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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
1980年12月29日，星期一
他们星期一下午为索尔·拉斯基做了手术。他昏迷了大概二十分钟，然后眩晕了一个小时。当他恢复神智以后，他发现自己还是在那个小囚室里。自从星期天上午开始，他就一直被关在这里。他揭开伤口上的纱布，观察切口。
他们切开了他左下臂中肉较多的部分，大概在集中营囚犯编号文身上的三英寸处。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切口被谨慎地缝合起来。尽管术后的疼痛和肿胀是正常的，但索尔还是看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包块。他们在他前臂的大块肌肉之下嵌入了一个厚硬币大小的东西。索尔把纱布盖回去，躺在床上思索起来。
他有大把时间来思考。他们没有释放他，也没有在星期天上午利用他，这出乎他的意料。但他知道，他们把他带到费城来肯定是有理由的。
直升机降落在一个大机场的偏远地带，索尔被蒙上眼睛，转移到一辆豪华轿车里。车走走停停，窗外隐隐传来街市的喧闹，他判断他们是在经过城市商业区。有一次，他听见了车胎从金属桥面碾过时发出的嘎吱声音。
车摇摇晃晃地驶过一个路面坑洼的区域，然后停了下来。如果没有偶尔听到的城市里独特的声响——遥远的警笛、人群的呼喊、加速的短途区间列车——索尔会以为他们来到了偏僻的乡村。看来，这里应该是城中一块破败的区域。空地？工地？公园？他被领着走上三级台阶，穿过一扇门，向右进入一条狭窄的走廊，再次右转。他有两次撞上了墙，墙的质感和撞击在小屋中的回声让他相信，他来到了拖车式活动房屋中。
这里的囚室比华盛顿的那个更坚固，更有特点。里面有一张简易床，一个化学剂马桶，一扇通风窗——窗户中不时传出低语和笑声。索尔渴望能读到一本书。他的身体几乎能适应各种环境，但他一天不看书就会很难受。他记得在罗兹的隔离区里，他的父亲主动收集图书，建立了一个可以外借图书的图书馆。有时候，被赶往集中营的人也把书带走了，索尔的父亲就叹息着将书目上的相应书名划掉。但通常情况下，疲惫的男人和眼神悲伤的女人会虔诚地将书还回来，有时候还夹着书签。“你们回来之后可以接着再看。”索尔的父亲会说，对方则会点点头。
科尔本进来了两三次，三心二意地审讯了一番，但索尔觉得那人对自己并无兴趣。同索尔一样，科尔本在等待着什么。所有活动房屋中的人都在等待。索尔感觉得到。但他们在等待什么呢？
索尔用这段时间思考。他想到了上校、梅勒妮·福勒、科尔本、巴伦特，还有不知道姓名的其他人。他奋斗了这么多年，却犯了一个根本的致命错误。他认为，如果他能明白这些恶魔的心理，就能将他们治愈。他意识到，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寻找上校，并非仅仅是为了抹平自己的心理创伤，还带有强烈的科学探索性质，就像疾病控制中心的免疫学家锲而不舍地提取新的致命病毒一样。从寻找到明白再到治疗，这一过程充满乐趣，能激发智力上的愉悦感。
然而，恶魔身上的病毒却没有抗生素可以治愈。
很多年前，索尔就熟悉劳伦斯·柯尔伯格【27】的研究和理论。科尔伯格毕生致力研究伦理和道德发展理论。对于一个专攻战后心理治疗理论的精神病医生来说，科尔伯格的思想看似简单得近乎幼稚，但躺在囚室中静听换气机嗡鸣时，索尔意识到，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恰好可以用来解释索尔目前面临的处境。
柯尔伯格发现，道德发展分为七个阶段——不同的文明、时间和空间都适用。第一阶段是婴儿——没有善恶观念，所有行为都出自需求和欲望，只受负面刺激的约束。伦理判断基于趋利避害的先天本能。第二阶段，人会通过接受权威来对“对与错”做出反应。“大人物”的观点左右了道德选择。到第三阶段，人会受规则的约束。“我按规矩办事。”第四阶段，伦理由大多数人支配。第五阶段，为了确立和捍卫维护大众利益的法律，或者捍卫异见者的合法权利，人会甘愿牺牲生命。第五阶段的人将会是出色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律师。索尔在纽约就扮演了第五阶段的角色。第六阶段的人则可以超越第五阶段对法律的尊重，着眼于公共利益和更高的伦理实体，不受民族、文化和社会的约束。第七阶段的人则只遵守宇宙法则，能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凤毛麟角，代表是耶稣、甘地和佛陀。
柯尔伯格是一位理论家——索尔同他本人见过几次，十分欣赏他孩子似的幽默感——他甚至乐于道破自身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一次鸡尾酒会上，科尔伯格曾说，美国是一个第五阶段国家，其创立者是一群世所罕见的第六阶段者，但其国民则主要处在第四阶段和第三阶段。柯尔伯格强调，我们在日常抉择中一般会低于我们的最高道德发展阶段，而我们从不会超越我们的道德发展阶段。柯尔伯格哀伤地指出，所有第七阶段者的教诲最终都会土崩瓦解。基督将衣钵传给了第三阶段的保罗，而佛陀的继任者们从未超过甚至极少达到第六阶段。
然而，柯尔伯格对他后来的研究则异常严肃。他发现，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零阶段”。尽管他起初震惊得不敢相信，但最终慢慢接受。世界上存在着毫无道德感的人，他们就连胎儿阶段的道德感都不具备，趋利避害的基本逻辑在他们身上完全不适用。他们几乎可以说不是人。
