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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生病了。一个天气晴朗的清晨，雪碧第一个起床准备上学，在卫生间里发现妈妈躺在地板上，妈妈很冷静地说：“雪碧，我动不了了。别拉我起来，去打1200。”
我们一起送妈妈去医院，妈妈的担架先被抬进救护车，我站在车门外面，闻到了冬天的味道。妈妈把头略微偏了一下，一缕发丝落在颧骨上。她在看着我。我钻进车里以后，抓住了她的手。她对我笑了一下，她说：“你还从来没坐过救护车吧？”我也笑了，我说：“没有。”我知道她在害怕，可若是我来安慰她，她又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我差点说：“救护车是从没坐过，但我坐过警车。”——警察们把哥哥带走的那天，来了好几辆警车，有个警察就顺便让我坐进去，把我带去录笔录。可是跟妈妈，我是不能开这种玩笑的。但是不管怎么讲，躺在担架上的时候，她终于对我笑了一次。她已经太久没对我们任何人笑过，如果我现在还是小时候的话，我一定会以为她不再爱我了。
她居然一直笑着：“我就是有点头晕。”
医生说，头晕是因为高血压。可是她摔倒的时候却伤到了腰。她原本就有的腰椎间盘突出更恶化了。这下她必须一动不动地躺着，她听到医生说“一定要卧床一周到十天”的时候似乎有种喜悦。其实我也能理解的，这下她有了更充足的理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坐在她的房间里跟她说话。至少她现在愿意跟我说话了。那个担架上的微笑冰释了她和我之间的一些东西。她总是慢慢地，柔声细气地回忆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问我记不记得五岁那年试着做雪糕的事情，我说我当然记得。
那年夏天妈妈买回来几个做雪糕的模子，这样新鲜的玩意儿显然是启发了我探索世界的热情。我把自来水放进模子搁进冰箱的冷冻室，一夜了我灵光乍现的冲动：一盒又一盒堆得整整齐齐的彩色粉笔。我问小叔：“可以给我一点吗？我每样颜色只要一根。”小叔说：“当然。”爸爸还在旁边帮我：“她最近很喜欢在小黑板上玩老师教学生的游戏，她是老师，学生是她的那些布娃娃。”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红的，我把这五根粉笔整齐地叠放在我的衣袋里，兴奋得如同“武昌起义”前夜的革命党。
后来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我终于做出来了彩色的冰棒——既然已经是彩色的，所以我就骄傲地将它们命名为“雪糕”。天知道我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我把彩色粉笔泡在自来水里，拿小木棍坚持不懈地捣碎和搅拌，终于使雪糕模子里面的水变成了彩色的。红色的是西瓜口味的雪糕，绿色的是苹果口味，蓝色的是什么呢—我还不认识任何一种水果是类似这样的天蓝色，所以我绕过了它，直接把黄色和紫红色的命名为“香蕉口味”和“葡萄口味”。“姐姐—”我很认真地问正在盯着暑假作业发呆的姐姐，“有没有什么水果是蓝色的？”姐姐皱了皱眉头：“没有。只有蓝颜色的花。”好吧，于是蓝色的那种就只能委屈地叫做“兰花口味”。于是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的雪糕店开到了楼底下玩耍的小朋友们中间，她们自然是对我的作品报以赞叹—由于过于赞叹，有那么一两个小朋友选了她们喜欢的颜色然后把雪糕吃掉了……还不满地说：“一点都不甜嘛。”
那天晚上，爸爸妈妈赔着笑脸送走了那两个小朋友的父母。然后门一关，妈妈转身就揍了我一顿。爸爸在旁边，一边时不时提醒妈妈：“这下打得重了……”一边威慑我道：“你知道错了没有？”穿梭于两种角色之间，忙得很。
妈妈一边笑，一边脆弱地叹气：“不行，不行，我笑得太过分腰就受不了了。”我也笑，开心地说：“其实我有什么错嘛，是她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心照不宣地，绕开了一个细节，就是在我挨打的时候，当时小学五年级的哥哥在旁边焦急地喊着：“三婶，那个粉笔水是我帮她做的，她够不着冰箱上面那层门，也是我帮她放的，你别打她都是我帮的忙。”我一边哭，一边自尊受损地转回头去反驳他：“你乱说，你不要瞧不起人，我自己搬了小凳子踩上去就够到了！”
我只是在这个取暖的时刻，偷偷地在心里回忆了一下这个细节。妈妈想要装作忘记了哥哥，我为了她能不再拒绝我，也决定暂时配合她。但是我声心里的悲凉像堆大势已去的火，在废墟上面似有若无地支撑起来柔弱的火苗。“妈。”我鼓起勇气，命令自己再靠近一点那个危险的核心。
“我，不想考研了。等毕业以后，我想去实习的那间公司上班。”我用力咬了一下嘴唇。
