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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自然是李如松。
如果在万历二十一年的朝鲜搞一次明朝将领选秀,那么冠军一定会被吴惟忠夺走,而不可能是李如松或其他什么人。
朝鲜人太喜欢这位沉默寡言的总兵了。他来自传说中的大明南方;他能力超群;他是戚继光的亲传弟子;他从来不象那些辽东人一样趾高气扬,对人和蔼可亲;他的部队军纪好到不得了,行军沿途不仅不骚扰百姓,而且还主动帮他们修缮房屋,接济老幼。
许多逃避兵祸的朝鲜人,听到是吴总兵的部队路过,都会纷纷走出来主动夹道欢迎,从义州到平壤一路上,都是赞颂吴总兵的碑颂。
吴惟忠的声望,在平壤之战后飚到顶点,他被子弹透胸而过的光荣事迹,通过休静大师的僧兵之口,广为传颂。以至于骆尚志先登城楼的大功,也被朝鲜人描述为“不愧是和吴总兵出身相同的南兵”。
在明朝,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党争,如果没有党争,那就不是明朝了。对朝鲜人这种大肆推崇南兵的行为,提督李如松大人心里非常不爽。
平壤之战结束以后,李如松开始论功行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入城的头功分给了李如柏,理由是他负责主攻的南城是最先被攻破的。
这个举动搞得南军一片哗然。南兵在平壤之战中伤亡相当惨烈,三千死伤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劳苦功高。骆尚志最先登上城楼,这是多少双眼睛看到的事实,可李如松食言而肥,硬把这一份大功记在了李如柏的头上——更过分的是,吴惟忠和骆尚志此时重伤未愈卧床不起,根本无力辩驳。李如松这一手,真是太不地道了。
吴惟忠在病榻上听到头功分配给了李如柏,双目望天,默然不语。后来尹斗寿代表朝鲜君臣,去探望吴惟忠时,后者病势相当沉重,神色怏怏,一腔愤懑郁结于胸。他病得不能说话,便给尹斗寿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就一句话:我估计自己是不行了,希望能看在我为平壤流血的份上,给我置一副柏木棺材。
尹斗寿一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赶紧派人去定州染源山上去找上好柏木。所幸吴惟忠和骆尚志都是武林高手,体格健壮,修养了一阵总算是恢复,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战。
不光是他们两位,另外一位南军将领钱世桢,也同样蒙受委屈。
钱世桢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是嘉靖甲子科的举人,觉得当笔杆子不够过瘾,毅然转了专业,在万历乙丑科居然又考中武举,不折不扣的文武双全,在大明朝里也算少见。他这个人一生嗜马,在朝鲜的民间传说里,曾说钱世桢到朝鲜以后,碰到一匹凶悍的野马,当地人说这匹马不光吃草,还吃肉,把附近山里的飞禽走兽吃了个遍,连老虎都没剩下。钱世桢带着铜锤钢索,跟这匹马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将其驯服。
这次论功行赏,钱世桢也一直在被李如松有意无意地打击。在平壤之战中,他一直冲杀在前,和家丁杨文奎、徐大胜、郭子明等人率先登城。南军登城之际,那些不可一世的辽东军。磨磨蹭蹭地还没靠近城墙。等进城以后,他敛军整训,那帮辽东军人却闹哄哄地四处抢掠战利品。
这就够窝心的了,可还有更气人的事。他在小西行长离城以后,带兵追过大同江,路遇一个白袍日本将领,三两下砍死,割下首级,带了战袍回去讨赏。李如松问他这人叫什么名字,钱世桢一愣,这我哪儿知道。李如松摇摇头,这功劳没法给你算啊。
种种不公平,终于惹起了另外一位南军将领的反弹,他的名字叫做王必迪。
王必迪也是戚继光旧部,跟吴惟忠、骆尚志等人是同僚,级别略低。吴、骆两人重伤以后,能为戚家军撑场面的也只有他了。
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开城,分派将令。按照规矩,游击以下的都要跪着接受命令,可李如松抬头一看,发现王必迪一个人站在那里没动。李如松皱着眉问他怎么回事,王必迪平静地说道:“李如松你不智不仁不信,这仗没法打。”
李如松有点生气,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不智不仁不信啦?王必迪回答:“初八的平壤之战,你一大早把士兵轰起来打仗,连早饭都来不及吃,让我们饿着肚子攻城。这是不仁;围城的时候,我听见李提督你喊了一声‘先登城的赏银三百两,或者授都指挥佥使的官职。’结果那么多人奋勇杀敌,登城入围。现在银子呢?官职呢?这是不信;现在您把主力搁在平壤,自己带着先锋前进,若是出了什么事,大军便会动摇退却。这是不智。”
听完这三条,周围将官脸都绿了。王必迪这三条,条条打脸,一个小小游击敢对提督这么讲话,看来是豁出去了。
奇怪的是,李如松听完以后,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挥挥手让他退下。散会以后,李如松找来手下,吩咐拨一部分银子给平壤、开城的南军队伍,对王必迪没有作任何处罚。
等到李如松从碧蹄馆死里逃生退回开城以后,找到王必迪,没有怪他的乌鸦嘴,反而拍着他肩膀说:“我知道南兵劳苦功高,这几天实在是辛苦了。”着手安排南军退兵。王必迪表示不愿后退,李如松点头说理解,理解,亲笔给他写了一份将令,准许他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以李如松的傲气,对宋应昌都毫不客气,怎么对一个小小游击前倨后恭?
