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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贾春娇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詹国滨豪迈地说：“你知道，红旗大楼我十六岁都爬上去了，我还离不了你这个婚!”
贾春娇最后的杀手锏是带走他的儿子。贾春娇把喉咙都喊出了血，她嚎叫：“我要把你的儿子改姓，我要把他改姓贾，他叫贾宏伟了!我要你们家断子绝孙!”
“很好。谢谢!”詹国滨说。乡村女教师出身的贾春娇还是太不了解她的丈夫了。经过了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洗礼的詹国滨，怎么还会把封建文化的家族香火当一回事呢?
离婚与调动，折腾了整整两年时间，最终成功。詹国滨留下已经姓贾的儿子和所有财产，只身一人，提着自己当年下放的一只木箱，返回武汉市。
对于偷情和相思来说，两年是非常漫长难熬的。但是对于离婚和调动这两桩最最难办的事情来说，两年时间就已经是非常高的效率了。在这两年里，詹国滨动用了他全部的人际关系，不知疲倦地跑路，找人，请客，送礼，他真的是完全豁出去了，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凶狠勇猛，他的奸诈狡黠，他的体力和精力，都发挥到了极致。为了柳熹的爱情，詹国滨的付出，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这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最后离开荆州的那一天，当长途公共汽车经过詹国滨下放的那片土地，他流下了泪水。这是特别复杂的泪水，一方面，他的战斗青春和丰功伟绩包括儿子，都留在了这里，另一方面，他终于解脱了。詹国滨瘫软在座位上，再也没有一丝一毫气力。许多事情想起来都令他后怕，那个瓢泼大雨的深夜，贾春娇喝了剧毒农药。詹国滨背着她跑步去医院。那狂风，那暴雨，那昏暗的夜，那一段又一段坑坑洼洼的泥泞土路，昏迷女人的身体尸体一样的沉重，不停地下滑，詹国滨咬紧牙关那就是在拚命!拚命地跑啊跑啊!万一贾春娇救不过来，那就是他亲手杀死了儿子的母亲，那她们贾家就是绝对不肯放过他死活都要拿他抵命的。然而，抢救过来以后，贾春娇回家的第一句话却是：“尽你的义务吧。”浮肿憔悴的贾春娇，躺在床上，掀开了自己衣襟，蹬掉裤子，对詹国滨说：“来，尽你的义务吧!”贾春娇死死盯着他，“你为什么救我的命?”詹国滨不敢开口。“因为你还是我的丈夫是不是?你不想让儿子知道你害死他娘是不是?”女人说，“你是男人你有责任和义务是不是?”
女人把腿叉开，说：“来，尽你的义务吧!”贾春娇大腿上是一块块插管抢救的淤斑，脚踝的针眼还带着鲜血的痕迹，仇恨在她眼里熊熊燃烧，她说：“插进来!”她说，“如果你不肯插进来就是承认了你有别的女人!城市里的女人!告诉我，你这个畜生!她是谁——”
这是真正的噩梦。
谢天谢地，詹国滨终于解脱了。
詹国滨的最后一张照片是身份证登记照。这是他回到武汉市上班以后，为办理武汉市的居民身份证而拍摄的。还是在专门的指定的照相馆，拍出来的画面却完全像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他面部线条一律下垂且十分僵硬，目光呆滞如死鱼。且没有背景。背景只是一种混浊的不干净的颜色。
惊人的现实是：事实就是如此。
詹国滨成功返回武汉市以后迅速和柳熹结婚。婚后柳熹立刻怀孕产子，这次是个女儿。女儿尚在襁褓，柳熹就开始抱怨和唠叨。生活再次以它具体的严峻破灭了爱情幻觉。在柳熹看来，詹国滨居然满足于一个普通技术学校的行政工作，满足于一杯茶几支烟，一张报纸混半天的状态，尤其满足于每个月那区区薪水，甚至连进口婴儿奶粉都不够买的那一点点薪水。这使她万分惊愕并且深感失望。詹国滨不是一个有理想有才智充满革命激情的男子汉吗?那么为什么不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此时此刻的中国大地到处是黄金，就看你个人是否主动把握机会。詹国滨为什么不去把握机会呢?詹国滨则认为柳熹作为一个好女人应该懂得自己身心疲惫的男人首先需要休养身心。为了和她在一起，詹国滨经历了多少痛苦，她应该明白。柳熹不是清新脱俗的新一代大学生吗?怎么这点文化教养都没有呢?怎么就这么鼠目寸光惟利是图，只是看重金钱和物质呢?詹国滨可是一个经受了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男子汉。她可知道在当年，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需要多少勇气和智慧，才能把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这样的男人，你了解吗?你急什么?时机一到，他照样会显出英雄本色。
在翻来覆去的争吵中，柳熹终于忍不住捅破了那层温情脉脉的窗户纸，她柳眉倒竖，义正词严地告诉詹国滨，“请不要再提你十六岁的辉煌了好不好?文化大革命早就成为历史了。我不管你是否爬上过红旗大楼，现在，此时，在新的时代里，你应该有志气出去创业，去赚钱让你的老婆孩子早日达到小康。小康不是什么俗气的金钱和物质。小康就是我们中国要在本世纪末达到的目标，就是现在全国人民每一个人的使命和任务，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老人家省省吧你!”
比詹国滨小十岁的柳熹，用她年轻冒失的伶牙俐齿如此奚落嘲笑和打击男人，詹国滨由此断定：他们的爱情太草率了!草率的爱情是经受不住金钱物质的压力的，同时他们有明显的代沟，代沟也是很难逾越的，那么由此不难断定：这桩爱情已经注定失败。柳熹完全同意丈夫的分析和结论。她伤心地抽泣，用噩梦初醒的眼神看着詹国滨，说她在整个怀孕期间看到詹国滨一天到晚睡懒觉，看到他呵欠连天老气横秋，看到家里如此清贫简陋潦草，厨房和卫生间臭气熏天肮脏不堪，她就已经感觉到，爱情开端的奇迹再也不会重现。
最后的结果，却是由襁褓里的婴儿决定的。因为她太弱小了，因为她如此无辜，她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她只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父母的照料，因此，父母双方都没有权利离她而去。詹国滨和柳熹最终达成协议，看在女儿的份上，至少让她在婴幼儿时期得到父母双亲的疼爱和照料。由此，詹国滨进入漫长的刑期。
当他们达成共同照料女儿的共识以后，柳熹把他们夫妻二人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职责权利，一一拟成条款，抄写得庄严规整，张贴于客厅最醒目的墙面。这些条款大到财务开支小到洗碗扫地刷马桶以及，隔夜轮值女儿的把尿和喂奶。关于夫妻性事，柳熹认为也应该形成文字约定只是需要“隐晦”一些，否则她担心无法约束詹国滨死皮赖脸的骚扰。“怎么样?”
詹国滨说：“随便。”
柳熹便坦然地写了出来。条例规定：在一方因各种原因不合适做事的情况下，另一方都不得强行骚扰。在双方都自愿做事的情况之下，双方都必须尽力而为不得敷衍。若有违反，违反方每次罚款十元并包揽所有家务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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