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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点20分，莎拉·博洛尼才给艾弗·加罗德打了通电话。她下午早些时候一直都待在自己的公寓里，但是没敢从那里往外打电话。她有时候觉得他似乎天生就对隐秘性有一种痴迷的执着，因此给她定下了这样一条绝对的铁律：任何重要的事情都不能通过她自己的电话线传达给他。所以从她的祖母离开之后，她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寻找一个方便、合适的公用电话亭，并准备好足够多的硬币。但是他一直没接电话，她也不敢冒险留言，甚至都不敢报上自己的名字。
那天，她唯一的日程安排就是要去给一位来此地做客、和朋友一起待在赫特福德郡的作家拍照。她一般尽可能用最少的设备，并且一直都是乘坐火车出行。她对于这一短暂的工作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她就像一个机器人：选择最好的布景、测光、调焦。她想一切应该还算顺利，那个女人看起来很满意。但即便在工作的时候，她也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去找一个公用电话亭，再次试着联系艾弗。
火车还没在国王十字火车站停稳，她就跳下了车，并环顾四周，不顾一切地想要找到指示电话亭方位的箭头。候车大厅连接着一条气味难闻的走廊，两侧各有一排开放式的电话亭，墙壁上涂满了数字和各种涂鸦。现在正是高峰期，她等了好几分钟才有电话空出来。她几乎是一把夺过电话，听筒上还有上一个人使用过的余温。这一次她很幸运，他在办公室，是他本人接的电话。她发出了欣慰的低声呜咽。
“我是莎拉，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试着给你打电话。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长话短说吧。你在哪里？”
“国王十字火车站。你听说那个消息了吗？”
“刚刚听说，在18点的新闻里播出了。还没上晚报呢。”
“艾弗，我必须见你。”
他冷静地说：“当然了。我们需要讨论一些事情，但是今晚不行。今天是不可能了。警方已经联系你了吗？”
“他们一直试着联系我，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一整天都很忙，要到明天18点30分才有空。”
“你真的很忙吗？”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这样想着，说道：“我下午有两项工作安排。”
“这可算不上一整天都很忙。永远不要和警方撒谎，除非你确定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查到真相。他们只需要核对一下你的日程就能发现事实。”
“但是我们谈过之前，我不可能让他们来的。他们也许会问到一些事情。比如有关特蕾莎·诺兰的问题、关于黛安娜的问题。艾弗，我们必须见一面。”
“我们会见面的。他们不会问到黛安娜的。你的父亲是自杀的，那是他最后，也是最令人尴尬的愚蠢行为。他的人生是一团糟。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想要体面地埋葬一切，而不是把散发着恶臭的秘密都拿出来晒在光天化日之下。顺便一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我的祖母，她给我打了电话，警察从她家走了以后她又打出租车来找了我。她并没有说太多，我猜她也不知道全部的细节。她不相信爸爸是自杀的。”
“这是自然。博洛尼家的人理应穿上制服，去杀掉别人，而不是自己。但是话说回来，显然他的确杀了另外一个人。我在想厄休拉·博洛尼会对那个死掉的流浪汉表达几分同情。”
她的头脑里突然闪过一丝疑虑。新闻里有可能公布第二名受害者是个流浪汉吗？她说：“但不光是祖母这么想。警察，一个叫达格利什的总警司也不觉得爸爸是自杀。”
