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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蒂华纳
1981年4月20日，星期三
在日落前不久，索尔和娜塔莉开着租来的大众离开蒂华纳，朝东北方向驶去。下了二号高速公路，郊区就变成了一座迷宫。废弃的工厂和小农场之间，散落着白铁皮屋顶的简陋房屋和窝棚——这就是这里的农村，而他们的车就穿行在乡间土路上。娜塔莉查看着杰克·科恩的手绘地图，索尔开着车。他们将大众停在一个小酒馆旁边，穿过沙尘和一群小孩，向北走去。血红的残照彻底隐没之后，山坡上开始燃起篝火。娜塔莉查看地图，指向一条山坡上的小路，路上遍布垃圾，三五成群的男女坐在空地里的火堆旁，或者蹲在矮树的阴影里。北面大概半英里外，峡谷对面的黑色山坡上，有一排高高的白色栅栏。
“我们先待在这儿，等天色非常暗之后再走。”索尔说。他放下行李箱，将一个沉甸甸的帆布背包搁在地上。“听说最近边境线两侧有强盗活动。我们千里迢迢赶过来，如果被边境强盗杀了的话，就太讽刺了。”
“我刚好也想坐一会儿。”娜塔莉说。他们还没有走到一英里，但她的蓝色棉衬衫已被汗水濡湿，贴在皮肤上，而她的运动鞋外面也全都是灰土。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他们身后山上的酒吧亮着这一带唯一一盏电灯，无数的飞蛾被吸引过去，在电灯周围飞舞，从远处看就像是纷纷洒洒的雪花。
他们默默地坐了半小时。极度的疲惫让他们说不出话来。他们坐了三十六个小时长途航班和短途航班，一路上心惊胆战，害怕他们用的假护照被查出来。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转机那次是最难挨的，他们在警卫的监视下足足待了三个小时。
尽管天气炎热，蚊虫叮咬，蹲坐在大石头旁边也很不舒服，但娜塔莉还是打起了瞌睡。索尔轻轻地摇了摇她的肩膀，把她唤醒。“我们要出发了。”他小声说，“走吧。”
至少有一百名偷渡者正分成小队朝远方的栅栏踽踽而行。他们身后山坡上的篝火越来越多。往西北方望去，远方是美国城镇中闪烁的灯光，但他们前方则只有黑暗的峡谷和山坡。在栅栏的美国一侧，一对车头灯消失在东边某个看不见的入口通道里。
“边境巡逻队。”索尔说，领着娜塔莉走下陡峭的小路，爬上另一座山。没过几分钟，他们都累得大声喘息起来，汗水浸透了帆布背包，但他们仍吃力地提着装有文件的大行李箱。他们本来打算与其他偷渡者保持距离，但很快就加入了一长队大汗淋淋的男女。一些人用西班牙语小声交谈着，其他人则默默地迈着沉重的脚步。在索尔前面，一个身材瘦高的男人背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一个胖女人抱着一个硬纸板箱子。
这支队伍在一段干涸的河床上停了下来，再往前走二十码，就是一个涵洞，涵洞从边境的栅栏和远处的碎石路下穿过。偷渡者三四人一组越过河床，消失在涵洞的圆形入口里。洞的另一头不时传来叫喊，娜塔莉认定其中一声叫喊来自碎石路远端。娜塔莉发现自己心脏狂跳了好几分钟，皮肤上黏糊糊的全是汗。她牢牢抓住行李箱，强迫自己放轻松。
第二支边境巡逻队的巡逻车开过来停下，队列中的所有人立刻躲在乱石、灌木和队友的后面。明晃晃的探照灯射入河谷，从娜塔莉和索尔藏身的带刺的树旁不到十英尺的地方扫过。东北方向传来了叫喊和一声枪响，巡逻车快速驶离，无线电中高声播放着警察用英语进行的交谈，偷渡者又开始再次稳步朝涵洞进发。
