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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官员的忧愁
II piacere di alzar la testa tutto l'anno è ben pagato da certi quarti d'ora che bisogna passar.
Casti[1]
但是我们就让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去受他那些微不足道的忧虑折磨吧。他需要的是一个奴性十足的人，为什么雇用了一个有胆量的人到他家里来呢？十九世纪的通常做法是，一位有权有势的贵族出身的人在遇到一个有胆量的人时，就杀掉他，放逐他，监禁他，或者是让他受到那么大的侮辱，以至于他傻到居然会痛苦而死。在这儿是个意外，感到痛苦的还不是有胆量的人。法国的小城市，以及像纽约那样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最大的不幸是，不能忘掉在世界上还存在像德·雷纳尔先生这样的人。在有两万居民的城市里，这些人在制造舆论，而舆论在一个有宪章的国家里是可怕的。一个高尚忠厚的人，很可能是您的朋友，但是住在一百法里以外，只能根据您的城市的舆论来判断您的为人，而这舆论是由那些碰巧生下来成为有钱而稳健的贵族的傻瓜制造的。谁与众不同，谁就该倒霉！
吃完饭以后全家就立刻动身上维尔吉去了。但是，第三天，于连看见他们又回到维里埃尔。
一个小时还不到，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德·雷纳尔夫人有什么事情对他保守秘密。他一出现，她就马上闭上嘴，中断跟她丈夫的谈话，而且似乎是希望他走开。于连很知趣，不用她再做第二次表示。他变得冷淡、审慎，德·雷纳尔夫人也发觉了，但是并不打算解释。“她是要给我一个接替者吗？”于连想。“前天还对我那么亲密！但是有人说，这些高贵的夫人历来如此。她们就像那些国王一样，一个大臣刚受到从来不曾有过的关怀，回到家里却发现宣布他不再受到宠幸的信件在等着他。”
于连注意到，在他一走近就骤然停止的谈话里，常常提到一所属于维里埃尔市产的大房子，房子很老，但是宽大、舒适，坐落在城里最繁华的商业区，教堂的对面。“在这所房子和一个新情人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呢？”于连对自己说。在忧愁中，他一遍遍地念着弗朗索瓦一世[2]的精彩的诗句。这两句诗他觉得很新鲜，因为德·雷纳尔夫人教给他还不满一个月。当时用了多少誓言，多少抚爱来驳斥这两行诗中的每一行啊！
“女人多变，
信者太傻。”
德·雷纳尔先生乘驿车到贝藏松去了。这趟旅行花了两个小时才决定；他好像非常苦恼。回来以后他把用灰纸包着的一大包东西扔在桌上。
“瞧这就是那蠢事儿，”他对他的妻子说。
一个钟头以后，于连看见张贴布告的人把这一大包东西带走了。他急忙跟在后面。“我到头一个街角就可以知道这个秘密了。”
他在张贴布告的人背后焦急地等着。张贴布告的人用大刷子在布告背面刷满浆糊。布告刚一贴好，好奇心切的于连立刻把写得非常详细的内容看了一遍，原来是以公开投标方式出租德·雷纳尔先生和他的妻子谈话里经常提到的那所很大的老房子。投标定在第二天两点钟，在市政府大厅举行，以第三支烛火熄灭为时限。于连非常失望；他觉得期限太短了一点，所有的竞争者怎么来得及得到通知呢？然而布告上的日期写的却是半个月以前，他在三个不同地点又把全文看了三遍，结果还是什么也不了解。
他去看看那所出租的房子。看门人没有见到他走近，正神色诡秘地对一个邻居说：“唔！唔！白费劲。玛斯隆先生已经答应他出三百法郎就可以得到；市长出来反对，被德·弗里莱尔代理主教召到主政府去了。”
于连的来到好像深深地打扰了这一对朋友，他们一句话也不再说下去了。
于连没有忘了去看看这次投标。灯光很暗的大厅里有许多人，但是大家都用一种奇怪的态度互相打量着。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一张桌子，于连看见桌子上的一个锡盘子里，点着三个小蜡烛头。执达吏喊道：“三百法郎，先生们！”
