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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爸爸看着我、凝视我、注意到我，也只有过这么一次。在此之后，他就接受了现实。
那时候，还不允许父亲步入孩子出生的光荣舞台，也就是女人准备生孩子的地方，在那儿，产妇强忍住哭泣，或者大喊大叫地忍受痛苦。只有睡在病床上、躺在半私人或全私人病房的妈妈们收拾干净了，清醒了，盖上了浅色的毯子，才会让爸爸们见到。我妈妈有间私人病室，正如她在小镇的地位一般，并且正好也亲眼看见了未来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爸爸站在育婴室的窗户外面凝视我，是在见过我妈之后，还是之前。我倾向于之后。这样的话，当她听到门外有他的脚步声，脚步声穿过她的房间时，她听出来他脚下的怒火，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不管怎么样，反正她给他生的是儿子。大家都觉得所有男人都想要儿子。
我知道他说了什么。或者说，是她告诉我他说过的话。
“好大一块碎猪肝。”
然后是：“你用不着想着把那东西带回家了。”
我的脸有一边很正常。我的全身，从脚趾到肩膀，也都很正常。我身长二十一英寸，体重八磅五盎司。一个结实、白皙的男婴，虽然刚刚经历了一趟寻常不过的旅行，皮肤可能还是红通通的。
我的胎记不是红色的，是紫色的。在我还是个婴儿，还是个小小孩的时候，颜色很深，不过等我长大一些，就渐渐地淡下来了，虽然从来没有淡到看不出来。迎面过来的人，第一眼看见的肯定是胎记。你要是从我干干净净的左脸那侧过来，会吓一大跳。胎记看起来就像有人把葡萄汁或颜料甩在了我脸上。飞溅上来一大块，到了脖子那儿，变成了点点滴滴的形状。它围住一只眼睛，然后绕着鼻子转了漂亮的一圈。
“就因为如此，这只眼睛的眼白看起来才这么清澈可爱啊。”这是妈妈傻瓜语录中的一句，虽然情有可原。她只是想让我自己喜欢自己而已。更奇怪的是，因为没有人和我说真话，所以我几乎相信了她的话。
当然了，我爸爸终究没办法阻止我进家门。并且，我的存在，我的出现，理所当然地筑就了父母之间的巨大裂痕。不过我很难相信以前没有裂痕，至少有误解，还有冰冷的失望。
我父亲的父亲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开了一家制革作坊，然后是一家手套厂。当时间进入二十世纪，财产渐渐缩水，不过，大房子仍然屹立在原地，园丁和厨师也还在。我父亲上了大学，参加了兄弟会，每次提起时，他都说这是他人生的一段美好时光。手套厂破产以后，他进了保险公司。和上大学的时候一样，他在我们小镇是个公众人物，高尔夫球打得很棒，还是个好水手。对了，我还没说，我们住的是祖父盖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房子坐落在休伦湖的山崖上，面对夕阳。
在家里，父亲最活跃的特质就是仇恨和鄙视的能量。其实，这两种情感是共生的。他仇恨并且鄙视一些食物、汽车的构造、音乐、演讲礼仪、时尚服装、广播喜剧演员，后来又仇恨鄙视电视名人，还有惯常的种族和阶级分类，不过在那个年代，这本来就是用来仇恨和鄙视的，尽管用不着像他那么彻底。实际上，只要一出家门，他的大部分观点没有人和他争论，不管是他的兄弟会伙伴，还是出海伙伴。我认为，正是他的激进给人们带来了尴尬，同时也带来了对他的赞赏。
直言不讳。别人就是这么说他的。
显然，制造出我这样的产品，在他看来，简直是每天一推开房间门就不得不面对的污辱。他自己一个人吃早餐，不回家吃午餐。早餐和午餐妈妈都和我一起吃，有时的晚餐也和我一起吃，余下的时候和他一起。后来，我估计他们为此吵过架了，变成了我吃饭的时候她陪我坐着，她和他一起吃。
可以这么理解，对他们的婚姻幸福，我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不过，他们当初怎么在一起的？她没上过大学，她只能借钱读一所培训学校，在她那个年代，老师就是从培训学校出来的。她害怕出海，高尔夫也打不好。就算有些人说得不错，她以前是个美女（人很难判断自己的妈妈是美是丑），她的外表也不会是我爸爸喜欢的类型。他聊过他觉得是尤物的几个女人，还有后来成了他甜心的女人。妈妈不是这类型的。她不涂口红，戴的是单层胸罩，头发编成麻花辫盘在头顶，额头显得更宽更白了。她的衣服永远和时尚没关系，多少有几分没形状，过分地庄严—她是那种你觉得戴着上好的珍珠项链的女人，虽然我想她大概从来不曾真的戴过。
