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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户内生活对他并没有帮助。第一晚他昏厥了一次，但不承认这是虚弱的迹象。根据法国医书，他诊断自己的毛病是感冒加剧了黑胆汁病，风寒引起关节炎复发。他一贯反对同时服用治几种疾病的药品，说是有利于某些病的药品却对另一些病有害，合并症状的诊断加深了他这种怪癖的想法。可是他承认，再好的药不吃也治不好病；他老是抱怨没有好大夫，另一方面又不让别人推荐的许多大夫来给自己看病。
威尔逊上校那时给他父亲的信中说将军随时都可能死去，他对医生的排斥并非出乎蔑视而是由于头脑清醒。威尔逊说，事实上疾病是将军害怕的唯一敌人，他为了不偏离生活中的最高目标而不愿正视疾病。“关心疾病就像是在船上干活，需要拿出全部精神。”将军曾对他说过。四年前在利马时，奥利里劝将军一面制订玻利维亚宪法，一面接受彻底的医疗，将军的回答斩钉截铁：
“同时进行两场赛跑是不会赢的。”
他似乎深信，不停地运动和依靠自身的力量是对付疾病的法术。费尔南达·巴里加惯常像喂小孩似的，在他胸前围块布，用汤匙喂他吃东西，他不声不响地张嘴咀嚼，吃完后又张开嘴。然而这些日子，他夺过盘子和汤匙，不用围嘴自己吃东西，让大家知道他不需要别人帮助。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他试图做那些一向由仆人、勤务兵和副官代劳的家务事时，不禁感到心酸，有一次见他把大瓶墨水往小瓶里灌，洒了一桌子，觉得难受极了。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前即使痛得很凶，他的手从不颤抖，照样每天刮胡子，每星期修指甲。
他在利马的鼎盛时期，曾同一个少女快活了一夜，那姑娘黑黝黝的皮肤上长满一层平伏的汗毛。早晨他刮胡子时，瞅着她一丝不挂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睡得很香，几乎抵挡不住要同她正式结婚、永远占有她的诱惑。他从脚到头把她全身涂满了肥皂沫，带着情爱的快感用刮胡刀剃去她全身的汗毛，时而用右手，时而用左手，一直剃到浓浓的眉毛，赤条条像初生婴儿一般光鲜。她以战栗的灵魂激动地问他是不是真心爱她，得到的回答是他毕生薄情地灌输在许多女人心中的那句老话：
“胜过世界上任何别的人。”
在索莱达小镇，他刮胡子时自己做了同样的牺牲。仿佛出于孩子气的冲动，他先割下一束所剩无几的平直的白头发。然后有意识地割下另一束，接着像割草似的乱剃一通，嘶哑的嗓子还在朗诵《阿劳加纳》一诗中他喜爱的章节。何塞·帕拉西奥斯走进卧室，想看看他在同谁讲话，只见他在涂满肥皂沫的脑袋上剃头发。结果剃成一个秃头。
这个驱邪的措施并没有解除他的苦难。他白天戴一顶丝软帽，晚上戴一顶红色的尖顶帽，还挡不住令人沮丧的阵阵寒风。他夜里仍旧起来在月光如水的大屋子里走动，只是不再光着身子，而是裹着一条毯子，因为夜里即使比较热他也会冻得发抖。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条毛毯也不够了，丝软帽外面还得套上那顶红色的尖帽子。
军人们的阴谋和政客们的钻营大大地激怒了他，有一天下午他猛拍桌子，说是再也不接见他们了。“对他们说，我害的是痨病，叫他们以后别来。”他嚷道。这一决定十分严格，甚至禁止在他住处穿军服、行军礼。然而没有这一套他又活不下去，他自己下的命令也没有执行，问候谒见和毫无结果的秘密集会像以前一样持续不断。那时他觉得病情严重，终于同意让医生来看看，条件是不让医生检查，不准问他有关病情的问题，也休想让他吃药。
“光来聊聊天。”他说。
中选的医生再符合他的愿望也没有了。此人名叫埃库勒斯·加斯特尔邦多，是个乐呵呵的老头，身躯肥大，性情温和，脑袋秃得发亮，耐心极好，见到他，病人都会觉得轻松一点。他的难以置信的主张和大胆的治疗方法在沿海一带是出了名的。他让害胆病的人吃巧克力酱拌融化的奶酪，劝别人在饭后困倦的时候做爱，说是可以延年益寿；他不停地抽着用破纸卷的劣等烟，让病人也抽，说是能治百病。病人说他从没有治好过病，但他的能说会道让人高兴。他听了哈哈大笑。
