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拜相从头收拾旧河山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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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完毕，高宗就派人陪送李纲到都堂开始办公，又命三执政也都到都堂聚齐。
次日，有旨让新班子奏事。李纲与众执政奏事完毕，又留下来单独奏对。他对高宗说：“自古人主（皇帝），惟论一相。相得其人（宰相人选得当），则朝廷正，而天下之事成；相非其人，则朝廷乱，则天下之事废。”
这是千古至理。中国古代的皇权体制，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班子共治天下的集体领导机制。宰相的为人确乎影响巨大。以往的历史研究者，往往为“封建专制”这个概念的表面意义所制约，忽略了宰相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
李纲说这些，本意还是想辞职，他不想再做一回被人诬陷的政治箭靶。
高宗告诉他：“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这个问题，就不用再谈了。
李纲内心感激，但还是要把话说在前头，他说：昔日管仲对齐桓公说过，君主往往有几大毛病，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虽然用你但不能放手重用），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能信而又以小人参之（利用小人给你掣肘），这都是有害于霸业的。
李纲回顾了自己在靖康时期因为“愚直好论事，为众人所不容于朝”的往事，提出要求：“如今后臣再次孤立，望陛下详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职，虽死无憾。昔日唐明皇欲用姚崇为相，姚崇进言十事，皆中一时之病，大多施行，后世赞美之。臣慕其为人，今也有十事上达，请陛下选择可行者批准施行，臣乃敢受命为相。”
“你说吧，无妨！”高宗答应得很痛快。
李纲说的这十条，实际是他的施政纲领，显是在赴南京途中已有过深思熟虑。其一曰：议国事。李纲认为，中国抵御夷狄之法，无非“战——守——和”三个层次，基础是要能战。靖康末期，这三样一样也不行。而今日要战，力量也是不足，所以决不可议和（那样只能自取其辱）。不如以守为国策，等待政治修明，士气重振，再议大举。其二曰：议巡幸。陛下您刚即位，一定要去汴京拜一下太庙，以慰人心。汴京暂时不可居，则可巡幸各地。根据战略地理的轻重，可先去长安，再去襄阳，最后去建康（原江宁府）。
其三曰：议赦令。祖宗在登极时，赦免令是有一定法度的。前一段赦免张邦昌伪官，所有罪官一律复职，太过泛滥，必须改正，应按法律赦免。
其四曰：议僭逆。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临难不能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南面为帝。其后不得已才奉迎皇上，朝廷尊之为三公，不当。应正典刑（杀掉），垂戒万世。
其五曰：议伪命。国家有大变故，鲜有死节之士，反而是奉贼旨、受伪官者不可胜数。昔日唐肃宗在安史之乱后，对受伪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应仿效，以激励士气。
其六曰：议战。军政久废，士气怯懦，应刷新纪律，赏罚分明。其七曰：议守。贼情狡诈，势必复来。应在江、河、淮沿岸布防，扼守要冲。
其八曰：议本政。多年以来，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应归政于中书省，重建朝廷尊严。
其九曰：议责成。靖康年间大臣升降太速，根本看不出政绩来。应审慎择官而久任，督促其踏踏实实做出政绩。
其十曰：议修德。皇上初应天命，应注意修养“恭、俭、孝、悌”之德，以副四海官民之望，努力中兴。
这十条，每条李纲在阐述了主旨之外，都有详细的解释，条理分明。高宗接过“议十事札子”，放置在座位上，和颜悦色地说：“待有空细读，有应当施行者，一定批出来。”
高宗看了半夜，第二天批出来议国事、巡幸、赦令、战、守五项，其余五项留中不发，没批准。再过一日，李纲与执政共同奏事，君臣共同讨论已批出的五项。对这五项，高宗基本照准。唯有赦免令一项，说是既然已全部赦免附逆官员，再追回成命很难。不过高宗肯定了以后选官要优先选取忠诚者，并叫刑部把所有附逆者的名单列出，按照等级逐步复职，不搞一刀切，多少表示一点儿惩罚。
