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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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高宗多少受了张益谦的影响,下旨招抚司:一旦就绪,马上渡河,不得抽调京城守兵,一切装备由朝廷供给。招抚来的河北兵民要严加管束。同时又让张益谦做个详细的报告呈上来。
黄伯彦把持的枢密院绕开尚书省,将张益谦的申诉状直接呈递皇上,取了旨,痛批了一顿招抚司,并行文河北各州县。文件下发数日之后,才跟尚书省打了个招呼。
李纲见了这个,差点气晕了,立刻拿了这份文件,与汪伯彦等在廷上展开了一场激辩。
先前高宗对招抚司的告诫,尚书省已有公文发下,传达了圣上意旨。现在这个枢密院公文,内容与尚书省的不同,你叫下边听谁的? 李纲奏道:“张益谦所奏都是细故,且有待考察,尚书省得旨后已发文,而枢密院又另外取旨痛批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张益谦互为呼应,以细故害大计、压制张所罢了!朝廷委派张所招抚,措置刚刚就绪,即将成功,却遭打压如此。州县知道朝廷有不同意见,如何还肯努力?弃事功于垂成,真可惜也!臣不知朝廷对于张所,是欲其成呢,还是欲其败?欲其成,则不当打压之如此,欲其败,则不如罢去算了,不要这样挟私害公了!打压一张所又何所难?但是误了国家大计,使河北兵民、州县尽为金人所得,中原不能保,何人能负其责?靖康间,就因朝廷意见不同遂致大祸,今日岂可复蹈前车之辙?”
这一番痛斥酣畅淋漓,且不管你什么君主尊严、大臣体面,把“潜规则”撕破了说话。直说得汪伯彦脸上红白不定,无言可对,只得咬定不知道尚书省已有公文下发。
高宗当然也无话,只得让枢密院改正,还是以尚书省的公文为准。对张所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李纲在朝中与黄、汪第一次公开爆发冲突,此前他与两位执政起码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谐,所有朝中大事都是经过商量才报呈高宗的。黄、汪这次的背后捣鬼,换了别人,也许会忍让一下就过去,或者也报以阴柔之术,但李纲行事向来不愿委琐,所有意见都是直通通地说出来。
这些话高宗听了会作何感想?李纲全不予考虑。承平时期,玩玩权术猫腻尚可以理解,国家危殆如此,还在把国事当儿戏,翻三覆四,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国家了?
李纲想的是:事情就这么明明白白,我也就把话说得明白。若不相信的话,金国的大军立刻就能让我们大家都相信。
这种直率,导致他与高宗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
建炎元年的七月十二、十三日前后,李纲听到朝臣们有议论,说高宗还是想巡幸东南,一点儿回驾汴京的意思也没有。对此,李纲颇感震惊。如果高宗要向东南转移是实,那么就不仅仅关乎李纲个人的命运了,而是将直接影响到宋、金今后的关系,影响到南宋今后立国的格局和命运。
皇帝往东南走,南宋就将永远是个偏安的小朝廷;皇帝若能返京,金人退出大宋全境则是指日可待的事!
两种前途命运,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
李纲平复了一下心情,决心当面说服高宗不要走。
七月十四日,李纲上朝,很从容地奏道:“近来朝廷对外经营两河,对内修治政事,都已逐渐就绪。惟独陛下将巡幸何处尚未定,中外人心不安。中原者,乃天下形势根本,一离中原则人心摇、形势倾矣!假使今冬无虞,陛下还阕,天下之势遂定。而今外界议论纷纭,都说陛下将巡幸东南。果真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所有,还阕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
高宗没想到,李纲会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当场闹了个大红脸,连忙解释说:“只是想送元裕太后(即张邦昌找寻到的废后孟氏)、六宫往东南而已。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增兵聚马。如此,都城可守,虽金贼亦可灭!”
