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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她支起自己迈出第一步，迎接预料之中的阵阵绞痛，没有做任何帮助她的举动。他知道那样的行为既冒昧又不受欢迎，而凯特对于这种不言自明的指令总是非常敏感。她合上笔记本，安静又警惕地观察着。慢慢地，厄休拉夫人移到门边，拄着拐杖自己站稳。她扭动金色的门把手，手上的血管向外凸出，就像蓝色的细绳。他们跟在她身后，缓缓走过铺着地毯的走廊，迈进电梯。这个装潢精致、优雅的电梯几乎容不下他们三人，达格利什的胳膊和厄休拉夫人的抵在了一起。即便是隔着花呢袖子，他也能感受到她胳膊的脆弱，并能感受到她一刻不停的微弱颤抖。他注意到她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心中暗想花多少工夫才可以攻破她的防线，而他的工作又是否需要攻破她的防线？电梯缓缓降下两层，他知道她也同样感受到了他的存在，并且把他视为敌人。
他们跟着她来到会客室。要是保罗·博洛尼没有出事，也会向他展示这个房间的，有那么一瞬间，他产生了幻觉，就像是死者本人，而非他的母亲站在自己身边。三扇高高的拱形窗前悬挂着华美的窗帘，外面能看得到花园里的树林。它们看起来十分不真实，就像在无尽的绿色与金色中浮于表面的织锦。在古典主义与哥特风格相杂糅的精致天花板下，这个房间几乎没有多少家具，空气中有一种忧郁的氛围，仿佛这里的空气很久没有被人呼吸过。这种气氛本是极少接见访客的乡间别墅起居室中才有的。除此以外，还弥漫着一股百花香和上光蜡相混合的味道，使得他几乎以为自己会看到一圈圈白线，将禁止游客进入的区域围圈出来。
痛失亲人的母亲选择单独与他会面，这可能是出于她自己的选择。但这位寡妇认为自己应该有医生和律师的安抚与保护。厄休拉夫人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他们，然后很快就离开了。达格利什和凯特穿过地毯，走向像油画一样做作而不自然的几个人。芭芭拉·博洛尼坐在壁炉右侧的高背椅上，她的律师安东尼·法雷尔在她对面坐着，身子前倾；而站在她身后，手按在她的脉搏上的是她的医生乔治·皮戈特。他第一个开口：“我得走了，博洛尼夫人。但是晚上我会再来，如果方便的话，大约是18点，然后我们想个法子让你今晚不会失眠。如果你希望我早点来，让马特洛克小姐打电话就行。尽可能地吃一点晚餐，让她给你准备一点清淡的食物。我知道你不想吃东西，但是我想让你试着吃一点，可以吗？”
她点了点头，伸出手。他握了握她的手，然后转而望向达格利什，又移开视线，口中喃喃说道：“骇人听闻，骇人听闻。”
达格利什没有回应，他又说：“我想博洛尼夫人现在足够坚强，可以和您谈话了，总警司。但我希望不要谈太久。”
他说起话来就像一个在一场关于谋杀的戏剧里演出的业余演员，预料之中的对话如期而至。达格利什感到很吃惊，一个按理说对悲剧已经见怪不怪的医生，居然会比自己的病人还要不安。当他走到门口时，达格利什平静地问：“你也是保罗男爵的医生吗？”
“是的，但只有最近才是。他之前是吉莱斯皮医生的自费病人，吉莱斯皮医生去年去世了。在此之后，保罗男爵和博洛尼夫人加入了国民医疗服务，成了我的病人。我现在手上有他的病历，但是他从未正式地就疾病向我咨询过。他是个非常健康的男人。”
这就解释了他部分的不安。他不是合作多年、深受信任的家庭医生，而是一个加班工作的本地全科医生，因此也不难理解他急着回到拥挤的手术室或者继续他在医院的巡查工作。他可能很不情愿地发现，现在的状况需要一种他没有时间准备的社交技巧以及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尽管不怎么令人信服，他也尝试着在这个会客室扮演一个这家人的朋友角色，而在此之前，他可能都没进过这所房子。达格利什在想，保罗·博洛尼加入国民医疗服务的决定是出自政治需要、对自己身体的信心，还是经济上的原因，又或者三者皆有？大理石雕的壁炉上方有一块三角形的墙纸已经褪色，它被一幅不怎么显眼的全家福遮住了一半，但是达格利什认为这里曾经挂着一幅更为珍贵的油画。芭芭拉·博洛尼说：“总警司，请坐。”
她向墙边一条沙发所在的位置随意地摆了摆手。沙发摆放得很不方便坐下，看起来也似乎太古老，不可能再坐人了，但是凯特走过去坐了下来，小心地掏出笔记本。达格利什走到一把高背椅旁，把它搬到壁炉边，放在了安东尼·法雷尔的右侧。他说：“我们很抱歉在这样的时刻打扰您，博洛尼夫人，但是我相信您明白这一切都是必要的。”
