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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印度。
有着庄严肃穆之圣山（喜马拉雅）、奔流不息之圣河（恒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神秘和不可思议，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
种姓是印度的土特产，梵语叫“瓦尔那”，意思是颜色或品质。这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半岛后，以征服者的身份建立起来的制度。按照他们的逻辑，雅利安人皮肤白皙，因此品质优秀种族高贵；被征服的土著肤色较深，因此品质低劣种族卑贱。种族再加职业就叫种姓，一共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等级婆罗门，即祭司和僧侣。
第二等级刹帝利，即国王和武士。
第三等级吠舍，即平民，包括商人。
第四等级首陀罗，即奴隶和被征服者。
此外还有“旃荼罗”，也就是贱民，是“不可接触者”，比首陀罗地位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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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与生俱来，世袭不变；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严禁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为这种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唱对台戏的，则是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佛，就是“觉悟者”；耆那，就是“胜利者”；锡克，就是“学习者”。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
是啊，佛性常在，众生平等，每个人的血都是红的，为什么要分等级？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你的“胜利”、你的“学习”，而不是你的“出身”。[8]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佛教和耆那教创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讲仁爱之时。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儿，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以压倒性优势卷土重来，最后变成印度共和国的第一宗教。
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也很简单：孔雀王朝灭亡后一千多年间，印度半岛北部饱受外族的侵略和蹂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催生了雅利安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是需要宗教力量的。慈悲为怀的佛教，苦行主义的耆那，显然都不合时宜。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只有雅利安色彩浓厚鲜明的婆罗门。
身份认同，同样重要。
比如犹太。
如果说印度人面对的是苦恼，那么犹太人面对的就是苦难。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一次次妻离子散，一次次国破家亡。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的那座哭墙，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9]
事实上，犹太教的真正创立，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中国春秋的楚共王讨伐郑国那年，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夷平。从国王、贵族、祭司到工匠，上万犹太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这就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旧约》的前五篇，即所谓“摩西五书”，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他们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奇迹：不可胜数的弱小民族一旦国家灭亡、人员流散，就再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现在，我们知道宗教能给人们什么了。
第一是安全感，因为有神的保佑和庇护。第二是自由感，因为真正的信仰只能发自内心。第三就是身份认同。对于宗教徒而言，说“我是佛教徒”，就跟说“我是泰国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亲切。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那么，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8]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都是王子。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净饭国王子，耆那教创始人筏陀摩那是贝那勒斯王子。两千多年后创立锡克教的纳那克，虽然不是王子，却也是“刹帝利”。这就说明，独立、自由、平等，确实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追求。
[9]哭墙又称西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犹太教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