李纲见高宗之所以留中五项、批出五项，其中是有些名堂的，于是又单独留下来，上奏道：“留中五事，其中本政、责成、修德三事不是具体事项，自应留中。唯议张邦昌僭逆、议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为今日政事之大者，望早做处分。”
高宗所扣住的议僭逆、议伪命两项，正是李纲认为中兴大宋必须要做的两件事。这并不意味着他钻了道德的牛角尖，以“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党同伐异。他之所以坚持惩治叛变行为，是与一个长远考虑有关的。
目前的南宋从表面看起来，是继承了北宋的法统，并未易帜。但实质上与北宋在国力上有了天壤之别。过去，北宋是天朝大国，辽金再怎么强，也是化外藩邦。而今，金与南宋已分庭抗礼，宋只有半壁江山而已，几乎是一个偏安政权了。
李纲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恢复”。他认为：若要恢复河北河东，就要打掉精英集团内的怕死情绪与投降倾向。如果整个上层政治精英毫无国家荣辱观，遇敌则降，不肯抵抗，且事后高官照做，不受惩罚，那么还能指望谁来推动恢复大业？
惩治叛变行为，就是为了制造中兴、光复的浓厚舆论氛围，以便今后整个国家机器能有效地围绕“恢复”做文章。
而高宗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想好大政方针，凡事只是采取一个谨慎态度。惩治所有的附逆官员，对他来说，这药似乎太猛了一点。即位之初到处都要用人，这样一竿子打下去，还有多少人能为我所用？他颇为犹豫。
所以，他对李纲说：“执政中有人与卿的议论不同，等协商好了再说。”
李纲内心一阵冷笑：不过就是那几个“邦党”而已！他抢上一步，向高宗陈述己见，侃侃而谈：
“现在各方面对张邦昌的议论不同，臣请以《春秋》之法判断之。京城的人，说他们因张邦昌立为皇帝而得生，且免于再次被搜刮金银，因而赞美他有德；元帅府的人，则说张邦昌不待征讨就主动奉迎皇上，因此可以宽恕；而天下之人，则说张邦昌是出于不得已而奉迎皇上，因而愤恨之。京城之人、元帅府之人之所以那样说，是私心也！天下之人愤恨者，是公心也！”
张邦昌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朝中精英分子讲起歪理来，却是振振有辞，说没有张邦昌就没有宋高宗，搞得李纲好不恼火。他就此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比如大户人家偶遭寇盗，主人家属皆被绑架去，其仆人欲占有主人家室、奴婢。幸而主人之子自外归来，仆人迫于众议归还所有，而欲以此为‘有功’，这可以么？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所拥戴，邦昌何力之有？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先正朝廷。而如此尊崇一个僭逆之臣，以示四方，谁不寒心？伪命臣僚一律不问罪，又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志？执政中若有意见不同者，请降旨宣召，臣愿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就不再多言！”
高宗同意了，派宦官宣三执政进殿，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辩论之时，黄潜善为张邦昌辩护最力，所说的大概不出李纲先前列举的那些。李纲与他驳难数次，黄潜善才表示服了。但仍然坚持对张邦昌的处理，放置到远处不如留在近处为好。
李纲大怒：“张邦昌应当正典刑（砍头），还分什么远近？假使在近为好，也应囚禁，今日反而尊崇如此，是何理由？”
黄潜善无言以对。
高宗便问吕好问：“卿围城时在城中，知其详，你说该怎么办？”吕好问说：“邦昌僭窃名号，人所共知。然而既已自行归来，还请陛下裁处。”而后又讲了唐德宗的一段往事，附会黄潜善的“在远不若在近”之说。
李纲虽然知道吕好问在迫使张邦昌放弃伪政权一事上有所贡献，但他不能容忍吕好问的这种“绅士风度”，便对高宗道：“吕好问之言首鼠两端。张邦昌既已僭逆，岂能留在朝廷，使路边百姓指手画脚，‘此亦一天子哉！’”
说罢，李纲泣下而拜，大声道：“臣不愿与邦昌同列，见面则以笏（上朝时用的记事板）击之。陛下欲必用邦昌，请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
