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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灯塔</h2>
我问自己，
过去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弗朗索瓦丝·萨冈
1
波士顿1991年春
6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上午十点整。父亲突然来到我家，带着意大利杏仁蛋糕和柠檬味奶油甜酥卷。这是他妻子特意为我准备的。
“亚瑟，今天咱们一起过吧。”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咖啡机，好像在自己家一样。
去年圣诞节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我靠着厨房的桌子，注视着映在烤面包机金属外壳上的自己：满脸胡楂，头发蓬乱，眼圈发黑，眼窝深陷——全拜睡眠不足和过量的苹果马提尼所赐。我穿着一件高中时买的蓝色牡蛎乐队旧T恤，一条褪色的短裤，上面印着“巴特·辛普森”。昨天晚上，在值了四十八小时班之后，我和维罗尼卡·耶朗斯基一起去赞琪酒吧豪饮了一番。在我们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所有护士里，她是最性感、最开放的一位。
这位波兰美女和我一起过了夜，但很明智地在两小时前悄悄离开，还顺便带走了她那包大麻和卷烟纸，成功地躲过了我父亲。他是我们医院外科的大人物，被他撞见会十分尴尬。
“来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吧，这是新的一天最好的清醒剂。”弗兰克·科斯特洛说着，把一杯浓咖啡放在我面前。
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大麻味，他打开窗子通风，没说什么。我一面大口吃着点心，一面用余光细细打量父亲。他两个月前刚过完五十岁生日，但头顶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不止十岁。尽管如此，他还是魅力十足。他脸形匀称，长了一双保罗·纽曼那样的蔚蓝色眼睛。那天早上，他没有穿名牌西装和定制皮鞋，而是穿着一条旧的卡其色长裤、一件磨破了的卡车司机款套头衫，还有一双厚重的粗皮工装鞋。
“钓竿和鱼饵都在小卡车里。”他一边说一边喝光杯子里的黑咖啡，“如果咱们现在出发，中午前就能赶到灯塔那里。到时候吃快点儿，咱们就有一下午的时间钓鱼了。要是收获还不错，我们就去农舍里做锡纸烤鱼，加点儿番茄、大蒜还有橄榄油什么的。”
他跟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们前一天才分开似的，虽然听上去有些不真实，但至少没让人感到不舒服。我呷了一口咖啡，琢磨着他突然要和我一起出门钓鱼的念头到底从何而来。
最近几年，我们几乎没什么联系。我就快二十五岁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俩接手了祖父创办的家族企业——一家位于曼哈顿的小广告公司。公司运作得不错，有望在未来几周内被一家大型传媒集团收购。
而我，一直以来都和这些家事保持着适当距离。我是家里的一分子，但却是“游离在外”的一分子，有点像那个生活在国外的放荡不羁的叔叔，就算错过感恩节晚餐也不会让家人恼火。实际上，一有机会我就尽量去远离波士顿的地方求学：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读了医学院预科，在伯克利医学院待了四年，在芝加哥做了一年住院实习医生。几个月前，我刚刚回到波士顿，在急诊室开始了第二年的住院医生工作。我每周大约工作八十小时。我喜欢这份工作，喜欢它带来的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在急诊室干活，喜欢直面生活中最残酷的可能性。剩下的时间，我在北区的酒吧里释放忧郁，抽抽大麻，或者和像维罗尼卡·耶朗斯基那样不太多愁善感的姑娘们上床。
父亲一直不太赞同我的生活方式，但我令他无可指摘：我自己承担上医学院的费用，没问他要过一分钱。我十八岁那年母亲去世，那时我便萌生了离家的想法，不再期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这种疏远似乎没给他带来什么负担，他和众多情妇中的一位结了婚，这个迷人而聪明的女人是他的贤内助——在这一点上她的确表现非凡。我每年去看望他们两三次，这样的频率让大家都觉得舒服。
所以那天早上，我感到非常诧异。父亲就像从盒子里突然弹出来的玩偶一样，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拉着我的袖子，要把我拽回到和解的道路上——而我对这些早就不抱任何期待了。
“好吧，你到底去不去钓鱼？”弗兰克·科斯特洛加重了语气。面对我的沉默，他快要沉不住气了。
“好吧，爸爸。给我点儿时间，我冲个澡，换件衣服。”
这下他满意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用一个老式银色打火机点着了一支。