“三百法郎！真是太过分了，”一个人低声对他旁边的人说。于连立在他们两人中间。“它值八百多法郎；我想出更高的价钱。”
“您这是自讨苦吃。您得罪了玛斯隆先生、瓦尔诺先生、主教和他的那位可怕的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得罪了所有那一帮子人，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三百二十法郎，”另一个人喊道。
“傻瓜！”他身边的人接着说，“这儿正好有市长的一个奸细，”他指着于连补了一句。
于连猛地转过身来想对这句话做出惩罚。但是两个弗朗什-孔泰人根本不再注意他，他们的冷静使得他也恢复了冷静。这时候最后一根蜡烛熄了，执达吏用慢吞吞的声音宣布房子三百三十法郎租给***省政府的科长德·圣吉罗先生，为期九年。
市长走出大厅以后，谈话立刻开始。
“这三十个法郎是格罗若的冒失给市政府挣来的，”一个人说。
“可是德·圣吉罗先生会向格罗若报复的，”有人回答，“他会尝到苦头的。”
“真卑鄙！”于连左边的一个胖胖的人说，“我可以为我的工厂出八百法郎租下这所房子，而且我还觉得便宜呢。”
“得啦！”一个年轻的自由党制造商回答，“德·圣吉罗先生不是圣会里的人吗？他的四个孩子不是都得到了助学金吗？可怜的人！维里埃尔的市政府应该额外补助他五百法郎，就是这么回事。”
“想不到市长都没有能够阻止！”第三个人指出。“他是一个极端保王党人，一点不错，但是他不盗窃。”
“他不盗窃？”另外一个人说，“不，他顺手牵羊。这一切装进一个公共的大钱袋里，到年终全都瓜分了。可是，瞧，小索雷尔在这儿，咱们走。”
于连回来后，心情很恶劣；他发现德·雷纳尔夫人非常忧郁。
“您去看投标？”她对他说。
“是的，夫人，在那儿我荣幸地被人看成是市长先生的奸细。”
“他如果信我的话，应该出门去旅行。”
这时候德·雷纳尔先生来了；他脸色非常阴沉。吃晚饭时没有一个人说话。德·雷纳尔先生叫于连跟孩子们一起上维尔吉去，旅程是愁闷的。德·雷纳尔夫人安慰她的丈夫：“您也该习惯了，亲爱的。”
晚上，一家人默默无言地围着炉火坐着。听烧着了的山毛榉柴发出的响声是唯一的消遣。这是在最和睦的家庭里可能遇到的那种忧愁的时刻。一个孩子高兴地叫起来：“有人拉门铃！有人拉门铃！”
“天哪！如果是德·圣吉罗先生以道谢为借口来纠缠不清，”市长大声说，“我就直言不讳地谈出我对他的看法。这太过分了。他应该去感谢瓦尔诺先生；我是受到了牵连。如果那些该死的雅各宾报纸掌握了这段故事，把我写成一个诺南特-散克先生[3]，我能说什么呢？”
一个蓄着巨大的黑颊髯、相貌非常英俊的男人，这时候跟着仆人走进来。
“市长先生，我是il signor Geronimo[4]。这是驻那不勒斯[5]大使馆随员德·博维西骑士先生在我动身时让我带给您的一封信；不过是九天以前的事，”吉罗尼莫先生望着德·雷纳尔夫人，神情愉快地补充说。“德·博维西先生，您的表兄，我的好朋友，夫人，他说您会说意大利话。”
那不勒斯人的愉快情绪把这个忧愁的晚上变成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晚上。德·雷纳尔夫人坚决要请他吃一顿夜宵。她把全家人都调动起来。她希望花一切代价使于连忘掉这一天里在他耳边响起过两次的奸细的这个称呼。吉罗尼莫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很有教养，然而又非常乐观，这些品质在法国已经几乎不再是可以并存的了。在夜宵以后他和德·雷纳尔夫人唱了一小段二重唱。他讲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凌晨一点钟，于连建议孩子们去睡觉，他们一个个都大声喊叫起来。
“再听一个故事，”老大说。
“这是我自己的故事，signorino[6]，”吉罗尼莫先生说。“八年前，我像您一样是那不勒斯音乐戏剧学院一个年轻学生，我是说年纪跟你们一样，但是我没有做维里埃尔这座美丽城市的著名市长的儿子的荣幸。”
这句话使德·雷纳尔先生叹了口气，他望望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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