高宗颇为感动。汪伯彦见气氛不对，也赶忙赔小心道：“李纲气直，臣不及！”
自古忠奸不两立，也确实不用多说。高宗便问李纲：“卿欲如何处置？”
李纲说：“邦昌之罪，理应诛夷。陛下若考虑他属于自归，可免其死而远窜之（流放）。其余受伪命者，按情节谪降可也。”高宗考虑了一下，说：“朕今日就批出你这札子，明日来领旨吧。”李纲退下后，心想：像张邦昌这点儿事，顺逆如此明显，犹费力如此，其他的事岂能不忧？到当晚，议僭逆的札子果然批出来了。第二天，李纲同执政面见皇帝，黄潜善仍坚持了一下，但最终定了下来，将张邦昌以散官安置在潭州。
李纲这才松了口气：这个结果也算是对天下有了个交代。接着，君臣又谈到议伪命的札子。高宗说：“国家颠覆，不闻士大夫死节，往往是因为有利可图。听说，王及之坐在王府宅门大骂诸王，余大均诱骗宫女为妾。这些事，卿知道吗？”
李纲奏道：“多年来，朝廷不复崇尚名节，所以士大夫鲜廉寡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时，士大夫视两宫播迁如路人一般，罕有能仗义死节者。在内唯有李若水，在外唯有霍安国，其余未有所闻。愿下诏命京城与诸路好生探访，如有为国死节者，则多加抚恤。王及之、余大均之流，交给御史台审理，必能查实。臣听说，金人当初欲废赵氏，立张邦昌，让吴幵、莫俦两个人传达旨意，两人为此来回跑了好几趟，京师人谓之‘长腿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之命，追捕宗室皇亲，令居民结保（互相担保），不许藏匿。抓到宗室之后，用衣襟相互栓住，如囚徒一般。其后，又逼迫太上皇、太子、后妃、亲王出城，冷酷无情。后又受伪命为执政。这四个人当为罪首！”高宗当即询问吕好问，吕回答情况属实，于是这四人均被贬到广南边远州军安置，其余附逆官员也都依次贬谪。对壮烈殉国的李若水、霍安国则追加了官衔，以示褒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阻挠李纲为相的颜中丞恰好也是附逆官员，此时见势不妙，赶紧上了待罪奏疏。执政们的意见是让他仍任原职，但高宗还是把他给降了职。
奏事完毕，执政退下，宰相李纲照例留下。高宗对他说：“卿昨日在内殿争论张邦昌事，内侍（宦官）们听到后，都流了泪。卿今日可以安心受命为相了。”
高宗在这个时候对李纲十分信任，对李纲的意见也基本能采纳。李纲心情颇为激动，决心好好辅佐这位中兴之主。他拜谢过后奏道：“今日国势比之创业要更难。创业之主，乘兴起之运，积小成大，易于成事。而今正当国势萎靡不振之时，金人侵扰之后，士风怠惰，人心畏惧，府库空虚，县郡残破，制度废弛；而欲成中兴之功，犹如大厦之倾倒，须一一修茸才得扶起。然而材料稀少，所以尤难也！国家今后全赖陛下刚健不息，不为群议所动摇，先做大事、急事，而徐图小事。依臣之见，自古以来创业中兴之主，莫过于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三人皆有英明之资、宽诚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断而不惑，所以能决大事、成大功，平定祸乱，开创太平。”
李纲提出，想把上述几位君主的事迹，摘录一部分编成一本书，供皇上闲暇时观览，以古鉴今。高宗欣然同意。
接着李纲又说：“人主最大的事，在于兼听广视，使下情得以上通。今日艰难之际，四方的好事坏事每日都有想报上来的，士民愿为国家出主意的也多。陛下即位已逾一月，可是检鼓院（中央信访办）仍未设置，这就没有把通下情看成当务之急了！”高宗不好意思地说：“几次跟执政说过，至今犹未设置，卿可去办！”
李纲退下，立刻传旨，在行宫门外设置了“登闻鼓”，安排了官员值班。又设置了两名“看详官”，负责拆读上访信件和建议书，如有可实行的建议，就要呈交皇上批阅。他还规定在三省的门口设立收发室，可以接受百姓申冤的状词。
这一番措置，体现了李纲的良苦用心。他真是把高宗看成是汉光武帝那样的中兴人物了，意在借高宗的力量，重建一个强盛的大宋。百年大宋到了“二帝”这里，真是腐朽得不成个样子了。那个京城在汴京的大宋，亡了固然可悲，但也有可喜之处，就是给了再造大宋一个好机会！现在，所有关于强国的建设措施，都要一项一项地来。
李纲可能很清楚：高宗比起那些真正的明主来，分量要弱得多。但事情不能太往仔细里想，只要上天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就要尽人事，先做起来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