然而，芭芭拉·博洛尼望向皮戈特医生的方向。她充满厌恶地说：“一个可笑的小男人!保罗和我去年6月才刚刚登记在他名下。他的手上全是汗。”
她噘了噘嘴表示嫌弃，然后把双手僵硬地拢在一起。达格利什说：“您现在能回答几个问题吗？”
她看向法雷尔，就像一个期待指引的孩子。他用流畅专业的声音说：“我亲爱的芭芭拉，在谋杀案调查中，恐怕往常有教养的寒暄都要被暂时搁置一边。拖延太奢侈了，警察可等不起。我知道总警司会让这次询问尽可能短，你也要勇敢起来，尽可能让他的工作轻松。”
在她有机会回应之前，他对达格利什说：“我不仅仅是作为博洛尼夫人的律师出现在这里，也作为她的朋友。我们事务所已经照顾了这个家庭的三代成员了，我个人对保罗男爵有着极高的敬意。我不仅失去了一个客户，还失去了一位好友。这也是我来这里的部分原因。博洛尼夫人非常孤单，她的母亲和继父都在加利福尼亚。”
达格利什想，如果他说“但是她的婆婆就在几层楼之外的地方”，法雷尔会怎么回应？在这样的时刻，全家人本应很自然地聚在一起，就算不是互相寻求抚慰也要彼此支持，她们却彼此远离。他在想她们是不是不懂得要团结？法雷尔是不是也不在意？还是说她们平时太习惯在同一个屋檐下过着自己的生活，即便是在这样极端的悲剧到来时，也没有办法突破由电梯和那两层楼所代表的心理障碍？
芭芭拉·博洛尼转而用她那带有一抹紫罗兰色的蓝眼睛望向达格利什，有那么一秒钟他心神不定。在最初闪过一丝好奇之后，那目光死寂下去，几乎没有半点生命迹象，让他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副彩色隐形眼镜。也许这么久以来常常见证她自己的目光所能带来的效果，她不再需要刻意让自己表现出什么表情，只要她有兴致，即可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目光。他一直都知道她非常美丽，但是他不记得是怎么知道的了，也许是在她的丈夫被人议论时，闲言碎语老是提到这一点，给他积攒起了这种印象，或者是看到过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但是这不是一种能激荡他内心的美丽。他会很乐意坐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像欣赏油画一样欣赏她，不带感情地去倾慕她杏眼上完美隆起的眉骨、上唇的优雅弧线、脸颊凹陷处的阴影和她细长脖子上喉咙处的微微隆起。他能够观察、欣赏，然后不带半点遗憾地离开。对他而言，这个金发女子的美过于精致、过于正统、过于无瑕。他热爱的是一种更加独特、反常的美，既脆弱又狡黠。他怀疑芭芭拉·博洛尼是否真的聪明、机智，但并没有看轻她。做警察这一行，没有什么比以貌取人更危险了。但是他也迅速地想了想，会不会有人为了眼前的这个女人去杀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遇见过三个这样的女人，每一个在通常意义上都不算是美丽的。
她坐在自己的椅子里，有一种静止、放松的优雅。她穿了一条浅灰色的细羊毛百褶裙，上身是一件浅蓝色的丝绸衬衫，肩上松松垮垮地披着一件灰色羊毛开襟。她身上唯一的珠宝首饰就是几条金链子和小小的金色针式耳钉。她的头发分成浅金色和玉米黄色的一绺一绺，梳到了脑后，在肩部以上扎成了一根粗粗的辫子，只用了一个玳瑁发夹固定。他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得体了。这样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寡妇如果穿黑色，会显得过于招摇、做作，甚至是粗俗。这种灰色和蓝色的低调打扮非常适宜。他知道凯特前来通报消息的时候博洛尼夫人还没有更衣，她被告知自己的丈夫被人割断喉咙而死之后，依然能够花心思装扮。为什么不呢？他经历得太多，不会因为悲伤被很好地隐藏起来就认为它不存在。有一些女人的自尊心要求她们不管经历多么猛烈的突发事件都得保持对细节的高度注意，对另外一些女人而言，这又事关自信、从容，或者也是一种反抗。在一个男人身上，这种谨小慎微的品质通常都会得到称赞。那么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这样呢？又或者是在过去的20年里，她的外貌已经成为她生活的重中之重，不能仅仅因为有人割断了她丈夫的喉咙就改变这个习惯？他无法不注意到那些细节，比如鞋子两侧小心翼翼系好的皮带扣，精心挑选的口红正好能够搭配她涂的粉色指甲油，她还涂了眼影，双手至少没有在发颤。她又一次开口，音调很高，他不怎么喜欢这样的嗓音。他觉得这种声音很容易演变成孩子气的哭诉。她说：“当然了，我想要帮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帮得上忙。我是说，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谁会想要杀害保罗呢？他没有任何敌人，每个人都喜欢他，他非常受欢迎。”
