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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五九一年、大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老人在朝鲜半岛附近画了一个圈。
此刻的整个日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沿海随处可见造船的工坊,平均每天都有一条新船滑入大海;铁炮工坊里火星乱溅,无数工匠挥汗如雨地打造着铁炮;巍峨的名护屋天守已初见雏形,只待工匠们的最后修饰;来自全国各地的军队排着长长的队列,高举自家的家纹,从家乡朝着九州汇聚而来,他们的身后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粮草与辎重车队。
这一切古怪的异动,引起了一位中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叫做许仪后,又名许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为生,跟后世名人许三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许仪后在隆庆五年外出作生意,结果在广州附近海域陷入倭手,几经辗转被卖到了日本去。
当时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在官方分类里,被称为“逋逃之种”。在“逋逃之种”里,许仪后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精通医术,没怎么受到虐待。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凭借医术救了萨摩藩岛津家的小孩,大为感激的藩主岛津义久把他留在了身边,担任御用医师。于是许仪后便定居在萨摩,娶妻生子。
许仪后这个人,天生古道热肠。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倭寇的威胁,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秀吉进攻九州之时,岛津义久见无法抵挡兵威,便身披僧衣开城投降。他去觐见秀吉时,许仪后也随侍左右。见到秀吉之后,许仪后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恳求秀吉下重手惩治倭寇。
秀吉对许仪后的这种胆量十分欣赏,正好他有意为日本海商扫平海道,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下达倭寇取缔令,发兵剿灭海贼。从此岛津义久对许仪后刮目相看,愈加重视,觉得这家伙有胆识有魄力。
进入万历十九年以后,许仪后发现最近萨摩藩变得十分热闹,出现了大量外藩武士与足轻。从这些人的穿着与旗号判断,应该是属于本州、四国等地的诸家大名。他久居岛津家,接触的都是藩内高层,政治嗅觉十分灵敏。日本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再无战事。如此大规模地厉兵秣马,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海外用兵。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对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朝鲜。
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倘若朝鲜被攻击,大明势必要出手相助。而如果大明与日本发生碰撞,那将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许仪后虽只是个医师,却拥有不凡的政治眼光。他意识到,一场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许仪后利用自己在岛津藩的地位,不动声色地开始展开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秀吉的目标不是朝鲜,而是大明。小小的日本,居然作起了鲸吞中华的春秋大梦。
许仪后虽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冷,对故国仍旧心怀眷顾。加上许仪后自己也是倭乱的受害者之一,无论从公从私,他都不能对这一异动坐视不理。
他知道,大明对于日本这个小国的了解近乎于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秀吉的计划传递过去,未必会引起重视。因此,许仪后决定要准备一份务求详细的报告,要把日本国情原原本本地详述,以便祖国参考。
于是,这位爱国者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利用御医的身份四处探听。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驾轻就熟,可一涉及到军事,他这个行外人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得找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必须是中国人,而且要知兵。
于是,整个壬辰战争中最神秘也最富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国安,福建人,在萨摩藩担任下级军官。他究竟怎么去的日本,又是如何混入岛津家军队的,已经谩无可考。但从他能够在萨摩藩担任军官一事,可以看到郭国安是颇有才干的,而且心思深沉。他后来参加了侵朝战争,衍生出许多精彩故事,我们留到壬辰战争中再说。
郭国安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暗中配合许仪后。两个人忙碌了很久,最终把第一手情报汇聚一处,总结成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大约五千多字,里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林林总总,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之详尽,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国安手笔外,其他皆是许仪后的心血写成。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
报告是写完了,但怎么送到大明手里,却是一个问题。许仪后本来打算“亲奔告陈”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根本无法脱身,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收为弟子,留在身边抄写药方。
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看到他这么忧愁,便毅然站出来,主动要求当信使。
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单是政治上的风险,就相当之大。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生怕泄露情报,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对这些毫不畏惧,许仪后大为欣喜。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
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才能拔锚启程。许仪后没奈何,只能耐心等候。这一等,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
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背着日本人,却没瞒着中国人。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
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不敢怠慢,立刻汇报给了秀吉。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不禁勃然大怒,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这一场祸事,当真不小。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没有吐露出郭国安、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对于许仪后的罪名,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话:“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
许仪后出事以后,急坏了岛津义久。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处说,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说不定人没救出来,反被扣了顶“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坐拥关东二百万石,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会不卖。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
于是,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这封信写的很艺术,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如果把他处罚,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显出宽阔的胸襟,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说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秀吉内心最想要的,是别人对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这封信,深以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赶回了萨摩藩。
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却一点也没被吓到,依然不改前志,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这时候,偏偏又节外生枝。
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 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 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 惟道斯民苦尚忧。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了一份绝大的功劳。
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的事迹证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