新艺人。最明智的是，他和一个真正的明星签了一周的合同——来自伦敦的格利·萨瑟兰，这家伙是这个行当里最好的喜剧歌星，哪怕是在肯特郡最热的夏天也能保证满场满座。
艾丽斯和我去音乐厅看了格利·萨瑟兰的首演。那时我们和售票亭里的女士约好，我们到了就朝她点头笑一笑，然后慢慢走过她的窗口，在音乐厅里任选我们喜欢的座位。通常我们会在顶层楼座里选。我从来都不明白池座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在我看来，坐在舞台下面挺不自然的，透过脚灯模糊的烟雾，视平线所及刚好是演员的脚。前排楼座看得更清楚，但我觉得顶层楼座最好，尽管离舞台最远。我和艾丽斯最喜欢的座位在顶层楼座第一排的正中间。坐在这里，你会感觉到自己不仅仅是在看演出，而且身处剧院这个空间里：你能看到整个舞台的形状和座位的分布，你会惊讶于邻座的表情，然后意识到你的表情也是一样的——都被脚灯照得奇光异彩，他们咧着嘴笑，嘴唇看上去湿漉漉的，就像滑稽剧里的魔鬼。
当然，格利·萨瑟兰演出开幕的那个夜晚，坎特伯雷宫热得跟地狱一样，我和艾丽斯斜靠在楼座的围栏上看下面的观众。一阵混合着烟味和汗味的空气飘上来，呛得我们头晕。按照托尼的叔叔的计算，剧场几乎坐满了，却出奇地安静。人们若非轻声细语，就是一言不发。当你从顶层楼座朝前排楼座和池座看去时，只能看见台下的帽檐和台上的演出。直到乐团奏响了序章，剧场的灯光暗了下来，人们还在鼓掌。不过掌声轻了下来，人们坐得更直了。疲惫的安静变成了沉默的期待。
这个游艺宫是个老式的音乐厅，正如许多1880年代的音乐厅一样，这里也有个主持人。当然，就是特里基自己。他坐在前排座位和乐池之间的一张桌子上介绍演出，在观众太过吵闹的时候维持秩序，或者让我们祝女王陛下健康。他戴着一顶礼帽，拿着一个木槌——我从来没见过不拿木槌的主持人——还有一杯黑啤。他的桌子上点着一根蜡烛：只要台上有艺人，这根蜡烛就亮着，中场休息时和演出结束后才熄灭。
特里基相貌平平，但嗓音动听，就像竖笛一样流畅而有穿透力，令人享受。萨瑟兰的首演之夜，他请我们去看演出，并保证这将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夜晚。肺准备好了吗？他问。我们必须准备好深吸一口气！手和脚呢？我们必须准备好鼓掌又跺脚！身子呢？会被一分为二！眼泪呢？得流好几桶。眼睛呢—
“准备好大开眼界吧！乐队，准备。灯光，准备。”他用木槌敲了敲桌子，噼啪一声，蜡烛就亮了，“我们为您带来神奇的、动听的、非常非常欢快的，”他又敲了一下桌子，“兰德尔！”
幕布颤动了一下，然后升了起来。舞台以大海为背景，地板上撒了真的沙。台上有四个欢快的演员，穿着节日的装束在散步。两位女士打着阳伞，一个黝黑，一个白皙；还有两位绅士，其中一个背着一把尤克里里琴。他们在唱《海边的女孩都很可爱》，唱得很不错。然后弹尤克里里琴的乐手来了一段独奏，女士们提起裙子在沙子上跳起了舞。这首歌作为开场表演还是很不错的。我们鼓起掌来，特里基诚挚地表示感谢。
接下来是一位喜剧演员，然后是个读心术师——一位身着晚装，戴着手套的女人站在台上，被蒙上了眼。她的丈夫在观众席中走动，拿着一块石板请他们用粉笔写下数字和姓名让她猜。
“想象这个数字像红色的火焰一样在空气中流动，”这个男人的话令人印象深刻，“然后通过眉毛钻进了我妻子的大脑。”我们皱起眉头朝舞台看去，这位女士摇晃了一下，然后把手放在太阳穴上。
“这股力量，”她说，“今晚非常强烈。啊，我能感觉到它在燃烧！”
然后是杂技团——三个穿着闪亮服装的男人表演钻火圈、叠罗汉，在演出的高潮，他们形成了一个人环，随着乐团的演奏在舞台上滚动。我们鼓着掌，但是这天看杂技太热了，台下一直有人在窃窃私语，跑堂的小男孩们被叫去买酒，在一排排热闹的座椅之间跑来跑去，在人们的脑袋和帽子之间穿梭，把人们递给他的酒瓶、玻璃杯和马克杯灌满，然后送还到座位上。我看着艾丽斯，她把帽子摘下来当扇子扇着，脸颊通红。我也把帽子放在背后，靠在围栏上，双手托腮，闭上眼睛。我听见特里基站了起来，敲着木槌喊着安静。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现在请你们看个有意思的。优雅又高级的风格。如果你们的酒杯里有香槟——”人群中发出了嘲讽的欢呼——“举杯吧。如果你杯子里是啤酒——为什么？啤酒不也有气泡吗？也举起来！最重要的是，准备好尖叫吧，我给你们从多佛的凤凰剧院请来了一位肯特的万人迷，来自费弗沙姆的男装丽人……姬蒂——”他敲了一下木槌，“巴特勒小姐！”
