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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了点头。神秘的斯特朗先生让我们两人都沉默了几秒。
“呃……您今天来要办什么业务呢，斯特朗夫人？是存钱吧？”
“是取钱。”我说，“不过我要先看看我的保险箱。”
我的钱夹里长期放着六七张银行卡，我小心翼翼地取出这家银行的卡递过去。打开保险箱需要同时使用两把钥匙，我们举行了这一庄重的仪式，然后我就被留在了一个小私密空间中，打开通往新生活的那扇门。
护照已经有四年历史了，但仍然有效。它是美国建国两百年纪念版护照——就是背景上有红蓝标志的那种——亚特兰大邮局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种护照将来会很值钱。由不同面额的纸币构成的一万两千美元现金也仍然有效。这笔钱相当重，我将钱包好，塞进鼓囊囊的手提袋里，祈祷这廉价的秸秆编织袋不会中途断裂。以斯特朗夫人名义购买的股票和债券并不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但我还是将它们塞进了袋子，放在现金上面。我没有拿走福特千里马的钥匙。我可不想费时费力地把那辆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如果它在机场停车场被人发现，就会引起怀疑。保险箱里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一把小小的伯莱塔手枪，本来是给索恩先生在必要的时候使用的，但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枪。
这是我当时的打算。
我郑重其事地将保险箱还了回去，然后排队等待出纳员。
“你想把一万美元都取出来？”栅栏背后的女孩嚼着口香糖问道。
“是的，单子上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要关闭在我们这儿的账户？”
“不错。”我很想知道需要多少年训练才能打造出如此办事高效的员工。女孩朝经理助理站着的地方瞟了一眼，后者正十指交叉放在肚子上，俨然一个职业送葬者。他微微点头，女孩加快了吐口香糖泡泡速度。“好的，夫人。你想换成什么取出来？”
我很想说，都给我换成秘鲁硬币吧。“请换成旅行支票吧。”我微笑着说，“一千美元换成五十美元面额的支票。一千美元换成一百美元面额的支票。其余的换成五百美元面额的支票。”
“要收取一定手续费。”女孩微微皱眉道，仿佛我会因此而改变主意。
“没关系，亲爱的。”我说。天才刚亮不久，我感觉自己如朝阳般充满活力。法国南部应该很凉爽，但阳光充足宜人。“别着急，亲爱的。”
亚特兰大的喜来登酒店与银行相距两个街区。我在那里订了个房间。用信用卡的话，酒店要求留下复印件。所以我用五百美元面额的旅行支票付了款，把零钱放进了钱夹。这里比汽车旅馆的房间稍微好点儿，但风格同样单调乏味。我用房间里的电话联系了市中心的一家旅行社。在电脑上查询了一会儿之后，电话另一头的年轻女孩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乘坐当天下午六点起飞的环球航空公司航班，要么乘坐当天晚上十点起飞的泛美航空公司航班。前者会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停留四十分钟再飞往巴黎，后者将直飞巴黎。无论选哪一班飞机，我都得乘同一班傍晚起飞的飞机从巴黎前往马赛。女孩推荐我选择泛美航空，因为机票稍微便宜点儿，但我决定坐环球航空的头等舱。