皇帝如此信誓旦旦,李纲便没二话说,连忙拜了两拜,赞道:“陛下英明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过如此也!”接着又道:“高祖、光武、太宗皆亲自带兵,披甲胄,冒矢石,天下于马上得之。今日当然不须如此,但陛下车驾不离中原,则将士奋勇,金贼不敢窥伺。经营两河,虽稍劳苦,而后享安逸。倘若取一时之安,后患怎生了得!只是中外臣民未知陛下意图,还请公开告谕之。”
李纲的立论无懈可击,逼得高宗只好答应,向天下臣民表态。有关诏书很快公布在汴京和南京,读过的人无不感泣。
李纲也令有关部门安排元裕太后及六宫去东南的事宜,准备好护卫士卒、粮草和舟船等。
七月十七日,高宗又有旨,表示接受李纲的建议,今冬巡幸南阳,让观文殿学士范致虚去知邓州(今属河南),负责修理城池、宫殿。又安排了粮草储备事宜,似乎是万事俱备的样子。随后,高宗又任命黄潜善之兄、户部侍郎黄潜厚为巡幸提举。此后,皇帝巡幸南阳的准备工作也就加紧开展起来。
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高宗立足南阳,作为恢复中原的前进基地,倒也可能有一番大作为,即使比不上汉光武帝,其历史地位怕也要超过那位兵败后坐了驴车逃跑的宋太宗。
可是,皇帝自有皇帝的价值观念。谁也想不到,七月下半月时,高宗忽然下了一道手诏,说要巡幸东南,以避夷狄,令三省和枢密院共同写一个准备方案上来。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连皇帝也可以说话不算数。
谁不知道东南好?但是现在不是去享受的时候,而是得先想法保住残存的江山再说。
可是皇帝不是这样想。他想的也许是:反正鸡一时还死不光,就先放开手杀鸡取卵吧!做人、特别是做了皇帝,不图快活图什么呢?所谓的“为民”、“保国”等等,不就是一些千年的套话么?——孺子不可教竟至于此!李纲也狠了心,断然扣下了手诏不发,写了札子,极言不可去东南。
他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占有东南,汉光武、唐肃宗是也。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占有西北,晋元帝是也。因为天下的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一失西北,兵马无所取之。且金人将乘机扰我陕西,盗贼蜂起,朝廷号令不行,精兵健马全都白白留给了金贼。加之道路梗塞,人心惊溃,陛下虽欲还阕而不可得,更何况治兵取胜、迎还二圣哉!惟有南阳,汉光武据以中兴之地,山高城坚,四通八达,可暂时驻跸。待度过冬春,两河措置就绪,即可还汴京。此为最佳之策!”
高宗看了札子,无话可说,派人从李纲那里取回了巡幸东南的手诏,叫李纲与执政再商量一下。
高宗为什么会忽然变卦,这成了一个千古谜案!
他的变卦是南宋初期战略取向的一个重大转折。其后,“恢复大业”虽经几代人努力,终成泡影,仅仅为南宋的豪放词人提供了无尽的抒情素材而已。
后人多半把高宗的变卦,说成是李纲的恢复计划中“迎还二圣”的字样刺激了他。为了避免二圣归来后他自身地位的尴尬,所以最终选择了对金妥协。但我以为,这个问题在此刻尚不成为一个问题。有关的史料记载上,没有任何一个疑点说明这时的高宗已很忌讳“迎还二圣”了。
而且,如果高宗真的使南宋强大到能够“迎还二圣”,那么他作为中兴之主,在全国军民的心目中必定威望空前。两位丧权辱国的战俘皇帝即便归来,也不具备重新登台的民意基础。徽宗误国,自身早就无意于皇位;钦宗失国,大宋人无不耿耿于怀。这两人有什么资本能威胁到打败了金人的高宗?
所以,这期间高宗在发出了巡幸南阳的公告之后,又不顾信誉公然变卦,显然是价值观起了决定作用——他根本就不想做一个雄才大略之主。在东南繁华之地,当个半壁河山的皇帝不是也很舒服么?
当然,也不排除高宗在十几天内的大转弯,是由于受了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鼓动。这一类人的观念不问可知——现成的福不享,干嘛要去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呢?
天下者,皇帝的天下。这个当了皇帝的人就要享受人间至福,就是要过一天算一天,当时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制止得住呢?
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无数这样的遗憾所写成。
第二天,李纲抱着尽最后一搏的决心,又写了一札,援引楚汉荥阳、成皋之战,曹操、袁绍官渡之战以弱胜强的例子,纵论天下形势。又与执政议政于御前,李纲说:“今乘舟顺流而到东南,固然安便,但一离中原,势难复还。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东南岂能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离心,变故将不测,且后事艰难。欲保一隅,恐亦非易!陛下既已下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墨迹未干,失大信于天下?”
李纲的这些担心到后来都一一被验证。后来南宋果然有“后艰”,在“难保一隅”的战战兢兢中被挤压了一百多年。高宗被李纲说得汗颜,只得同意还是巡幸南阳,令李纲负责筹备出行事宜,一至初冬,便择日起程。
但是此后的几天内,黄、汪之流不甘心他们的“大计”被李纲所阻挠,私底下仍然鼓动高宗巡幸东南,外间对此也有不少传闻。有友人对李纲说:“士大夫议论汹汹,都说有人提出密议,东幸已决,去南阳不过是应付你。何不从其意算了,不然,事情将不测!”这是一句委婉的警告,意为李纲若坚持下去,很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失势。
李纲并不以为意,他答道:“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此为分水岭。皇上虽有成命,也可改易,我当以去留(不惜以辞职)争之!怎可为保身计,而受天下之责?”
从这以后,高宗虽然不再提巡幸东南的事了,但是对李纲先前所做的决定,往往做出否定或者修改,明显地看出对李纲已有所不满。比如,高宗指责买马扰民、指责改制新军“有害军政”等,都是在这时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