我似乎打算说的是，我猜想自己可能只是个借口，甚至有可能是天赐良机；我成了他们之间现成的争端，成了他们不可解决的问题，把他们扔回天然的分歧之中，实际上这样的状态下他们反倒舒服点。我在小镇生活的所有年头，都没见谁离过婚，所以也许是想当然地认为，还有别的夫妻在一幢房子里各过各的日子，还有别的男人女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他们之间的差异从来没能弥补，有些话或行为从来没得到过原谅，障碍从来没能消失。
这样的故事，接下来也毫不意外了。爸爸抽烟喝酒很厉害，当然，他的大部分朋友不管是什么处境，大半也是这样。爸爸五十多岁就中了风，几个月后就死在了床上。当然，这段时间，我妈妈把他留在家里，始终在照顾他，他并没有变得温柔一点、感激一点，反倒是一直污言秽语地辱骂她，不幸让他更为激烈，反正对她来说什么污辱都能解释得过去。他呢，似乎非常地满足。
有个女人在葬礼上和我说：“你妈妈是个圣人。”这个女人的面孔，我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楚，不过忘记她的名字了。一头白色的发卷儿，涂了胭脂的脸颊，面容清秀，垂泪低语。我立刻开始讨厌她。我板着脸。那一年我大学二年级，从来没有参加，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参加爸爸的兄弟会。和我一起消磨时光的人，是一些想当作家、想当演员、有活在当下的智慧、致力于浪费时间的家伙。他们是无情的社会评论家，横空出世的无神论者。那时候，我对言行举止像圣人的人毫无敬意。而且，诚恳地说，我妈妈也没打算当圣人。她离那些虔诚的神圣观念远得很，所以对我也没有这种要求，我每次回家，她从没叫我去爸爸的房间说一言半语和解的话。我自己也没去过。没有和解的观念，更别说什么祝福。我妈妈可不是个白痴。
她曾经一心扑在我身上—我们俩都没这么说过，但我想在我九岁之前，就是这样的。她一开始在家教我，然后把我送到学校去。上学，听起来就像一个灾难之源。备受妈妈宠爱的紫脸蛋的小家伙，突然掉进了形形色色的奚落之中，遭受幼小的野蛮人无情的攻击。不过，我的日子算不上糟糕，现在想起来，我也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我个子高，身强力壮，也许这些帮了我的忙。不过我想，我家里的气氛和脾气暴躁、粗暴无礼、互相憎恶的环境（即使这一切都来自于并不经常出现的父亲）能让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合情合理、容易理解，哪怕这种理解并非积极主动的，只不过是被动接受。有没有人努力对我好一点，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我的外号叫葡萄籽，不过反正每个人都有个难听的外号。有个男生脚特别臭，每天洗澡都没用，大家都叫他黄鼠狼，他高高兴兴地忍着。我过得不错，我给妈妈写信时语调滑稽，她的回信风格也颇为近似，她略带讽刺地告诉我发生在小镇或者教堂里的事儿。我记得她描述了一场争论，议题是为女士的茶会准备的三明治怎么切才正确。她甚至试图幽默地、不带怨毒地描述爸爸。她称他为神的恩典。
写到这里，我已经把我眼中的父亲塑造成了一个畜生，而我妈妈则是拯救者和保护人，对此，我深信不疑。不过，他们并不是我的故事里仅有的人物，家里的氛围也不是我唯一知道的。我现在说的是我上学之前的事儿。我认为是我生活中的大戏的事件，早已经在这座房子之外发生了。
大戏。这么写让我觉得尴尬。我不知道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廉价的嘲弄，或许只是让人厌烦的自以为是。但随后我就想，你想想我是以什么为生，难道不觉得我这么看我的生活、聊我的生活很自然吗？
我变成了演员。奇怪吗？当然，读大学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是戏剧社的活跃分子，最后一年我自己还导演了一出戏。戏里有一个经典笑话，创作来源是我本人，就是关于我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角色的。用没有胎记的半边脸对着观众席，必须走过舞台的时候就倒退。不过，如此极端的手法其实没有必要。
那时候，国家电台有一档雄心勃勃的常规戏剧节目，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有。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莎士比亚，易卜生。我的嗓音天生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再加上一些训练，变得更好了。所以我被录用了。开始只是小角色，不过那时候电视把广播挤得行将凋零，我却几乎每周都要上节目，所以我也有了一批忠实的听众，即使人数算不上众多。有观众来信批评不良语言，反对提及乱伦（我们确实在某些希腊戏剧里提过）。不过，并不像妈妈担心的那样有大量雪花般的来信指责我。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妈妈都坐在收音机旁的椅子上，忠心耿耿，而且，忧心忡忡。