酒店附近有三家还算像样的商店。我给三家商店都打了电话，询问能否将商品送到顾客所在的酒店。只有一家表示愿意，于是我打车去了那家商店购物。
我买了八套阿尔伯特·尼彭牌外套，四条裙子——其中一条是皮尔·卡丹设计的绿色羊毛裙——全套古奇行李，两套伊万-皮科内正装——如果是在几天前，我会觉得其中一条更适合比我年轻得多的女性——充足的内衣裤，两个手提包，三套睡衣，一套舒适的蓝色睡袍，五双鞋子——其中一双是百丽的黑色高跟鞋——六套羊毛衫，两顶帽子——一顶宽檐草帽，同我七美元买的秸秆编织袋挺配——十几件衬衫，梳妆用具，化妆品，一瓶自称是也的确是“世界上最贵香水”的让·巴杜香水，一个电子闹钟，一个价值十九美元的计算器，尼龙长袜（不是护腿长袜，也不是古怪的连袜裤，而是真正的尼龙袜），六本平装畅销书，一本法国旅行指南，一个更大的钱夹，一堆巧克力和英国饼干，还有一个小金属箱。然后，商店工作人员安排人手把我买的东西送去酒店，我则来到隔壁的伊丽莎白·雅顿沙龙做了一次彻彻底底的美容护理。
不久后，我容光焕发，神清气爽，穿着舒适的裙子和白衬衣回到了喜来登。我点了份午餐——咖啡、冷烤牛肉三明治伴第戎芥末、土豆色拉、香草冰激凌——在服务生将午餐送进房间时给了他小费。电视里播放着午间新闻，但并没有提到星期六在查尔斯顿发生的凶杀案。我进入浴室，花很长时间洗了个热水澡。
我计划旅行时穿深蓝色正装。然后，我穿着内衣开始收拾行李。我将换洗衣物、一件睡衣、梳妆用具、零食、两本平装书和大部分现金都装进了随身行李箱里。我不得不叫服务员送剪刀上来，剪掉了所有的价目牌。下午两点，我收拾完毕。但那个小箱子只填满了一半，我只好用橱柜里的一条毛巾填满剩余的空间，以免物品移动。我躺下来小睡一会儿。四点十五分会有一辆豪华轿车送我去机场。我发现电子闹钟的灰色显示屏上跳动的黑色数字很有趣。我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运作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里，产生了太多我不懂的东西。但这无关紧要。我嘴角挂着微笑，沉入梦乡。
亚特兰大机场同我去过的其他所有机场没有太大区别。我十分怀念几十年前那些规模宏大的火车站：鼎盛时期的纽约中央车站，地上铺满大理石，明亮而肃穆；战前的柏林火车站，尽管没有屋顶遮挡，却雄伟而庄严。我甚至想到了孟买的维多利亚火车站，尽管那里的建筑风格颇为浮夸，而且里里外外都是吵吵嚷嚷的农民。无论高低贵贱，在亚特兰大机场都享受同样的待遇：铺着地砖的宽阔无边的中央大厅，形状一模一样的塑料椅，一排排默默显示着飞机抵达与离开时间的电子屏。通道里都是步履匆匆的商人和大汗淋漓、大声喧哗的男女。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二十分钟后，我就自由了。
我已经办完行李托运手续，只带着随身行李箱和手提包。一名航空公司员工用电动车载我穿过中央大厅。其实，我的关节炎一直困扰着我，星期六的剧烈运动令我的双腿至今都酸痛不已。我办了登机手续，得知头等舱是不许洗澡的。然后我就坐着等待登机。
“福勒女士。梅勒妮·福勒女士，请接听离您最近的白色呼叫电话。”
我浑身僵直，听着这段广播。我到机场后，喇叭里就一直在说个不停，一会儿呼叫乘客，一会儿威胁将对停在装卸区的车开罚单并拖离，一会儿宣称机场方面对像豺狼一样在机场游荡的宗教狂热分子不负责任。我一定是听错了！如果广播呼叫的是我的名字，我老早就会听见。我坐直身子，屏住呼吸，听着那个中性的声音念诵着被呼叫者的名字。我听见蕾妮·福勒小姐的名字时，终于松了口气。难怪我会听错，我已经连续几天、甚至几周精神高度紧绷了。刚入秋我就惦记着重聚的事情。
“福勒女士。梅勒妮·福勒。请接听离您最近的白色呼叫电话。”
我的心脏停跳了一拍。我感觉胸部肌肉紧缩导致的疼痛。肯定弄错了。我的名字很普通。我肯定自己听错了……