“别的大夫手里的病人死得不比我的少，”他说，“可是我的病人死得高兴。”
他是搭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先生的四轮马车来的。莫里纳雷斯一天要来回几次，带着形形色色的自发的来访者，最后将军不准他们不请自来。他穿一身没有熨过的白麻布衣服，口袋里鼓鼓囊囊装着零食，在雨中迈着大步，手里撑的一把雨伞有好几处脱线，说是挡雨还不如说是招雨。寒暄之后，他首先为那支抽了一半的雪茄的臭气道歉。将军一向讨厌烟草的烟雾，不过在医生来前就同意他抽。
“我已经习惯了！”他说，“曼努埃拉抽的烟比你的还臭，躺在床上也抽，当然她喷的烟比你近。”
加斯特尔邦多立即抓住机会问他迫切想知道的事。
“那当然啦，”他说，“她怎么样？”
“谁怎么样？”
“堂娜曼努埃拉。”
将军冷冷地说：
“很好。”
他明显地换了话题，医生哈哈一笑，掩饰他不礼貌的提问。将军当然知道自己的风流韵事没有一件能逃过侍从们的议论。他从不炫耀猎艳的成绩，但是成绩辉煌，引人注目，因此他的卧室秘密几乎无人不知。从利马到加拉加斯一封平信路上要走三个月，有关他艳事的流言蜚语却一日千里。闲话像另一个影子似的紧随着他，他的情妇们永远打上了苦难的印记，不过他仍守口如瓶，保守爱情的秘密。谁都不能从他嘴里打听到同他相好的女人的事，只有和他同谋的何塞·帕拉西奥斯例外。他甚至不愿满足加斯特尔邦多大夫不含恶意的好奇心，即使他和曼努埃拉·萨恩斯的亲密关系已众所周知，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他也避而不谈。
除了那个小插曲外，加斯特尔邦多大夫同他谈得十分投机。大夫睿智的奇谈怪论使他兴致勃勃，还请他吃带在口袋里的各式各样的小动物形状的糖块、牛奶糖和木薯粉做的小点心，他出于礼貌接受了，并且不知不觉地吃了下去。一天，他抱怨说这些客厅里的小吃只能垫垫饥，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滋养身体。“别担心，阁下，”医生回答说，“从嘴里进去的东西都能长肉，从口里出来的东西都能伤人。”将军觉得这个论点十分有趣，同意和医生一起喝了一大杯葡萄酒、一杯西米露。
医生煞费苦心改善的情绪，却被坏消息泼了冷水。有人告诉他，卡塔赫纳的房东因为怕传染，把他逗留时睡过的小床、褥子和床单，以及他碰过的一切物品统统烧掉了。他便通知堂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从他留下的钱里面除了交付房租之外还按新东西的价格偿付所有烧毁的物品。尽管如此，他仍觉得愤懑。
几天后，他听说堂华金·莫斯克拉去美国途中经过这里，但没有来看他。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焦急心情到处打听，弄清楚莫斯克拉等船时确实在海岸一带待了一个多星期，拜访过许多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和几个他的敌人，对所有的人表示他对将军的不满，说他忘恩负义。起航前，在登船的小舢板上，他还对送行的人说了他的成见：
“你们要记住，那家伙对谁都没有好感。”
何塞·帕拉西奥斯了解将军对这类指摘是多么敏感。使他最痛心、最气愤的是有人怀疑他的情义；他会拼命使出他可怕的魅力让怀疑的人认识错误。在他煊赫一时之际，安戈斯图拉的美人德尔菲娜·瓜迪奥拉被他的见异思迁激怒，给他吃了闭门羹。“将军，您是位杰出的人物，比谁都伟大，”她说，“不过在爱情问题上，您不怎么样。”他从厨房窗户爬进屋，同她待了整整三天，直到德尔菲娜相信他的真情实意，为此他几乎打败仗，甚至差点丢掉性命。
那时他已无法找到莫斯克拉本人，只得逢人便讲他的怨恨。他不厌其烦地说，莫斯克拉同意把委内瑞拉放逐他的决定用公函通知他，还有什么资格讲情义。“我为了不让他遭到历史的谴责，没有给他反击，他应当感激才是。”将军嚷道。他重提自己替莫斯克拉做了多少事，帮他达到现在的地位，怎样忍受了他那乡巴佬的自我陶醉和狂妄。最后，他给他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不管莫斯克拉在世界什么地方都要让他知道将军的气恼。