李如松不是天生恶人,也不是反派,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李如松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他虽然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说一不二,但如果他不为这个集团谋取利益,很快便会被抛弃。
李如柏、李如梅、杨元、张世爵、祖承训、查大受、李宁这些人和更多的辽东系中下层军官,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辽东小集团。李如松在作战的时候,必须要同时考虑国家利益和这个小集团的利益。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李如松必须要安排南兵先攻,北军掩后;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须尽量避免辽东军的兵员损伤,为此不惜把小西行长放走。
平壤头功这件事,实际上是辽东系将领联合施压的结果。李如松对南军的功劳心知肚明,也不是没考虑过犒赏他们。可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口风,称赞南军那么几句,李如柏、张世爵几位北军中坚便拼命诋毁,把南军骂得一文不值。
李如松若是秉公处理,恐怕从此辽东将领便会离心离德,让这个小集团分崩离析。因此,李如松对此别无选择。
不过在李如松的内心,对抢功这个可耻行也不无愧疚的,这有损于他作为一个军人的骄傲。因此,他对王必迪的直言不讳表现出了异常的宽宏大量,并尽量给予其安抚,把自己对南军的亏欠,从别的途径弥补一下。
可惜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如松还未来得及对南军施展怀柔之术,南军背后的大佬们已经开始反击了。
这个世界,总是分成派系的。朝鲜有东人党,西人党;日本有文治派、武断派;而在大明的东征军里,南、北二军也早已泾渭分明,各自形成自己的基础力量与上层关系。辽东军靠得是李如松和李的家族势力,而南军依靠的,则是嘉善人袁黄和绍兴人宋应昌等浙籍朝廷大员。
一旦贴上了派系的标签,争端的性质便会发生转变,从唯对错论变成唯派系论,乃至、甚至是唯籍贯论。
李如松对南军玩出种种手段,是故意也罢,是不情愿也罢,总之对南军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最初的反弹,是些毛毛雨。
一月二十三日,朝鲜国王在返回平壤的路上,碰到了刚到朝鲜的宋应昌。宋应昌还带着朝鲜人民的老朋友黄应阳。几个人见面,相谈甚欢。
席间黄应阳说我当年推荐的浙兵表现如何?李昖说牛逼啊,可惜才了来三千多人,要是来一万,日本人就完蛋了。黄应阳嘿嘿一笑,一脸神秘地掏出一张纸。李昖问这是什么?黄应阳回答说:“李提督生性残酷,爱杀戮,这一路打下去,搞不好会屠杀平民。我这次带了许多免死帖,沿路散发,可以让老百姓免于死在辽东军屠刀之下。
黄应阳也属南军派系,是最早向朝鲜君臣介绍南军的人。他的话,朝鲜人信服得很,于是李如松在朝鲜人心目中,悄然变成了一头嗜杀的暴虐分子。李昖特意派了许多人前往各地,分发免死帖,告诉附近的人绕着李如松的军队走。
讽刺的是,这份免死帖的落款,还是宋应昌和李如松的联合签名。
这有点太埋汰人了,辽东军的军纪是不怎么样,但也不至于像防日本人一样防他们。
这还只是小手段,然后,厉害的反弹来了。
总参谋长袁黄在战后抵达平壤,偷偷告诉骆尚志等人:“你们的委屈,朝廷都知道。我给上头写的奏表里,你们的功劳一个都缺不了,稍安毋躁。”
过不多时,明、朝联军里开始流传起一则流言,说辽东军人喜欢滥杀朝鲜人冒充倭寇首级,经常偷偷跟着落单的朝鲜平民,到了没人的地方,手起刀落,咔嚓一下砍断脖颈,再把头发剃了,回来领功——当时中、朝男子皆蓄发,只有日本人要把脑袋剃秃——这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传到了朝鲜王室耳朵里。
这则流言相当狠辣。这一招,确实是辽东军常用的伎俩。他们在辽东与鞑子作战时,经常砍杀沿途百姓冒领军功,当地御史弹劾辽东将领,这一条罪名是从来不会少的。加上之前黄应阳在朝鲜造起来的舆论,这流言一经流传,立刻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纷纷帮忙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