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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办法呢?贾春娇简直和她以前订婚的那个刘连长是绝配，在平日的生活中，她一样也是咳嗽就咳出痰来，打喷嚏就打出鼻涕来，吃饱了就放出屁来。不管任何场合，她可以随便擤鼻涕，擤了之后就地一甩，再翘起一只鞋来，在鞋帮上擦干净手指。就在武汉，就在詹国滨父母家里，就在詹国滨弟弟妹妹全家人团聚的饭桌上，贾春娇行若无事。詹家所有人也都假装没有看见。但毕竟是假装。大家对自己无法容忍的现象能够假装就不错了。这就是亲情在起作用了。好在詹国滨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也算比较世事洞明。他愿意默契地接受家人的假装。他只是在春节不得不团聚的情况下才把妻子儿子带回武汉。他们在大年三十与全家人吃一个团年饭，初一上午詹宏伟给爷爷奶奶叔叔姑姑一一拜年，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就乘坐长途公共汽车，返回乡下的岳父家。一到乡下，詹宏伟就跟村里的孩子欢闹去了，贾春娇也立刻舒展腰肢，笑逐颜开，如鱼得水，詹国滨继续假装礼貌，继续假装对一切视而不见，不闻不问。
贾春娇每次到詹国滨家都感觉别扭，她说：“他们不喜欢我吗?”
詹国滨说：“哪里。”
她说：“那他们是不喜欢你?”
詹国滨说：“哪里。”
她说：“难道他们不喜欢我们的儿子?”
詹国滨说：“哪里。”
贾春娇最后叹口气，说：“你们城市人啊，一家的亲人都是这样清汤寡水的，活得有什么意思?”
詹国滨说：“又不光是我们家，一般家庭不都是这样吗?有什么必要搞得那么甜蜜腻人?”
贾春娇说：“还是我们乡下好。你看我们家，亲亲热热欢欢喜喜的。”
詹国滨不再接妻子的话茬，漆黑的瞳孔定定嵌在黄眼珠中间，一动不动，是男人不屑琐碎家务事的那种空远木然，是女人碰不过去的软钉子，纵然女人有多少心思也只好就此罢了。贾春娇哪里想得到，詹国滨是移栽的树木，终究没有深根长在这里。她家里的亲亲热热欢欢喜喜是属于她和儿子的，不属于詹国滨。詹国滨空远木然的眼神，就是那无根之木难以言说的落寞。
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詹国滨并不真的喜欢农村，他从来没有真的想要融人他们的愿望。斜着肩膀，披着衣服，嘴角含着香烟，在村庄泛着尘土的路上，一边松垮地行走一边呼呼吸烟一边咳嗽吐痰一边和乡亲打招呼，他是绝对不想成为这么一个男人的。所以面对妻子家里的亲亲热热欢欢喜喜，他不会叹气，不会质问，他会假装。他个人无所谓。只要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能够获得发自内心的高兴，他就有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一种轻松和满意。
不过人都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平衡。詹国滨倒不用特意去找。鲁火种就是他的平衡。他们依然是好朋友。
与詹国滨的曲折跌宕再度辉煌以及大专毕业成为干部最后娶妻生子的生活相比，鲁火种多年来，不仅原地踏步还不断背时。他在武重宣传部门兢兢业业工作十多年了，无数后生小子都纷纷提干升官了，他还是一个工人身份。住房和工资的待遇，都是最普通最大众的。作为有目共睹的造反派加上一张铭刻在许多人心里的大字报，鲁火种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和结束之后，更是受到了无情的清查和清算，好在他只是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手上并无血债，没有坐牢和开除公职，似乎还是他的幸运。每次詹国滨回汉探亲，鲁火种只有条件请他在他们家聚会。这是工人村一间狭小的宿舍，由鲁火种自己动手做菜，与詹国滨小酌两杯。当然从个人生活方面来说，鲁火种与柳燕妮的婚姻，的确是一段佳话，不过婚后鲁火种每月的薪水都必须如数交给柳燕妮掌管。柳燕妮也的确是一位时髦洋派的城市女人，毕竟她也敌不过岁月的侵蚀。慢慢地柳燕妮已经显出老相。尤其近年，从近距离细看，柳燕妮的眉眼倒是没有大的改变，稍稍远几步，光线一充足，就不难发现，柳燕妮面部皮肤就像隔夜的饭菜，不那么新鲜了，颧骨上下现出横肉了。过去的柳燕妮，无论是人的模样还是声音，在哪里出现，都是有光环的，都是闪闪发光令人不敢正视的，现在她身上的光环彻底消失了。逐渐逐渐，詹国滨可以心平气和地与柳燕妮单独说话了。他可以一口一个“嫂子”地叫她，眼睛里头雾雾的尽是日常倦怠，大家一心一意就是单纯的朋友了。
詹国滨总是执意回请鲁火种夫妇或者鲁火种一个人。他的地点都是冠生园粤菜馆或者芙蓉酒楼或者德华楼。汉口的这几家馆子是有名的馆子，很是昂贵，是一般成家立业了过日子的人都不舍得经常进去的，但是詹国滨舍得。过一段时间，詹国滨必须找机会真诚地告诉鲁火种：相对大城市严格的票证供应制度来说，农村还是松散得多。一个公社书记家里的肉食与禽蛋还有豆制品，那是一年四季都吃不完的。而詹国滨小家庭的日常生活，不仅不缺乏票证而且还不用花钱，有岳父不断的供给嘛。詹国滨的工资都由他自己存款在银行生利息，农村妇女就是一点最好：贤惠。尽管贾春娇是公社书记的闺女，也绝对不会像武汉市妇女那样掌管丈夫的工资。因此詹国滨口袋里有的是钞票。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火热流行的革命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头的字字句句，那是他们谁都不可能忘记的。熟知中国文化的日本军官鸠山先生不是这么说的吗：“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啦!”“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鲁火种说：“呸!”这是革命先烈李玉和的态度。詹国滨鲁火种便都哈哈大笑起来。
从前的中药铺子，柜台上有一架精致的小天平。詹国滨经常跑到铺子去玩。那天平的架子小小的，肢体细细的，砝码细腻到需要镊子才能够夹起来，分量的轻重都只是体现在微妙的起伏之中。詹国滨须得趴在柜台上，屏住呼吸，定睛细看，才看得出来。现在詹国滨更喜欢趴在一只无形的柜台上，细细观看一架无形的天平。他觉得就他们这一生来说，鲁火种明显在低沉下去，而他明显在高扬起来。
直至1985年。
1985这一年，也就是詹国滨三十五岁这一年。他偶尔拍了一张照片，是与鲁火种一家几口人的合影。本来他是不要拍的。本来是他用傻瓜照相机，在给鲁火种一家人拍照。是柳燕妮她们一定要他进来。柳燕妮的小妹妹柳熹跑去请了一个路过的行人。这个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的游客，竟然抓住了詹国滨最生动的一刻。这张合影里头的詹国滨，完全突破了平面画面和平面光线的限制，非常具有立体感。他在草地上还没有坐稳，一只胳膊酷似扑闪的翅膀，头是侧面仰起的，下巴因此显得骨感和果断，他的视线斜向天空，眼波流荡近乎纨绔子弟，上扬的眉毛表现出一种有成就男人的自信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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