之后是电视行业。对我来说，相当于演艺生涯就此结束。不过，声音给我带来了好处，我得到一份播音员的工作，刚开始在温尼伯，后来就回了多伦多。在过去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每个周末的下午主持一个电子音乐节目。并不像大家通常以为的那样，由我来负责精挑细选各类音乐。我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有限。不过我训练出一种令人愉快、略显古怪、富有耐心的个人特色。节目组收到大量的观众来信。有的来自老人院、盲人之家，有的来自经常开长途车的人、正在无聊的出差路上的人、白天独自在家做饭熨衣物的家庭主妇，以及正在用播种车耕作或耙松大片田地的农夫。信件来自全国各地。
等我终于退休的时候，溢美之词奔流不息。他们写信来表达他们的失落感，仿佛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甚至是家庭成员。他们的意思是，这一档固定时段的节目，让他们这一周的另外五天都感到充实。时间被填满，可靠，并且愉快，让他们不再茫然，因此他们表达真诚的，也颇为难堪的感激之情。意外的是，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只好小心自己的声音，不让自己在节目中读他们的来信时哽咽。
对节目的记忆，还有对我的记忆，迅速消失了。新的忠诚形成了。我休息得很彻底，拒绝主持慈善拍卖会，也没有发表过怀旧演说。妈妈去世的时候，已经活到了寿星的年纪。房子我没有卖，只是租了出去。现在我打算卖掉了，也已经通知了房客。我打算自己住一段时间，把这地方（特别是花园）整理出模样再说。
这些年，我并不孤独。除了我的听众以外，我还有朋友。也有女人。当然了，有些女人就喜欢和她们以为需要她们支持的男人交往—她们急不可待地带你到处炫耀，作为她们自己慷慨付出的证明。我对这些女人保持警惕。这些年，我最为亲近的女人是台里的接待员，她是个明智温良的人，和四个孩子一起生活。我们曾经觉得，等她最小的孩子离家之后，我们会搬到一起生活。但是她最小的孩子是个姑娘，她没有离开家就有了个自己的孩子。于是，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关系，都渐渐消退。我退休回到老家之后，用电子邮件和她保持联系。我请她来看我，她突然宣布说她正在准备结婚，要去爱尔兰生活。我实在是太过震惊，都被这个消息震翻了，没有问她女儿和小婴儿是不是也跟她一起去。
花园实在是又脏又乱。不过，我觉得待在花园里比待在房子里更轻松。屋子外头还是老样子，里面的变化则翻天覆地。妈妈把后头的起居室改成了卧室，食物储藏间完全改成了洗手间。再后来，为了适合房客居住，放低了顶棚，装上便宜的门，贴了几何图案的艳丽墙纸。花园就没有这么大的变化，只不过是疏于照顾。多年生长的植物仍然在野草中间蔓延。大黄苗圃有六十年或七十年历史，比雨伞还大的撕破的叶子成了它的地标。六棵苹果树还在，挂着的小苹果被虫子蛀得坑坑洼洼，是什么品种我也忘记了。我清理过的地面看起来那么微小，但清理出来的野草和树枝已经堆积如山了。必须要拖走，而且还得我自己花钱。城里不让放火烧落叶了。
以前，一个叫皮特的花匠照料我们的花园。我忘记他姓什么了。他跛了一条腿，脑袋永远歪向一边，不知道是因为事故，还是中风的缘故。他干活儿慢，但是心细，勤勤恳恳的。皮特似乎心情永远都不好，妈妈和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柔和，以示尊重，她让他留意下他照料不够的苗圃，后来这些苗圃就有了变化。他讨厌我，因为我总是在不该骑车的地方骑我的三轮车，还在苹果树底下搭我的藏身之处，大概也因为他知道我小声骂他小人皮特。我也不知道这外号从哪里来的，也许是从漫画里来的？
还有一个他叽里咕噜讨厌我的理由，我刚刚才想到，奇怪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明显都是身体遭受厄运的受害者。你可能以为这样的人有共同话题，不过通常来说，他们没有。有的事本来很快能忘记的，对方可能又提醒了。
不过，这我也不确定。妈妈把事情都安排好了，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情况。她声称她要在家里教我，是因为我支气管有毛病，而且一开始的两年学校闹传染病，她要保护我不受细菌感染。有没有人相信她的话，我不知道。何况，我爸爸的不友善，家里人人都有感受，我从来不觉得他是专门针对我的。