“斯特朗夫人。比阿特丽斯·斯特朗。请接听离您最近的白色呼叫电话。伯格斯特罗姆。哈罗德·伯格斯特罗姆……”
就在那一霎，我几乎就要晕倒在环球航空公司海外航班候机厅里。红蓝两色的房间越来越模糊，我的视野中闪光小点胡乱飞舞，我不由得低下了头。然后我站起身，迈开步子，紧抓着手提包、编织袋和随身行李箱。一个穿着蓝色制服、佩戴着姓名牌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我抓住他的胳膊问：“在哪儿？”
他不解地盯着我。
“白色电话。”我气喘吁吁地问，“白色电话在哪儿？”
他指着旁边的一面墙。我提心吊胆地走过去，仿佛那东西不是电话而是毒蛇。我不敢伸手去碰电话——我犹豫的时间只有一会儿，但感觉却像是一千年——然后，我放下随身行李箱，取下话筒，对着话筒说出了我的新名字。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您就是斯特朗夫人吧？请稍等，有人打电话找您。”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话筒里传来转接电话的“咔嗒”声。然后，我听见了一个空洞的、带着回声的声音，仿佛说话者处在一条隧道或一个空房间，或一个坟墓。我对这个声音再熟悉不过了。
“梅勒妮？梅勒妮，亲爱的，我是尼娜……梅勒妮？亲爱的，我是尼娜……”
我扔掉话筒，连连后退。我身边的喧嚣吵嚷如潮水般退却，化为若有若无的遥远的背景噪声。我仿佛注视着一条长长的隧道，小小的人影在隧道里上下跳跃。我惊恐万端，逃命般穿过中央大厅，忘了随身行李箱和箱子里的钱，忘了航班，忘了一切。我的耳朵里只听得见那个死气沉沉的声音，如同深夜里的尖叫一般反复回响。
快到大门时，一个搬运工快步朝我走来。我未做细想，只瞟了眼那个黑人他就跌倒在地。我从未如此粗暴而迅速地操控过任何人。男人蜷缩在地上，如同癫痫发作一般，不停地用面部撞击地砖。人们纷纷赶到搬运工身边，我钻出了自动打开的门。
我站在路边，努力压制着心头的恐惧与困惑，但徒劳无功。每个靠近我的人的面庞都变成了尼娜那副苍白的微笑的脸。我转过身，手悬在胸前，紧抓着手提包和编织袋，俨然一个即将精神崩溃的老妇人。梅勒妮？亲爱的，我是尼娜……
“想打车吗，女士？”
我转头去看发问的人。一辆绿白相间的出租车不知何时停在了我身边。这辆车背后有一长串候客的出租车。司机是白人，三十多岁，胡子刮得很干净，但因为皮肤太白，可以隐隐看见明天即将长出的胡茬。
“您要坐出租吗？”
我点点头，却怎么样也拉不开门。司机探过身子，为我开了门。车厢的空气里混合着香烟、汗水和塑料的味道。车迅速驶离环形车道，我转过身，隔着后挡风玻璃张望。绿色的灯光掠过窗户和车顶，我看不出是否有车在跟踪我们。路上的车多得令人发狂。
“我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司机大声问。
我眨眨眼，大脑一片空白。“市中心？”他说，“酒店？”
“是的。”我结结巴巴地答道，就像个与他语言不通的外国人。
“哪家酒店？”
我左眼忽然疼痛起来。接着，这股疼痛如同会流动一般，从我的头颅蔓延到脖子，乃至全身。我忽然感到无法呼吸，只得直挺挺地坐在车上，紧抓着手提包和编织袋，等待疼痛消退下去。“还是说去别的地方？”司机问。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我的声音干涩，就像拂过玉米秆的热风。
“上不上高速呢？”
“喜来登。”这三个音节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疼痛开始消退，但脑袋依旧发晕。
“市中心的还是机场的？”
“市中心。”我说，对自己在同司机谈什么压根儿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