在另一方面，迟迟不来的消息使将军坠入一片无形的迷雾。乌达内塔仍旧没有回信。他派到委内瑞拉的布里塞尼奥·门德斯曾给他寄过一封信，还捎上一些他特别喜欢的牙买加水果，但是信使在海里溺毙。他派到东部边境的胡斯托·布里塞尼奥来信之慢让人沉不住气。乌达内塔的沉默给全国蒙上一层阴影。他在伦敦的通讯员费尔南德斯·马德里之死给全世界蒙上一层阴影。
将军并不知道他虽然没有接到乌达内塔的消息，乌达内塔却同他的侍从军官们经常通信，要他们从将军口里得到一个明确答复。乌达内塔给奥利里的信中写道：“我要确切知道将军是否接受总统职位，还是我们水底捞月，白忙了一辈子。”奥利里和其他侍从军官都想通过平时随意的谈话探探将军的口气，好给乌达内塔答复，但是将军一直回避，滴水不漏。
里奥阿查方面终于来了确切消息，比预计坏得多。曼努埃尔·巴尔德斯将军按原定计划在十月二十日取下该城未遇抵抗，但第二星期被卡鲁霍消灭了两个侦察连。巴尔德斯向蒙蒂利亚提出辞呈，希望光荣解职，蒙蒂利亚认为他不配。“那个浑蛋吓破了胆。”他说。根据最初的计划，离攻克马拉开波的日期只剩十五天，但如今控制里奥阿查的希望已成泡影。
“妈的！”将军嚷道，“我最优秀的几个将军居然对付不了一场兵营动乱。”
最让他伤心的消息是政府军所到之处，当地居民纷纷逃亡，因为里奥阿查人认为他们所崇拜的同乡帕迪亚海军上将是死在将军手里的，把将军和政府军等同了起来。祸不单行，国内别的地方也告急，无政府状态到处蔓延，一片混乱，乌达内塔政府无法控制。
一天，加斯特尔邦多大夫看到将军在圣菲派来通报最新情况的特使面前破口大骂，再次为愤怒的振作能力感到惊奇。“那个狗屎政府，它不动员百姓和重要人物，却使他们陷于瘫痪，”他嚷着说，“它会第三次垮台，再也爬不起来，因为组成它的人和支持它的群众会被全部消灭。”
医生想让他平静下来，但是毫无办法，将军骂完政府之后又逐个数落它的参谋部成员。他说华金·巴里加上校，三次大战役的英雄，要多坏有多坏：“甚至搞暗杀。”佩德罗·马格蒂奥将军有参与暗杀苏克雷的嫌疑，将军说他在指挥军队方面是无能之辈。冈萨雷斯将军是他在考卡的心腹，被他一语否定：“这个人的毛病是软弱多疑。”他喘着气倒在摇椅里，让心脏休息一下，二十年来他的心脏就一直有点衰弱。这时他看到加斯特尔邦多大夫吃惊地待在门口，又提高嗓门说：
“总而言之，一个赌博输掉两幢住宅的人，你对他又能有什么指望？”
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莫名其妙。
“您在说谁呀？”他问道。
“乌达内塔，”将军说，“在马拉开波输给一个海军司令，但是在文件上写得像是卖掉的。”
他呼哧呼哧直喘气。“当然，他们都是桑坦德那个狡诈家伙身边的好人，”他接着说，“他的朋友们盗用英国贷款，以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买下国家债券，然后国家又以百分之百的价格收回。”他声明他并不是因为贪污的危险而反对借债，而是为了及时防止债务威胁花了那么多鲜血才换来的独立。
“我比憎恨西班牙人更憎恨债务，”他说，“因此我警告过桑坦德，如果我们接受了外债，我们为国家做的全部好事都会付诸东流，因为我们要付利息，几个世纪都付不清。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债务最终会打垮我们。”
现政府初创时期，他不但同意乌达内塔尊重战败者生命的决定，并且赞扬说这是战争的新伦理观点：“我们不希望我们目前的敌人以后用我们对付西班牙人的手段来对付我们。”那就是指，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但是在索莱达小镇凄凉的晚上，他在一封激烈的信中提醒乌达内塔说，在所有的内战中，赢得胜利的总是最凶狠的人。
“相信我，大夫，”他对医生说，“我们只有以对手的鲜血为代价，才能保存我们自己的权威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