“随你。”她非常淡然地回答我。
“那你不会觉得我没有出息吗？”
“这些都是假的。”妈妈没有表情，“我原来觉得，只要我们全家人都能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可是现在才知道，连这个也是假的。”
“总得有什么是真的吧。”我不安地看了看她。
“我这些天，也总在想这件事儿。”她的眼睛看着窗外，“可能大事情都是假的，比如生，老，病，死。只有小事情才是真的。”
“小事情，就像我拿粉笔做雪糕么？”
妈妈笃定地点点头。
“可是我觉得，也不是所有的大事情都是假的。”我盯着自己的膝盖，“好多人就是想急着证明大事情不是假的，就是太当真，才会做蠢事的。”说完这句话，我也不敢抬起头看她。
“郑南音，”妈妈像是准备叹气那样，叫我的全名，“蠢事就是蠢事，不仅蠢，还伤天害理呢。”
“要是你爱一个人，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就不爱他了么？”我静静地听着她缓慢的呼吸声汇入了空气里面。
不知道等了多久，我听到她清晰地说：“是。当然。伤天害理的人就不配被爱。”
我的心脏跳得那么重，但是我却看着妈妈的眼睛微笑了：“妈，你想不想喝水？我去给你沏杯新的茶，好不好？”
她说：“好。谢谢南音。”
我恨这个时时刻刻，万事万物都要讲条件的世界。
十二月，臻臻似乎好起来了。虽然她还是不讲话的，可是我能明显感觉到，她的眼睛里有了些算得上是“神情”的东西。有的时候，她说话，她会抬起眼睛来静静地看看我。她依然需要每天准时到陈医生的病房里来，不过，现在会带来她的娃娃，有时候还带着一个魔方——听说这是好现象，表示她的注意力已经在转移了。是陈迎南这么说的。
每天上午我都会去那里待两个小时，曾经我会试着把她带到花园里，在阳光下面进行我们的故事。现在天冷了，索性就不去户外。我也真的渐渐习惯了那个像道具一样沉睡的陈医生。我会在八点左右过去，那时候护士对他的第一轮检视已经完成，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我就会离开，往往十点左右的时候，就又要有人进来看他了。臻臻沉默不语，倍守着我会到来这个秘密。
所以每天从医院走出来，都会觉得还有很长的一天像个性情温和的债主一样，在医院的大门外等候我。我得变成一个脸皮越来越厚的人，才能应付它们。
虽然现在只有律师才可以见到哥哥，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写信给他了。我每隔两三天就会写一封，但是我不会去告诉哥哥家里发生了什么，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那些都没什么值得说的。我只是告诉哥哥臻臻现在在慢慢好转，我在给她讲故事。我们的《外星小孩和小熊和小仙女》一直都在进行着，那片红色荒原上没有四季。
我告诉哥哥我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给臻臻。最初，我原本想去书店里买小孩子看的图画书，可是不知道该买哪本。于是这个故事就开了头，既然开了头我就想把它讲完，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我在做一件有希望的事情，我说这样我就可以活下去了。但是我想了想，又把那句“我就可以活下去”用涂改液涂掉了，我怕哥哥看了会难过。
我在凝结了的涂改液上面，费力地打算告诉哥哥另外一件事，我刚刚去买了一件新的冬天穿的厚外套，是橙色的。很好看。不过我没说，试衣服的时候我对着镜子问自己：我现在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觉得自己漂亮吗？其实理论上讲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似乎做不到了。
有一天我没有听见闹钟的声音，所以到达医院的时候已经快要十一点。天气阴沉，我看见那个叫陈迦南的人带着臻臻在花园里坐着。准确地说，是他一个人坐着。臻臻穿着一身滑雪衣，蹲在地上弹弹珠。露在外面的小手被冻得红红的，可是她好像不在乎。
“你居然能坚持这么久。”他看着我笑。
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因为我隐约觉得下边不会有什么好话。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接着说：“差不多就行了，别演上瘾了。”
“关你什么事。”说完我就后悔了，但是总是这样，我总是忘记他是“被害人家属”，总是没办法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流露那种自知底气不足的歉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