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掌声和几声口哨。乐队奏起欢快的旋律，我听到幕布掀起的声音，然后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接着越睁越大，抬起了头。我完全忘记了炎热和疲惫。舞台上没有任何背景，只有一束玫瑰色的光，舞台中心有一个女孩，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女孩——我一看就知道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孩。
当然，我们这个游艺宫以前也有过女扮男装的演员，但在1888年的乡下音乐厅里，这种表演跟今天的并不一样。当内莉·鲍尔[5]六个月前给我们唱《最后一个花花公子》的时候，她穿着紧身裤，就像戴着礼帽、拿着手杖的芭蕾舞演员那样假装男孩子气。姬蒂·巴特勒没有穿紧身裤或者带亮片的衣服。她就像特里基说的那样，全然是伦敦西区的风格。她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男士西服，袖口和前襟镶着闪亮的丝绸。翻领上别着一朵玫瑰，前袋里插着一副淡紫色的手套。她背心下面穿的是雪白笔挺的衬衫，立领有两英寸高。她的领口系着一个白色蝴蝶结，头上戴着一顶礼帽。当她脱帽向观众致敬，愉快地说“哈喽”时，可以看到她剪得帅气利落的短发。
我想，她的头发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以前见过的头发剪得像她这么短的女人，不是在医院里待过就是坐过牢，不然就是疯子。她们不可能像姬蒂·巴特勒这样。她的发型和头形相得益彰，就像一顶由心灵手巧的制帽师专门为她缝制的小帽子。她头发的颜色可以说是棕色的，但是棕色这个词太平淡了。这样的棕色值得你为它歌唱——应该说是栗色，或是赤褐色。或许，接近巧克力的颜色——巧克力没有光泽，而她的头发像塔夫绸一样闪亮，遮住了太阳穴，刚刚盖过耳朵。当她转过头，戴上帽子的时候，我看到她的领口和头发之间露出一块光洁的脖颈——在那个闷热的音乐厅里，我竟然打了个寒战。
我觉得她看起来像个漂亮的小伙子，她有一张完美的鹅蛋脸，眼睛很大，睫毛很浓，玫瑰色的嘴唇红润而饱满。她的身材也像男孩一样修长，但更圆润，虽然并不算丰满，但无疑可以看到胸部、腹部和臀部的曲线，这是真正的男孩没有的。但是她走路像男孩一样大摇大摆，站立时两脚分得很开，满不在乎地把手伸进裤兜里，骄傲地扬着头，站在舞台前方；当她唱起歌来，声音也像个男孩，悦耳，但特别真挚。
她的魅力让这个闷热的音乐厅都为之着迷，我和我周围的人都站起来了，用闪亮的眼睛凝视着她。她的演唱曲目选得很好，比如《喝吧，小伙子们！》《情人与妻子们》。这些被G.H.麦克德莫特[6]唱红了的歌我们也都会唱——原本是男人唱的歌，从一个系领结、穿裤子的女孩口中唱出来，真是格外叫人激动。在演唱间隙，她神气活现地用亲切的口吻和观众们说话，并向主持人桌上的特里基·里夫斯交代什么事情。她说话的声音就像她的歌声一样活泼而有力，听起来美妙而温暖。她的口音有时听起来像音乐厅里的伦敦腔，有时是优雅的剧院腔，有时则是纯正的肯特口音。
按照惯例，她的演出持续了十五分钟左右，但是观众热烈鼓掌，又把她叫回舞台两次。她的最后一首歌很温柔，唱的是玫瑰和失散的恋人。她一边唱一边把帽子摘下放在身后，然后从翻领上拿下那朵玫瑰放在脸颊旁边，似乎在低声啜泣。观众席中发出了一阵同情的叹息，人们咬着嘴唇，听着她男孩子气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
然而，她立刻透过指缝向上看，我们发现她根本没有哭，而是在笑，然后她调皮地眨着眼睛，非常灵巧地重新回到舞台前面，朝前排最漂亮的女孩看去。找到这个女孩以后，她扬起手臂，这朵玫瑰便飞过闪烁的脚灯和乐池，降落在女孩的膝上。
我们都为她疯狂。我们叫着，跺着脚，她扬起帽子向我们致意，然后离开了舞台。我们叫她的名字，但是她没再返场。帷幕落下，乐团开始演奏，特里基拿木槌在桌上敲了一下，熄灭蜡烛，幕间休息开始。
我朝下面的观众席看去，想找到那个接到花朵的女孩。那时，我简直想不到还有比从姬蒂·巴特勒手中收到一朵玫瑰更美妙的事情了。
那天晚上，我和其他人一样，是去游艺宫看格利·萨瑟兰的，但是当他最终出现时——他用一块巨大的圆点手帕擦着眉毛，抱怨着坎特伯雷的炎热，用他的诙谐歌曲和鬼脸让观众们大笑不止——我发现自己完全没心情看他。我只希望巴特勒小姐能够再度大踏步回归舞台，用她那优雅而傲慢的目光凝视我们，给我们唱一首关于香槟的歌。这个想法让我坐立不安。最后，和其他人一样被格利的鬼脸逗得哈哈大笑的艾丽斯贴着我的耳朵说：“你是怎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