几分钟后，娜塔莉跟在索尔身后，手脚并用地爬行起来。她推着前面沉重的行李箱，背包撞击着起伏不平的隧道顶部。隧道里伸手不见五指，弥漫着屎尿的味道。她的手和膝在潮湿柔软的泥浆中摸索，不时还会碰到玻璃碴和金属碎块。她身后令人窒息的黑暗中，一个女人或者孩子开始哭起来，但在一个男人粗暴的怒喝之后，哭声止住了。娜塔莉觉得涵洞是个死胡同，会越来越窄，粗糙的洞壁会垮下来，将他们压入泥浆和屎尿之中，水会淹过他们的头……
“快到了。”索尔咕哝着，“我看见月光了。”
娜塔莉一直憋着气，狂跳的心脏把肋骨都撞痛了。索尔跳到一个遍布碎石的河床里，出口离地两英尺。索尔帮她爬出臭烘烘的隧道，她到这时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欢迎回到美国。”他气喘吁吁地说。两人收好携带的包裹，朝溪谷中的阴影跑去。但那里无疑埋伏有杀人越货的强盗，等待着今晚这批满怀希望的偷渡者。
“谢谢。”娜塔莉气喘吁吁地说，“下次我宁愿坐人民快递航空公司【52】的飞机直飞回来。”
杰克·科恩在第三座山的山顶等他们。那里停着一辆蓝色厢式货车，每隔两分钟，他就闪一次车灯。娜塔莉和索尔就是看到这个信号才赶过来的。科恩先后同索尔和娜塔莉握手，然后说：“走吧，我们得抓紧时间。这个地方不适合停车。我带来了你在信中要我带给你的东西，我可不希望向边境巡逻队或者圣迭戈警察解释那是什么。快！”
厢式货车的尾部堆了不少箱子。他们将行李都甩进了车尾。娜塔莉坐在副驾驶席，索尔坐在前排两个座椅中间靠后的一个矮箱子里，杰克·科恩开车。他们在凹凸不平、遍布车辙的土路上行驶了半英里，向东驶入一条碎石路，然后进入一条沥青路，向北驶去。十分钟后，他们沿着一条入口坡道进入州际高速公路，娜塔莉一下子找不到北了，仿佛美国在她离开的三个月里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不，这感觉更像是我从没有在这个国家生活过一样，透过车窗看着郊区的小商店时，她忍不住这样想。她注视着街灯和汽车，忽然意识到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这里的人竟然能安之若素地享受这个夜晚，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就在离这些中产阶级的舒适住宅十英里的地方，男女老少正在爬过屎尿横流的涵洞；而在半个地球之外，目光锐利的年轻以色列人正全副武装地在居民点外围巡逻，蒙面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杀手——他们都只是孩子——正在给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上机油，等待夜晚发动袭击。车外的人更不可能知道娜塔莉的痛苦，罗布·金特里死了，永远地离开了她，就像她小时候最喜欢的那条好管闲事的达克斯猎狗马科斯。她还记得，父亲每天晚上都会来到她床边，给她讲马科斯的故事，哄她入睡……
“有没有在墨西哥城拿到我说的那支枪？”科恩问。
娜塔莉猛然惊醒。她刚才睁着眼打起了瞌睡，极度的疲劳麻痹了她。她的耳朵里仿佛还能听到飞机引擎的声音。她努力倾听车上另外两人的对话。
“拿到了。”索尔说，“没遇到什么问题，只是我曾担心如果被墨西哥联邦警察发现了怎么办。”
娜塔莉眨巴着眼睛，努力看清那名摩萨德特工。杰克·科恩五十出头，但看样子要老得多，甚至比索尔还要老——现在索尔刮了胡子，留了更长的头发，比之前年轻了不少。科恩面容消瘦，满脸麻子，但眼睛很大，鼻梁明显不止一次被打断过。他一头稀疏的白发乱蓬蓬的，似乎曾自行修剪，但中途放弃了。科恩的英文十分流利，各种习语也运用得非常准确，但还是带着一种娜塔莉分辨不出来的口音，就像跟着威尔士人学习英语的联邦德国人的口音，而这个威尔士人又师从一名布鲁克林学者。娜塔莉喜欢杰克·科恩的声音。她喜欢杰克·科恩。
“给我看看那把枪。”科恩说。