零阶段者可以到街上随便枪杀行人，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不带半点愧疚与悔意。零阶段者不愿被抓住或被惩罚，但并不将自己的行为建立在避免惩罚之上。他们之所以犯罪，并不是因为犯罪带来的愉悦超越了对惩罚的畏惧。他们无法区分犯罪行为和日常行为。他们道德意识一片空白。数以百计的研究者验证了科尔伯格的假设，得出了可靠的数据和确切的结论。在任意时间段的任意文明当中，有百分之一到二的人处于道德发展的零阶段。
星期一下午，他们又来了。科尔本和海恩斯按住索尔，第三个人给他注射针剂。三分钟后他就丧失了意识。醒来之后，他头痛欲裂，左臂发麻。他的身体中被植入了某种东西。
索尔检查了切口，耸耸肩，翻过身，陷入沉思。
星期二的某个时间点——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间——他们释放了他。海恩斯蒙住他的眼，科尔本说：“我们会放了你，但你只能在六个街区的范围内活动。你不能用电话。随后会有人通知你做什么。不要主动同任何人说话。如果你不听话，你的外甥艾伦和他的妻儿都不会好受。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们把他带上轿车。不到五分钟车就停了下来。科尔本摘掉了蒙眼布，将索尔推出了车门。
索尔站在路边，在下午的昏暗光线中呆呆地眨着眼。他没来得及看见远去的车的车牌号。索尔往后退了两步，撞到了一个拿着购物袋的黑人女性，连忙道歉，但嘴角忍不住流露出微笑。他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行走，观察着路上的一切——砖砌的路面，破败的店铺，低垂的灰云……一张报纸被风吹得紧贴在铜绿色的灯柱上。索尔加快脚步，忍住左臂的疼痛，穿过马路，漫无目的地对电车司机挥手，惹得电车司机连连咒骂。他终于自由了。
索尔知道，他看到的是幻象。路上与他擦肩而过的行人中，无疑有人正在监视他、跟踪他。路上的轿车和厢式货车中，肯定有几个面无表情、一身黑西装的特工，正用无线电通报着情况。他手臂上的包块中很可能有一个无线电发射机或者爆炸装置，或者两者都有。但这些都无关紧要。
索尔的口袋里空无一物，于是他走向第一个看到的人——一个穿着红色厚呢短外套的大个子黑人，请对方给他一枚硬币。黑人瞪着这个突然出现、满脸络腮胡的陌生人，举起大手，似乎要一巴掌将索尔拍开，然后摇摇头，递给索尔一张五美元钞票。“快找人帮帮你吧，兄弟。”大个子用低沉的声音说。
索尔走进街角的咖啡店，将五美元换成硬币，用门厅里的公用电话联络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馆。他们不能为他接通艾伦·艾希科尔或利瓦伊·科尔的电话。索尔报上了自己的姓名。接线员的呼吸并没有加快，但她的语调明显变了，“好的，拉斯基博士。请你稍等，我肯定科恩先生非常愿意同你通话。”
“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打的是公用电话。”索尔说，报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电话费快用完了。你们能打过来吗？”
“当然。”以色列大使馆的接线员说。
索尔挂断了电话。电话响了。他接起来，但话筒里传出一阵杂音，然后就是一片静默。他来到另一部电话前，试图给大使馆打一通由对方付费的电话，但这条电话线也断了。
他离开电话亭，在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走。莫迪和他的妻儿都死了。索尔早有预感，但现在他已可以断定。他们再也不能威胁他了。索尔停下脚步，环顾四周，试图找出跟踪他的探员。街上几乎没有白人，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联邦调查局有黑人探员。
一个身穿昂贵骆驼绒大衣的英俊黑人男子穿过大街，朝索尔走来。那人身材魁梧，戴着硕大的反光墨镜，提着价格不菲的皮箱。他仿佛认识索尔一样，在索尔面前站定，脱掉鹿皮手套，笑盈盈地伸出手。索尔握住了他的手。
“欢迎你，我的小兵。”男人用流利的波兰语说，“到你加入我们的时候了。”
“你是上校。”索尔感到内心深处微妙地激动起来。他摆摆头，那种感觉便消退了几分。
黑人微笑着用德语说：“上校——我已经好多年没听人用这个光荣的头衔称呼我了。”他在霍恩和哈德艺术餐厅门口停下，打着手势问，“你饿不饿？”
“你杀了弗朗西斯。”
那人心不在焉地搓了搓脸。“弗朗西斯？恐怕我不知……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年轻的侦探。他呀……”他微笑着摇了摇头，“来吧，我请你吃顿迟到的午餐。”
“你知道他们在监视我们。”索尔说。
“当然。我们也在监视他们。但现在展开行动对他们并不利。”他为索尔打开门，“请进。”他用英语说。
“我的名字是詹森·鲁哈。”他们在几乎空无一人的餐馆中落座后，黑人开口道。鲁哈点了干酪汉堡、洋葱圈和香草麦芽冰激凌。索尔则只是注视着面前的一杯咖啡。
“你的名字是威廉·冯·伯夏特。”索尔说，“如果真的有詹森·鲁哈这个人，他也被摧毁很久了。”
詹森·鲁哈粗鲁地挥了挥手，摘掉墨镜。“这只是名称的问题。你喜欢这场游戏吗？”
“不喜欢。艾伦·艾希科尔死了吗？”
“你外甥？恐怕他死了。”
“艾伦的家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