在这里，我还得重复自己的话，我要说，我觉得妈妈做得对。对一个人明显缺陷的强调、持续的刺激和成群结伙造成的压力，会把尚且年幼的我抓住，让我无处可逃。现在就不一样了。对一个像我这样忍受折磨的孩子来说，真正的危险是周围的人小题大做，卖弄爱心，而不是嘲笑和孤立。或许对现在的我也一样。那段日子也许正像妈妈一贯知道的那样，从纯粹的恶毒里感受到的，更多是生活中的活力、智慧，以及人们种种似是而非的观念。
大概二十年前，也许是更早的时候，我家的地界上还有另一座房子。我以为是一个小谷仓或者棚屋，皮特用它来放工具，有些我们暂时不用的东西，在最终确定处理方法之前，都放在棚屋里。后来，皮特的工作被一对年轻活泼的夫妻—吉妮和弗朗兹接替，他们用自己的卡车运来了最新的设备，没多久就把棚屋拆除了。再后来，他们转行做园艺生意的时候，就让他们十岁出头的孩子们来除草，反正那时候，别的事情我妈妈也不想做了。
“随它便吧。”她说，“这样不就容易多了嘛。顺其自然。”
话题再回到那座房子里去—看看我，绕着主题转来转去，心里惴惴不安。这座房子彻底变成储藏室以前，曾住过人，最早住的是贝尔夫妻两人，他们为我的祖父祖母工作，一个是厨师兼管家，另一个是花匠兼司机。祖父有一辆帕卡德，但他自己一直都不会开车。我出生之后，帕卡德和贝尔夫妻都已经不在了，不过大家还是把这座房子叫作贝尔小屋。
我小的时候，有几年，贝尔小屋租给了一个叫沙仑·萨特尔的女人。她和女儿南希住在里面。她原本是和丈夫一起来镇上的，他当时刚当上了开业医生，但不过一年左右，他就死于败血症，她和孩子留在了小镇上。正如大家说的，她没有钱，也没有朋友。意思就是，没有人帮她，没有人请她做客。某个时候，她在我爸爸的保险办事处得到了工作，就搬进了贝尔小屋。我不确定这是在什么时候，她们搬进去的时候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小屋又空了。总之，那段时间，小屋重新粉刷成灰扑扑的粉红色，我一直觉得这是萨特尔太太自己挑的颜色，就不觉得她还有可能住在别的颜色的房子里。
我当然叫她萨特尔太太。但是我知道她的名字，而大部分成年女人的名字我并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沙仑不是个普通的名字。我从主日学校里知道，这个名字和一首圣歌有关。我妈妈之所以能同意我去主日学校，是因为主日学校监控严密，根本没有休息时间。大家一起唱歌，圣歌的歌词在屏幕上闪烁。我觉得，我们中的大部分孩子在还没识字的时候，就从我们面前的词句形状，对这些诗篇有了些印象。
阴凉的西罗亚溪畔
百合花儿绽放得如此甜美，
在那山脚下，清风芬芳，
来自沙仑带露的玫瑰。
我没想到屏幕的角落真的有一朵玫瑰，然后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一朵淡粉色的玫瑰花，花朵上方的光环，变成了沙仑的名字。
我的意思不是我爱上了沙仑·萨特尔。在我刚刚离开襁褓的时候，我确实恋爱过，我爱上了一个调皮的女仆，她叫贝西。她推着婴儿车带我去散步，我坐在公园的秋千上，她把我推得很高很高，我几乎要从秋千架顶翻过去。后来，我又爱过妈妈的一个朋友，她的外套领子是天鹅绒的，她的嗓音感觉也像是天鹅绒。沙仑·萨特尔和爱没有关系，她的嗓音不像天鹅绒，她也没兴趣给我展示什么美好时光。她个子很高，很瘦，瘦得不像当妈的人，身上似乎一点曲线也没有。她的头发是太妃糖的棕色，发梢是金色，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也始终留着短发。她的口红是鲜亮的红色，看起来很浓稠，像我在电影海报上看见的明星。在家的时候，她永远穿着一件和服式晨衣，那副样子总是会让我想起某种有气无力的鸟。鹳？鹳的腿挺像她的腿。大半时间，她都躺在沙发上抽烟，有时候为了让我们或者是让她自己开心，她就把腿伸直了，先伸一条，再伸另一条，把羽毛拖鞋甩到半空中去。她不和我们生气的时候，声音嘶哑粗糙，语气谈不上不友好，但也从来不是明智、温柔或者斥责的，不是感情丰富、有点悲哀的，这些才是我对妈妈的通常印象。
你们这些白痴。她就这么叫我们。
“出去，让我安静一会儿，你们这些白痴。”
我们跟着南希的玩具汽车在屋里跑来跑去的时候，她躺在沙发上，烟灰缸就搁在她的肚子上。她到底想要多安静？
她和南希的吃饭时间不规律，食物也很奇特。每回她到厨房去给自己做点心，回来的时候从来不会给我们端可可或者全麦饼干。另外，南希用调羹从罐子里直接舀和布丁差不多黏稠的菜汤，用手从盒子里直接把大米麦片抓出来时，她也从来不管。
沙仑·萨特尔是不是我爸爸的情人？给她工作，给她粉红的小屋，是不是免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