用这种高亢而有些刺耳的嗓音说出这套陈腐、无力的悼念之词，她自己可能也觉得有些笨拙。短暂的沉默后，法雷尔认为需要打破尴尬的气氛，他说：“当然，博洛尼夫人深受惊吓。总警司，我们希望您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信息。我们猜凶器应该是种刀子，并且在喉咙处有数道伤口。”
达格利什想，这应该就是最富技巧的律师才能想出来的、对于保罗男爵喉咙被割所能使用的最委婉的表达。他说：“显而易见，保罗男爵和那个流浪汉是同一种死法。”
“凶器被留在现场吗？”
“现场有疑似凶器的工具。他们可能都是死于保罗男爵的剃刀之下。”
“那是由杀人凶手留在房间里的吗？”
“是的，我们是在房间里找到的。”
法雷尔抓住了达格利什谨慎的措辞中暗示的含义。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自杀”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及其代表的真相就横亘在两人中间。法雷尔继续问：“还有教堂的大门，是被破门而入的吗？”
“教堂工作人员沃顿小姐今早发现尸体的时候，门没有锁。”
“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去，而且可以假设确实有人进去了？”
“当然。您应该可以理解，我们现在的调查才刚刚起步。在我们得到尸检和法医鉴定报告之前，任何事情都是不确定的。”
“当然了。我之所以问，是因为博洛尼夫人想要了解事实，或者说尽可能多地了解事实。而且她也有权了解全部情况。”
达格利什没有回答，他也不需要回答，他们非常清楚彼此的意思。法雷尔十分彬彬有礼、谦逊、谨慎，但并不友善。一直以来他都小心地保持这种举止，已经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以至于几乎看不出是种伪装，他似乎在说：我们都是专业人士，在各自的领域里也都小有名声。我们都知道彼此要做什么。你应该谅解这种不友善，因为我们也许需要站在不同的立场。
而事实是他们已经站在了对立的立场，而且两个人都心知肚明。法雷尔似乎放射出一种朦胧的气场，将芭芭拉·博洛尼笼罩在舒适的气氛里，他在说：我就在这里，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把一切交给我，你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他对达格利什所表达的则是一种更为微妙的男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几乎就像阴谋一样，而她被排除在外。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在城里的律所——“托林顿-法雷尔-彭杰”有许多的分支机构，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享有毫无污点的业界名声。他们的刑事辩护部门曾为伦敦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恶棍辩护过。这些人里有一些现在在他们里维埃拉的别墅度假，有一些在游艇上逍遥自在，几乎没几个在坐牢。达格利什突然想起两天前他在去苏格兰场的路上曾经过一辆押送犯人的囚车，一双双无名但又充满敌意的眼睛从车后窗的狭槽瞪出来，就像他们再也看不见任何景色。在遭遇不幸的时刻，支付法雷尔几小时的律师费也许会造成根本的不同。
芭芭拉·博洛尼不耐烦地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烦我。保罗甚至都没告诉我他要在那个教堂过夜，和一个流浪汉一起借宿。我的意思是，这也太傻了。”
达格利什说：“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昨天上午9点15分。他正好是在玛蒂端来我的早餐之前来见的我。他没有待很久，大约15分钟吧。”
“他看起来怎么样，博洛尼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