索尔从腰带中抽出一支小手枪。娜塔莉不知道索尔身上带有武器。那看上去就像一把廉价的玩具枪。
他们的车孤零零地行驶在一座大桥的左侧车道上。后方至少一英里内都没有人。科恩拿过手枪，将其抛出窗外。枪越过栏杆，坠入下方漆黑的山谷。“你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它很可能会爆炸。”科恩说，“抱歉，这是我的主意，但我来不及拍电报通知你了。你对墨西哥联邦警察的看法是对的，不管你有没有许可证，如果他们发现你身上有枪，就会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每隔一两年还要来检查一遍你是不是还在受罪。他们可不是善类，索尔。要不是你带了那些该死的钱回来，我才不会让你们冒这个险。你们到底带了多少钱回来？”
“大概三万美元。”索尔说，“另外六万美元会由戴维的律师电汇到洛杉矶的一个银行。”
“这钱是你的还是戴维的？”科恩问。
“我的。”索尔说，“我卖掉了内坦亚附近一个九英亩的农场。那个农场在独立战争之前就是我的。我觉得动用我纽约的储蓄账户是不明智的。”
“你考虑得对。”科恩说，他们已经来到了城里。水银灯在挡风玻璃上投下了长方形的光斑，科恩丑陋的面庞染上了一层黄晕。“上帝啊，索尔，”他说，“你知道你的购物清单上的一些东西有多么难入手吗？一百磅C-4塑胶炸弹！压缩气枪。麻醉飞镖！上帝啊，老兄，你知不知道，全美国只有六家商店可以买到麻醉飞镖，就连专业的动物学家也不知道这些商店在哪儿。”
索尔咧嘴笑道：“抱歉，但你也知道，你一直都是我们的救星。”
科恩凄然一笑。“救星之类的高帽子就别给我戴了。”他说，“我被折腾得够惨了。你知不知道，为了帮你跑腿办事，我把累积了两年半的假期都用完了？”
“我改天会补偿你的。”索尔说，“那个导演还在给你找麻烦吗？
“没有了。戴维·艾希科尔的办公室给他打了电话，然后问题就基本解决了。真希望我退休二十年后还能有这样的影响力。他还好吧？”
“你是说戴维？不太好，毕竟他曾两次心脏病发作，但他一直很忙。娜塔莉和我五天前在耶路撒冷见过他。他托我们向你问好。”
“我之前同他共事过一次，”科恩说，“那是十四年前。他本已退休，但还是出山领导了那次行动。我们就在埃及人的眼皮子底下，迅速夺取了整个苏联地对空导弹发射站，从而在‘六日战争’中避免了我方的巨大伤亡。戴维·艾希科尔真是一位智谋超群的战术家。”
他们进入了圣迭戈，娜塔莉注视着窗外，心中生出一种怪异的疏离感。车开上五号州际高速公路，向北驶去。
“接下来的几天，你怎么打算？”索尔问。
“先把你们安顿下来。”科恩说，“星期三我得回到华盛顿。”
“没问题。”索尔说，“你还能为我们提供建议吗？”
“随时可以。”科恩说，“但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索尔？你说的那个老纳粹，华盛顿的那伙人，还有查尔斯顿的老太太，这三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包庇那个战犯？”
“政府没有包庇他。”索尔说，“政府的人像我们一样，也在努力搜寻他，但他们是出于别的目的。相信我，杰克，我确实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信息，但你的疑惑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整件事很难用逻辑来解释。”
“太棒了。”科恩讥讽道，“如果你不肯告诉我更多的信息，我就绝不可能说服摩萨德介入此事，不论组织里的人有多么尊敬戴维·艾希科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