我惊讶地问：“我以为你的咽喉癌稳定之后，就已经戒……”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如利剑般刺了过来。
“我在小卡车里等你。”他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喷出一口长长的烟。
2
从波士顿到科德角东面，车程大约一个半小时。这是春末一个美丽的清晨，天空纯净而明亮，阳光洒在风挡玻璃上，散射出金色的微粒，在仪表盘上方飘浮着。父亲保持他的一贯作风，从不为了维持闲聊而拼命找话题，这样的沉默倒也不会让人感到压抑。一到周末，他就喜欢开着这辆雪佛兰小卡车到处跑，收音机里循环播放着几盘磁带：弗兰克·辛纳屈的精选集、迪恩·马丁的演唱会专辑，还有一盘没什么名气的乡村音乐专辑，是艾佛利兄弟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录制的。卡车后窗上粘着一张不干胶宣传单，吹捧即将参加1970年议员竞选的泰德·肯尼迪。父亲喜欢时不时地打扮成土里土气的农民模样，可实际上他是波士顿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还掌握着一家市值几千万美元的公司。不过，在做生意这件事上，这种放荡不羁的乡巴佬性格着实让他付出了不少代价。
我们驶过萨加摩尔大桥，又开了四十多公里，在山姆海鲜店停下休息，买了龙虾卷、炸薯条，还有一箱啤酒。
差不多过了正午，车子开上一条沙石小道，这条小道一直通向温切斯特湾的最北端。
那里荒无人烟，被无边无际的大洋和岩石包围着，几乎永远都在刮风。就在那片峭壁环绕、遗世独立的土地上，矗立着二十四风向灯塔。
这座用来发射信号的古老建筑呈八角形，通体木质，大约有十二米高。灯塔旁边有一座农舍，外侧围着白色木板，上面盖着尖尖的石棉屋顶。阳光好的时候，这儿是一处令人心旷神怡的度假居所。但天气阴沉或黑夜降临时，明信片般的美景立即变成一幅艾伯特·平卡姆·赖德1笔下的阴暗画作，如同一场漫长的梦魇——每到这种时候，这地方就变得让人难以忍受。此处房产在我们家族已经传了三代。1947年，在美国政府组织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位工程师买下了这处房产，他的遗孀于1954年把它转卖给我的祖父苏里文·科斯特洛。
当年，由于资金短缺，联邦政府关闭了一百多个对国家不再具有战略意义的场所——二十四风向灯塔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人们在它南边十五公里的兰福德山上建起了另一座更加现代化的灯塔，老灯塔就彻底被废弃了。
祖父对这桩交易非常满意。入手之后，他立即开始翻新灯塔和农舍，；想把这里变成舒适的第二居所。然而在施工期间，他却神秘失踪了。
1954年初秋，人们在农舍前发现了他的汽车。那辆雪佛兰的顶篷敞开着，车钥匙还放在仪表盘上。苏里文习惯午休时坐在岩石上吃饭，于是人们很快得出结论，把他的失踪归结于一起意外溺水事件。尽管海浪从未把他的尸体冲上岸，我的祖父还是被正式宣告死亡，死因是：在缅因州海岸溺水。
我从没见过祖父，但经常听到他的老朋友们谈起他，把他描述成一位特立独行的传奇人物。我的中间名就来自他的教名，继承他手表的人也是我——我哥哥还为此生过气。那是一块卡地亚坦克表，20世纪50年代初制造，有着长方形表盘和青色的钢质指针。
3
“拿上食物和啤酒，我们去晒晒太阳，吃点儿东西！”
父亲关上小卡车的车门。我注意到他胳膊下面夹着妈妈在某次结婚纪念日送给他的公文包，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我把冷藏箱放在一张木桌上。这张桌子就摆在砖砌的烤炉旁边，离农舍大门有十几米远。二十多年来，这张花园桌和与之相伴的两把造型简约的红松木椅子一直摆在那里，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挺过一次次恶劣天气的袭击的。此刻艳阳高照，空气清新。我拉上夹克衫的拉链，打开龙虾卷的包装，把食物放到桌上。父亲从口袋里拿出一把瑞士军刀，开了两瓶百威啤酒，然后在木椅上坐下。
“干杯！”他说着递给我一瓶啤酒。
我接过酒瓶，坐到他旁边。慢慢咽下第一口啤酒的时候，我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不安的光芒。沉默之后还是沉默。他只咬了几口三明治，就又点着了第二支烟。我能感觉到气氛很紧张。我知道，他带我来这儿绝不是为了父子二人一起度过一个安静的下午这么简单。我们甚至都不会去钓鱼，更别提什么勾肩搭背和做意式锡纸烤鲷鱼了。
“我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和你说。”他终于开口了，一边说一边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许多叠放整齐的文件。
每份文件上都印着韦克斯勒-德拉米克法律事务所简洁朴素的标志，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负责维护我们的家族利益。
他深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我决定在走之前把事情都处理好。”
“你要去哪儿？”
他露出一丝淡淡的苦笑。于是我挑明了：“你是想说，在去世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