周围的噪声越来越大。狭窄的走廊里挤满了上火车前需要打一通电话的人。她感觉到有很多人在推搡自己。空气中充斥着嘈杂的说话声，还有砰砰前进的脚步声、刺耳又含糊的车站广播声作为背景音。她把头向话筒凑得更近，说：“警方也不认为这是一起自杀案。”
对面一阵沉默。在如此的噪音中，她斗胆再次提高音量说：“艾弗，警方不认为——”
他打断了她：“我听见你说的了。听着，待在那儿别动，我这就过去。我们只能谈半个小时，但是你是对的，我们得谈谈。别担心，他们明天去的时候，我会在公寓陪你。你不能独自一人面对他们，这是最重要的。还有，莎拉……”
“嗯，我听着呢。”
“我们昨晚一直都待在一起，18点我下班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整晚也待在一起。我们在公寓里吃的饭。记住这一点。从现在起集中精力，并且待在原地不要离开。我大约40分钟之后到。”
她放下话筒，有那么一瞬间一动不动，头倚着电话亭冰冷的金属墙壁。一个愤怒的女人声音响起：“请不要这样好吗？我们有些人还要赶火车呢!”她发觉自己被推到了一边，挣扎着走出大厅，倚在墙上。一股股眩晕与恶心淹没了她，让她一次次感到更加凄楚，但是也没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没有隐私、没有安宁可言。她努力假设她失去了方向感，失去了时间概念。他刚才说了“待在原地”，遵从他的指令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她向后靠着，闭上了双眼。她现在必须听从他的话，依赖于他的力量，就靠他告诉她该怎么做了。她再没有别人了。
他一次都没因为她父亲死了而表示遗憾，他并不感到遗憾，也不认为她会感到遗憾。他一直都是如此残忍、冷酷，这是他所谓的坦诚。她在想如果她说“他是我的父亲，他现在死了，我曾经爱过他，我需要悼念他，就算是为了我自己。我需要安慰。我很失落，我吓坏了，我想让你抱着我，我需要有人告诉我发生这一切并不是我的错”，他会作何回应。
前进的人群像河水一样绕过她继续流动，一张张急切的灰色面庞集结成群，眼睛都瞪向前方。他们就像一群从遭受侵袭的城市跑出来的难民，或是正在撤军的部队，尽管还维持着秩序，但是就在恐慌的边缘岌岌可危。她闭上双眼，让他们嗒嗒的脚步声淹没了自己。就这样，突然之间，她感到自己身处另一个车站、另一群人潮之中。但那时她只有6岁，是在维多利亚火车站，和她的父亲在一起。他们是为什么去了那里呢？也许是去见她的祖母，她得从莱桑德利塞纳河畔拔地而起的别墅中经由陆路再坐船回来。有一瞬间她和她父亲走散了。他停下来和一个熟人打招呼，她临时松开了他的手，跑去看一张海边小镇五颜六色的海报。等到环顾四周的时候，她才惊慌地发现他已经不在原地了。她孤身一人，眼前都是迈着沉重步伐的双腿，像移动的森林一样无穷无尽，让人不安。他们可能只分开了几秒钟，但是那种恐惧极其强烈，即便是18年后的现在回忆起来，她也能感受到同样的失落感、同样吞噬一切的恐惧、同样完完全全的绝望。但突然之间，他又出现了，迈开大步走向她，敞开的长长的花呢大衣随风摇摆。他面带微笑，这就是她的父亲、她的守护者、她的神。当时她虽然没有哭，却因为恐惧和随后的释然而浑身发抖。她冲进他张开双臂的怀中，感觉到自己被高高举了起来，他的声音传入耳中：“没关系的，我的宝贝，没关系的，都过去了。”霎时间，她感觉到自己猛烈的颤抖在他紧紧的拥抱中逐渐消散。
她睁开双眼，眨眼挤掉奔涌的泪水。这行进的大军身着了无生气的黑色与灰色，在她眼前像软糖一样渐渐消融，然后旋转着变成了一个万花筒，里面闪出明亮的颜色。在她看来，那些移动的双脚好像是从她身上踏过，又好像从她体内穿过，她好像变成了隐形人，一个脆弱易碎的空壳。突然，人群分开，他就站在那里，依然穿着那件长长的花呢大衣，向她走来。他微笑着，她克制着自己不喊出“爸爸，爸爸”，努力不让自己冲进他的怀抱。但是这种幻象很快就散去了。这不是他，只是一个匆匆忙忙的陌生人，手里拎着一个手提箱，他充满好奇地瞥了一眼她焦急的面庞和伸出的双臂，然后目光越过了她，又继续走自己的路。她缩了回去，更紧地贴在墙壁上，然后开始了对艾弗漫长又耐心的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